哲學領域中有著各種不同的實在論爭論（如關於道德實在論、數學實在論等等的爭論），本文會先就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實在論爭論之特徵作出更為精確的描述。首先是術語說明：以下「實在論」與「反實在論」應分別理解為「科學實在論」與「科學反實在論」的簡稱。「實在論者」與「反實在論者」亦如是。同樣地，「實在論爭論」或是「這個爭論」都應理解為「科學實在論爭論」的簡稱。
什麼是科學實在論呢？通常有三個「立基點 (stances)」(Psillos 1999, p. xix) 或者「向度 (dimensions)」(Chakravartty 2017, sec. 1.2) 被用來描述其特徵。以下是 Chakravartty 的描述：
在形上學上，實在論承諾科學探索的世界是獨立於心靈而存在的。……在語義學上，實在論承諾科學對於這個世界的描述是以其字面意義來解釋。……在知識論上，實在論承諾理論性的宣稱……構成了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
本節接下來會進入這個爭論在形上學、語義學及知識論方面的各個細節。本文的其餘部分會偶爾談及接受上述三個承諾的立場，它們或多或少在表面上都是 Chakravartty 所闡述標準的科學實在論 (standard scientific realism)。除了標準的科學實在論，還有各種其他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立場，如我們將在第 3 節作的討論。而要如何理解這三項承諾、對承諾還加了些什麼，以及是否三項承諾全都接受，則是這些立場的相互區別之處。
這個爭論主要聚焦在知識論上，由此開始也是有所助益的。科學哲學家都傾向同意科學提供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重要知識。不過，關於科學所提供的是什麼類型的知識，存在著很多分歧。對於世界可被觀察的部分，亦即我們可以直接透過感官，特別是視覺去經驗的那一部分，哲學家們傾向同意科學有提供我們知識。例如，科學提供我們關於行星及其軌道、化學物質的變化，及植物生命週期的知識。然而，對於世界不可被觀察的那部分，亦即我們無法透過感官直接經驗的部分，科學是否有提供我們知識，哲學家們卻是意見分歧的。例如，對於科學是否提供我們關於原子、電子和基因的知識，就是意見不一的。實在論者宣稱科學的確有，反實在論者則以各種方式提出反對。（關於可觀察和不可觀察的區分，詳見第 3.3 節。）因此，科學實在論爭論與其他實在論爭論﹙如道德實在論和數學實在論﹚有著共同的特徵，它們都傾向於關切不可被直接經驗到的事物（如道德事實和數學物項）。關於這個爭論的知識論層面，還有很多可以談論的地方，本文接下來的部分主要聚焦於此。
這個爭論也接觸到各種形上學的議題。參與這個爭論的哲學家通常都共同承諾存在一個獨立於心靈的外部世界。形上學傾向的實在論者往往相信，最佳的科學為這個外部世界的本質提供了最好的導覽，某些形式的實在論更被作為一種關於實在本質的形上學觀點來辯護。這些觀點把實在論延伸到不僅原子、電子、基因等不可觀察物是實在，自然律、自然類、模態、性質、因果關係等也是實在。實在論者包括 Psillos (1999)、Chakravartty (2007)、Ladyman & Ross (2007) 都為此立場作出了辯護，本文會分別在第 3.1、3.5 和 3.2 節作更詳細的討論。
在另一個意義上，形上學議題亦在這個雙方對立的爭論中發揮作用，一方是形上學傾向的實在論者，另一方是實用實在論者和經驗論者。經驗論者如 van Fraassen (1980, 2002, 2006, 2008) 和 Bueno (1997, 1999, 2011, 2018) 支持一種反實在論，把自然律、自然類、模態和因果定律這些東西視為「形上學的包袱」，應該避免。第 3.3 節介紹 van Fraassen 和 Bueno 的經驗論立場，包括簡短討論與 van Fraassen 立場相關的模態議題。實用實在論者如 Chang (2016, 2017, 2018) 和經驗論者一樣對形上學抱有懷疑，至少是某種形上學。對實用實在論者而言，我們能夠擁有獨立於心靈之外部世界的知識之想法，蘊涵了某種站不住腳的形上學，應該被拋棄。3.6 節會更詳細地討論實用實在論。
對於語義學，參與這個爭論的哲學家傾向於同意以所謂字面上的意義去理解或者解釋理論 (literal construal or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ories)。（雖然最近 Rowbottom (2011, 2019) 提出了例外的觀點，我們在 3.8 節中會討論到。）考量如「電子是帶負電的粒子」這樣的一個理論宣稱，如果我們非以字面上的意義去解釋，上述宣稱即使被適當地理解，也並不是真的關於不可觀察的粒子，亦不意味著該粒子存在。這樣的一個句子可能會被視為虛構的，或只是一個方便的方式讓科學家去總結執行某些實驗時所得的儀器讀數。但是，如果我們以字面上的意義去理解理論，視之為真，而為了要使這個關於電子的陳述為真，這世界也就一定有著電子。現今的實在論者與反實在論者都傾向同意以字面上的意義去理解。他們有所分歧的是，我們是否真能知道有關於不可觀察物項的理論宣稱為真，或是我們是否真能知道理論詞項指涉到不可觀察的物項。
如今這個爭論仍有很多的工作是在科學理論的語義學上，參與者都共享了要以字面意義去理解的想法。在這個爭論中，逼近真 (approximate truth)、指涉 (reference) 和表徵 (representation) 這三個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逼近真或者近似真 (truthlikeness) 的概念處於中心地位，實在論者認為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頂多只是近似真。終究，理論都會被改進，甚至被取代，而且理論通常包含了嚴格來說為假的理想狀況。要為近似真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正規的特徵描述，至今仍是困難的，在現在這個爭論中，哲學家一般對於近似真都是使用一個直覺上的概念。Psillos (1999, pp. 276-279) 認為這不必然是壞事。另一個在這個爭論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概念是指涉，理論詞的指涉在這個爭論中一直是個活躍的語義學研究領域。研究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個清楚明白的理論，點明理論詞項如何能夠指涉到不可觀察物。最近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包括 Kitcher (1993)、Psillos (1999)、Stanford & Kitcher (2000)、McLeish (2005, 2006)、Schurz (2009)，以及 Votsis (2011)，都試圖處理實在論爭論脈絡下的理論詞項指涉問題。表徵是另一個在這個爭論中舉足輕重的語義學概念。近年來，涉足這個爭論的哲學家愈來愈強調有需要專注在科學裡的非語言表徵上，尤其是使用數學來表徵實在。對理論抱持所謂語義觀點的人，是這個想法最堅定的倡議者之一。基於語義觀點，一個理論可以被視為一類模型 (model)，這些模型通常都是數學模型。最近對這個爭論有所貢獻的語義觀點支持者包括了 Ladyman (1998)、Ladyman & Ross (2007)、Bueno (1997, 1999, 2011)，以及 French (2014)。
文章接下來最大的部分都是集中在這個爭論的知識論面向。現今參與此爭論的哲學家普遍都對解答各種各樣的知識論問題感興趣。關於世界那不可觀察的部分，科學有給予我們知識嗎？如果沒有，為什麼呢？如果有，如何做到的？是否應視我們的最佳理論為近似真？或者它們只有一部分是近似真？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如何判定哪個部分才是近似真呢？在探索這些問題及相關問題之各種答案的過程中，我們也會接觸到形上學與語義上的議題，它們往往與這個爭論核心的知識論議題密切相關。
在二十一世紀的實在論爭論中有兩個核心論證，一個是支持實在論的無奇蹟論證，一個是支持反實在論的悲觀歸納論證。這兩個論證已被大量討論，我們接下來的目標是提供一個現行討論之入門。為此，2.1 節會就最近悲觀歸納論證的研究成果進行概述，2.2 節則是無奇蹟論證。
因為悲觀歸納論證 (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 是我們對科學中的一階歸納實作所作的再歸納，所以它也常常被稱作悲觀後歸納論證 (the pessimistic meta-induction)。接下來，本文會稱之為 PI。關於 PI 該如何表述，伴隨了相當多的爭議。本文會以下之形式起始，作為一個初步的概述。
悲觀歸納論證 (PI)
(P) 當我們回望科學史，我們會看到，有相當多的理論儘管是成功的，最終卻因甚至不是近似真而被拋棄。
(C) 因此，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也不是近似真。
因為所有實在論爭論的參與者都傾向於承認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不是完全真，所以 PI 所關注的是近似真而不是真。事實上，實在論的爭論中有著整個家族的悲觀論證，只有一部分真的是歸納論證。本節的目標便是要介紹這論證的家族。關於這個爭論中不同形式的悲觀論證，更詳盡的討論參見 Wray (2018, ch. 5)。
首先，因為 PI 是一種歷史論證，在此值得簡介它所依據的相關歷史細節。一般而言，它所依據的是那些儘管曾經成功，但最終因不是近似真而被拋棄的理論。我們在引言中已經介紹了一個這樣的理論，也就是菲涅耳的光以太理論。另一個常被提及的例子是十八世紀晚期普利斯利 (Priestley) 的燃素 (phlogiston) 理論。根據普利斯利的理論，金屬是由金屬灰渣﹙現在稱之為金屬氧化物﹚與燃素所組成的化合物。除此之外，普利斯利相信易燃空氣﹙現在稱之為氫氣﹚是純燃素。他使用此理論預測，在易燃空氣下加熱金屬灰可製成金屬，而他後來亦確證了此預測。不過，根據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金屬並不是包括了氫的化合物，燃素亦不存在。由此可見，如果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近似真，那麼普利斯利的理論就連近似真都不可能。儘管如此，它還是頗為成功的理論。第三個常被討論的例子是關於熱的卡路里理論，它也是成功但不近似真的理論。此理論認為熱並不是一種運動形式，而是一種稱為卡路里的物質。關於此案例的細節，詳見 Psillos (1999, pp. 115-130) 及 Chang (2003)。科學史家及科學哲學家已經發現了很多成功但甚至不近似真的理論案例。更多的案例參見 Laudan (1981)、Lyons (2002)，以及 Vickers (2013) 所提供的清單。
這些歷史案例形成了 PI 的歸納基礎。這些案例都假定了不可觀察的實體﹙如光以太、燃素、卡路里﹚，它們現今都被認為不存在，因此相關理論甚至不可能為近似真。悲觀者由此歸納基礎得出總結，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也很可能甚至不是近似真的。對悲觀者而言，物項如原子、電子、基因都很可能會如同燃素般進入科學的墳墓。實在論者宣稱科學可以為我們提供世界不可觀察部分的知識，PI 便對此架起了挑戰。畢竟，如果現今最佳理論不近似真的這個推論得以證成，我們實難指出科學給予了我們關於這世界不可見部分的知識。
這些年來，哲學家們對 PI 作出了好些不同形式的回應。Psillos (1999, p. 105) 稱「歸納基礎並不夠大亦不夠代表性以保證悲觀結論」。Lyons (2002, p. 65) 觀察到，關於物理物項的歸納是可靠的，因為我們有理由去相信這些物項和它們的性質是有某種自然齊一性。他續說道，我們反而沒有理由相信理論的假有著某種自然齊一性。與之類似，Shech (2019) 基於 Norton (2003) 歸納的實質理論而認為 PI 並非有說服力的歸納。也有一些爭議是關於是否該把 PI 理解成某一種關於理論群體的機率論證，且如果是的話，PI 是否體現了某種像是基本比率謬誤 (the base rate fallacy) 或翻轉謬誤 (the turnover fallacy) 那樣的機率謬誤 (Lewis 2001; Lange 2002; Magnus & Callender 2004; Saatsi 2005)。Fahrbach (2011, 2017) 及 Park (2011) 發展了另一種回應，他們認為過去科學家所面對的和我們現在所在的處境之間有個關係重大的差異，並據此反對 PI。確切而言，現今的理論是更為成功的，有更好的證據支持，相對而言也更為穩定等等。若是如此，歸納基礎中的歷史案例與我們現今的處境是無關的，所以這些案例並不能保證對於現今理論的悲觀結論。Wray (2013) 對此類反駁作出回應來為PI辯護，他認為過去科學家應可提出一模一樣的論證，而的確我們今天知道他們當時的理論後來因為不近似真而被摒棄。最後，Frost-Arnold (2011, 2014) 認為，PI 的辯護者會面臨一個兩難。他們要不是得承認過去的理論並非假而是缺乏真值，就是得拒絕一些正統的語義學觀點。
以上討論的若干回應都著重在 PI 的歸納法性質，然而有些爭議則在於 PI 到底應不應該被表述成一個歸納論證。透過 PI 自身歷史的一些不尋常特徵，這個議題可以更為清楚地展現。本節開頭所介紹的 PI 形式，可以回溯到 Laudan (1977, p. 126) 和 Putnam (1978, pp. 24-25)，後者稱此為「災難性的後設歸納」(1978, p. 37)。直到不久前，幾乎所有實在論爭論中的哲學家都是把PI的來源回溯到較新近的出處，即 Laudan (1981)。問題是，一如 Lyons (2002) 曾有力點明的，在 Laudan (1981) 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 PI。
那些仔細檢閱 Laudan (1981) 著作以找出 PI 的哲學家，因而將 PI 構作成不同於本節開頭出現有明顯具歸納形式的論證。Psillos (1999, pp. 102-103)、Lewis (2001) 和 Saatsi (2005) 把 Laudan (1981) 的論證形構成一個歸謬論證。以下是 Saatsi (2005, p. 1089) 形構的論證：
- 假設理論是否成功是理論是否為真的一個可靠測試。
- 因此現今的成功理論多數為真。
- 因為過去的科學理論與現今的成功理論有著重大差異，所以過去的科學理論多數為假。
- 這些過去的理論很多曾經是成功的。
- 因此理論是否成功並不是理論是否為真的一個可靠測試。（否則會造成 (3) 和 (4) 矛盾）
Psillos、Lewis 和 Saatsi 堅持標記此論證為「悲觀歸納論證」，並堅稱它在某種意義上是歸納性的，因為有那些成功但甚至不近似真的理論作為歸納的基礎，為命題 (4) 提供了證成。為了把這個論證與前述的 PI 區別開來，讓我們把它稱為悲觀歸謬 (pessimistic reductio)。Lyons (2002, p. 65) 則是更進一步稱 Laudan (1981) 的論證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歸納性的。他以純演繹的方式作出了重構：
前提 1：如果實在論的假說設是正確的 (A)，則每個成功的理論都為真 (B)。
前提 2：我們有一系列的成功理論不為真﹙非B﹚。
結論：因此，實在論的假說是假的﹙非A﹚。
這裡實在論的假說主張的是，理論成功與否是它是否為真的可靠指標。Lyons 稱這個論證為「悲觀後設否定後件」(the pessimistic meta-modus tollens)。另見 Lyons (2017) 對此論證表述所作的更新。
Stanford 提供了另一種不同形式的悲觀歸納論證，他在說明「未被想到的另類理論」(2006, p. 16) 之問題時，提出他所謂「科學史上的新歸納」(2006, p. 17)。這個問題是關於 Stanford 所謂「反覆出現、暫時的不充分決定性」(2006, p. 17) 之可能狀況。一般而言，當經驗證據對兩個或多個理論有同等的支持時， 理論便無法被證據所充分決定。換句話說，所有被考慮的理論都可以容納這些證據，所以這些證據並無法告訴我們應該相信哪個理論。當我們有兩個或多個理論在其經驗結果上有所不同，但它們仍在某個特定時刻被既有的證據同等地確證時，暫時的不充分決定性便出現了。由於兩個理論提供不同的經驗結果，未來的證據可能僅支持其中一個理論，因此這個不充分決定性只是短時間、一時的。Stanford 主張這暫時的不充分決定性是反覆出現的，亦即它會隨著科學的發展而頻繁發生。Stanford 的這個主張是基於歷史的記錄，歷史上的科學家們向來沒有設想出那些取代了他們自己理論的理論。例如，雖然牛頓沒有設想出廣義相對論，但他所身處年代之既有證據，會如同確證牛頓理論般，早已確證了廣義相對論。
此時我們便可刻畫出 Stanford 的新歸納，以及引介未被想到的另類理論之問題了。新歸納可以描述如下：
- 前提：過去的科學家向來沒有為他們已接受的理論，設想出值得被認真看待的另類理論，也就是在當時既有證據下會得到同等程度確證的其他理論。
- 結論：現今的科學家也向來沒有為他們已接受的理論，設想出值得被認真看待的另類理論。
簡而言之，未被想到的另類理論之問題是個歸納上結論，它會損害我們視現今最佳理論為近似真的信念。Stanford 的基本想法在於，科學家在排除掉所有競爭理論後，便一貫地接受他們的理論。然而，只有當我們擁有最可靠另類理論的完整清單時，這樣的消除式推理才是靠得住的。而同時，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清單，因為科學家們始終沒有設想出值得被認真看待的另類理論 (2006, p. 29)。因此，在這情況下，這種消除式推理是靠不住的，我們視現今最佳理論為近似真的信念也會被減損。
最後，Frost-Arnold (2019) 最近在他稱之為「誤導性證據問題」的脈絡下，刻畫了一種悲觀歸納論證。Frost-Arnold 的中心主張是「科學家在某一時間點所運用的全部證據往往是不具代表性或者具誤導性的」(2019, p. 910)，而所謂「E 是 H 的誤導性證據」意思是「證據 E（遞增地）確證假說 H，但 H 甚至不是（近似）真」(2019, pp. 910-911)。Frost-Arnold 展示了一些歷史案例以說明和推展這個中心主張，接著他提出以下的「誤導性證據歸納」(2019, p. 912)：
- 前提：過去的科學家常面臨誤導性的整個證據集合。
- 結論： 現在的科學家常面臨誤導性的整個證據集合。
Frost-Arnold 認為這是一種不同的悲觀歸納論證，它不會最終崩塌成 PI 或者 Stanford 的新歸納。
無奇蹟論證 (the no miracles argument) 有時也會稱為奇蹟論證 (the miracle argument) (Menke 2014)，或者終極論證 (the ultimate argument) (van Fraassen 1980, pp. 38-39; Musgrave 1988)。本文接下來會稱之為 NMA。本文會由以下形式的 NMA 起始，作為一個初步的概述：
無奇蹟論證 (NMA)
(P1) 我們的最佳理論在說明和預測方面都展現了無與倫比的成功。
(P2) 如果這些理論不是至少近似真，則它們的成功會是一場奇蹟。
(C) 因此，我們的最佳理論至少是近似真的。
NMA 通常可以回溯到 Putnam (1975, pp. 72-73)，且它常被理解為一個逆推論證 (abductive argument) 或是最佳說明推論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因為所有參與實在論爭論的哲學家都傾向於承認我們的最佳理論並不是完全真，所以 NMA 一如 PI，所關注的是近似真而不是真。基本的想法是，我們最佳理論的近似真，為它們在說明和預測上的成功，提供了最好的說明。如果我們的理論都如同非實在論者主張的甚至不是近似真，那麼這些成功看來都是一場奇蹟。透過推論到真的這個最佳說明，便得以總結我們的最佳理論是近似真的。NMA因而為某些形式的實在論提供支持，特別是實在論者所主張科學給予我們世界不可觀察部分的知識。
對 NMA 最強的挑戰之一就是 PI，尢其是構成了 PI 歸納基礎的理論群，即那些成功但甚至不近似真的理論。對於那些理論的成功，近似真無法作為最佳的說明。於是，這樣的「奇蹟」便對 NMA 由成功推論到真的核心，引發出嚴重的問題。
實在論者為了回應這個挑戰，為 NMA 做出了兩項澄清。首先，實在論者不再關注一般而言的說明和預測的成功。取而代之地，他們通常關注一種特殊的成功，亦即做出新奇預測的成功。這種成功最直接的案例牽涉到時間相關的新奇性 (temporal novelty)，意思是理論所預測之現象，在理論建立的時候是未知的。此外還有使用相關的新奇性 (use novelty)，即理論所預測之現象已為人所知，但在建立理論的過程中，科學家並未使用到該現象。Psillos (1999, pp. 105-107) 為這兩種成功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討論，也闡明為何實在論者特別關注新奇預測的成功。其基本想法是，「任何理論……都可被構作成與事實相符……從而獲得成功……只消把正確的經驗結果『寫入』其中」(1999, p. 105)。這種成功不足以作為理由去相信理論是近似真的。然而，把正確經驗結果寫入並無法達到新奇預測的成功，因此這種成功是更為嚴格的。如果理論甚至不近似真，能取得這種成功似乎就讓人不解了。那樣的話，NMA (P1) 中的「說明和預測方面的成功」應換成「做出新奇預測的成功」。二十一世紀的實在論爭論在很大程度上都特別聚焦於新奇預測的成功 (Lyons 2002; Vickers 2013)。
NMA 在應對 PI 的挑戰上，第一項澄清只是部分地有效。的確有很多甚至不近似真的理論儘管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卻未能做出新奇預測，繼而不會對這個澄清後的 NMA 版本造成威脅。不過，也有很多甚至不近似真的理論做出了新奇預測。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包括菲涅耳的光以太理論（本文引言中有討論到）、普利斯利的燃素理論（2.1 節有作討論），以及熱的卡路里理論（2.1 節有作簡介）。除此之外，特別是 Lyons (2002) 和 Vickers (2013) 他們在隨後的實在論爭論中也加進了一些案例，都有著不近似真卻做出了新奇預測的理論。
因此，實在論者為 NMA 做出了第二項澄清。他們現在傾向於承認，一個成功的理論作為一個整體時，可能甚至不近似真。所以，他們普遍都已放棄嘗試以整個理論的近似真來說明成功。取而代之地，他們嘗試以理論的某個部分近似真來說明成功。NMA 因而不再是用來支持我們的最佳理論近似真的這個結論，而是支持較弱的結論，即我們的最佳理論包含著近似真的部分。此種說明策略正是挑選實在論的核心，這會在 3.1 節作更詳細的探討。
除了 PI，NMA 還面臨好些其他挑戰。如同 PI，也有些爭議在於 NMA 是否最好被理解為一種關於理論群體的機率論證，且如果是的話，NMA 是否體現了基本比率謬誤。(Howson 2000, pp. 52-54; Magnus & Callender 2004; Dicken 2013; Menke 2014; Sprenger 2016; Henderson 2017; Schindler 2017; Dawid & Hartmann 2018)。哲學家們亦曾論證，理論可能在某個意義上近似真，卻是極其失敗的，並以此挑戰實在論者所主張之近似真作為成功的最佳說明 (Laudan 1981, pp. 30-32; Lyons 2002, pp. 73-77)。哲學家們也觀察到，預期用來說明成功的實在論假說，即我們的最佳理論近似真，它本身並沒有展現出任何預測性的成功 (Laudan 1981, p. 46; Frost-Arnold 2016)。以實在論者自己的觀點來看，我們沒有什麼理由要認真看待實在論的假說。
最後，哲學家們觀察到，如果 NMA 的一個目標是說服反實在論者，那麼它完全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Laudan 1981, pp. 45-46; Musgrave 1988, p. 249; Psillos 1999, p. 81; Magnus & Callender 2004; Dicken 2013, p. 564)。有好幾個方法可以說明此點，但最直接的方法可能是跟隨 Dicken (2013, p.564) 的思路。Dicken 觀察到，當談及一階的科學實作時，反實在論者並不接受最佳說明推論。即使反實在論者認為量子力學為某一組可觀察現象提供了最佳說明，他們仍不會以此為理由去推論量子力學為近似真。在這種情況下，NMA 利用最佳說明推論來攻擊反實在論者，在科學哲學後設層面上是完全缺乏說服力的。不少哲學家相信，對這個狀況的恰當回應，就是放棄以 NMA 來說服反實在論者，而運用 NMA 來為原本就是實在論支持者的人，提供額外的保證。關於此點，更多的討論參見 Psillos (1999, pp. 78-90) 及 Dicken (2013, p.564)。
在二十一世紀的實在論爭論中，有著許多不同種類的立場。本文在這裡的目標就是為各個立場定位提供概述。為此，以下每個小節將專門概述一種特定立場。不過，有必要先指出，雖然每個小節都有各自的標題來區別不同種類的立場，卻不意味著它們必然是互相排斥的類別。接下來的部分，對於那些別種歸類也合理的案例，本文會試圖清楚說明。
初步概略而言，挑選實在論 (selective realism) 的觀點認為，儘管我們的最佳理論可能不是近似真，但它們的確有著近似真的部分，而實在論者的承諾只涵蓋到理論的那些部分。挑選實在論的建立常常是出於試圖調和 PI 與 NMA。挑選實在論者可以同意悲觀論者，認為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甚至不是近似真，但仍能以理論近似真的部分去說明其成功。說到「挑選實在論」這個詞的使用，本文最早可將其回溯到 Worall (1988, p. 372)。不過，在二十一世紀之前，這個詞項都未被廣泛使用，也不清楚當今的用法能否追溯到 Worrall。在二十一世紀時，這個詞項似乎最初是用來指稱 Hacking (1983) 的立場 (Humphreys 2004, p. 35; Arabatzis 2006, p. 253)，之後才被一般化，指稱那些把實在論承諾限制在理論中特定部分的立場。關於 Hacking 的立場詳見 3.4 節，當中亦會解釋為什麼在上述意義下，把 Hacking 的立場分類到挑選實在論之下並不理想。關於挑選實在論的各個立場，參見 Lyons (2017, p. 3215) 所提供的一份有用的清單。
挑選實在論最初由 Kitcher (1993) 所提出，後來 Psillos (1999) 再對此作精煉。Kitcher 區分了「工作設定 (working posits)（出現在解決問題架構中的理論語詞，其所推定的指涉物），與預設設定 (presuppositional posits)（在架構的實際案例為真的情況下，顯然必須存在的物項）」(1993, p. 149)。他舉例，原子是工作設定，而菲涅耳的光以太則是預設設定。Kitcher 的基本想法是，我們應該要作為工作設定的實在論者，因為他們在問題的解決上扮演著不可缺的角色，但我們不應作為預設設定的實在論者，因為它們在問題的解決上並沒有扮演必要的角色。Psillos (1999, p. 110) 也提出了類似的區分，將理論中那些促成新奇預測成功的組成部分，和那些對於取得成功沒有必要的閒置部分區別開來。接著他論述，實在論的承諾只應涵蓋那些必要的組成部分，而不應包括閒置的組成部分。Psillos 稱之為「分而治之的對策 (divide et impera move)」(1999, p. 108)，且 Kitcher 和 Psillos 的立場有時亦被稱作分而治之的實在論 (Vickers 2013)。找出什麼是被「配置 (deploy)」來有效運用在各種不同的問題解法中，是 Kitcher 用以表達他觀點的方式 (1993, pp. 143-144)，所以 Kitcher 和 Psillos 的立場被稱為配置實在論 (Lyons 2002, 2017)。Lyons (2002, 2006, 2017) 對各種 Kitcher-Psillos 類型的挑選實在論，做出了強力的批判。
考慮到 Lyons 的批判，對於我們應作為推導出新奇預測成功之工作設定的實在論者之想法，Vickers (2013) 引入了一些細部調整。Vickers 不把重點放在一般而言的新奇預測成功，而是區分出印象深刻的和印象不深刻的新奇預測成功，印象深刻的足以作為某種實在論的根據，而印象不深刻的則不能。此外還有個問題是，到底是什麼組成一個推導而得出預測呢？Vickers 區分了內在的推導設定 (derivation-internal posits) 和外在的推導設定 (derivation-external posits)，前者屬於推導過程的一部分，後者則在推導過程之外，但會啟發科學家去思考特定的想法。Vickers 接著論述，作為一個內在的推導設定，並不會使得它就是工作設定。內在的推導設定本身可以同時包含工作的部分與閒置的部分。辨認出推導過程中閒置的部分之後，我們或許就會想要總結道，剩下來的一定是工作的部分，且都值得被實在論者所承諾。Vickers 提醒我們不要做出這樣的結論，實在論者最多可以承諾的只有推導過程中「移除那些經辨認為閒置的設定後，所剩下來的其中一些（但不確定是哪些）部分」(2013, p. 209)。Vickers 的調整為實在論者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資源，得以容納那些作為 PI 歸納基礎的案例。不過，我們可以公平地說，對比 Kitcher 和 Psillos 所想的實在論，這樣的實在論已經大大弱化了。對 Vickers 看法的批評，參見 Peters (2014, p. 386-389)、Tulodziecki (2017) 和 Hricko（即將出版）。
Peters (2014) 也對 Kitcher-Psillos 類型的挑選實在論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認為專注於新奇預測成功之所以合理，是基於某個更基本的東西，也就是對於成功的統合 (unification) 判準。基本想法是說，一個可以使理論統合為一的設定，可以使我們「輸出多於投入」(2014, p. 392)。更明確地說，這個設定所蘊涵的準確經驗斷言，多於科學家一開始建構這個設定時所使用到的命題。那些展現出新奇性預測成功的理論設定，都是這類設定。因為預測是新奇的，在建構這個設定時並沒有把預測「寫進」這個設定（2.2 節有就這一點作討論）。在 Peters 所發展的挑選實在論觀點下，我們應該對那些履行統一工作的設定持實在論立場。
Kitcher-Psillos 挑選實在論的另一個發展是來自 Harker (2013)。Harker 不再把重點放在個別理論的新奇預測成功，而是對焦在一種比較意義上的成功。基本的想法是，當一個理論預測出對其對手而言是無法預期或是異常的現象時，這個理論就是一個相較於其對手更為成功的理論。Harker 論述道，這些理論之所以展現出這種成功，是因為它包含對手所沒有的理論修改。Harker 認為，挑選實在論者需要做的是去辨識出這些理論修改，它們是使得理論比較成功的原因，也正是實在論者所要承諾的對象。對 Harker 來說，這些修改亦是理論近似真的部分，我們會預期它們隨著理論變遷被保留下來。
概略而言，結構實在論 (structural realism) 的觀點認為，對於這個世界，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它的結構。標準的實在論者認為科學給予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反實在論者則堅稱，科學只給予我們關於這世界可觀察部分的知識，而沒有給予我們不可觀察部分的知識。結構實在論像是一種介於中間的立場，因為它主張科學給予我們關於這世界、包括可觀察與不可觀察部分的知識；只不過，它所給予的知識，是關於這世界結構的知識。
結構實在論在二十一世紀得到了大量的關注，至今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獻數量相當龐大。這一節會介紹結構實在論最初由 Worrall (1989) 所提出的基本想法，並概略性地簡要說明這些基本想法後來的一些重要發展。本文在此並無法進入所有細節之中。對各個細節感興趣的讀者，可參看 Frigg & Votsis (2011) 和 Ladyman (2019b)，他們都就結構實在論的文獻提供了詳盡易懂的概述。
結構實在論是被 Worrall (1989) 引進實在論爭論中的。或者說，是被他重新引進的，因為據 Worrall 所稱，他的立場可以在 Duhem (1991 [1906])，以及特別在 Poincaré (1952 [1905]) 的早期著作中找到。Worrall 的核心案例是從菲涅耳的光以太理論過渡到馬克士威 (Maxwell) 的電磁場理論。這是悲觀論者最喜愛的一個例子，因為光以太最終被淘汰而被電磁場所取代。不過，如同 Worrall 所指出，在這次的理論變遷中，不僅僅是經驗內容有被保留下來。特別是，菲涅耳的理論包含了一組方程式叫做菲涅耳方程組，而這組方程式也出現在馬克士威的理論中。Worrall 認為這組方程式展現了世界的結構。如他所言：「菲涅耳相當正確的不只有關於一整個系列的光學現象，對於這些現象取決於某些與光行進方向成直角的周期性變化，他也是正確的。」(1989, p. 120)，也就是說，菲涅耳他正確地捕捉到了世界的結構。但是，關於光的本質，菲涅耳是錯誤的，因為他所設定在背後的理論機制（光以太）並不存在。
更一般而言，Worrall 的結構實在論相當於主張科學有給予我們關於這世界結構的知識，但沒有關於世界本質的知識。在理論變遷的情況下，除了經驗內容外，方程式一般也都會被保留下來，至少舊理論方程式可重新作為新理論方式程的限制情況。根據 Worrall，這些方程式給予我們關於世界是如何構造起來的知識。理論所告訴我們關於世界的本質，即可觀察現象背後之不可觀察的機制，是常常不會隨著理論變遷被保留下來。Worrall 總結道，我們的理論並不會給予我們關於這世界本質的知識。Worrall 主張他的結構實在論可以同時適應 NMA 和 PI，並以此為結構實在論作辯護。關於 NMA，我們的理論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它捕捉到世界的結構。對於 PI，結構實在論者可以承認我們的理論甚至不近似真，因為它們包含了關於這世界本質的主張。
在 Worrall 重新引入結構實在論的一段時間之後，Ladyman (1998, p. 410) 提出了一個「關於結構實在論本質的根本性問題」，也就是「它是形上學還是知識論呢？」Ladyman 接著區分了兩種不同形式的結構實在論，從那之後，區別知識論上的結構實在論 (epistemic structural realism) (ESR) 和存有上的結構實在論 (ontic structural realism) (OSR) 就成為標準動作了。
首先，ESR 是關於科學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樣的知識。ESR 的支持者承認非結構面向的實在（例如 Worrall 所指的「本質 (nature)」可能存在），但他們主張科學所能提供我們的知識最多只到世界不可見部分的結構。不過，關於我們能否擁有世界可見部分非結構面向的知識，是有著不同意見的。Frigg 和 Votsis (2011, p. 232) 區分了直接的 ESR 論者和間接的 ESR 論者，前者主張我們能夠擁有這樣的知識，後者則認為我們無法。Worrall (2007, 2011) 接著為直接的 ESR 作辯護。為間接的 ESR 所作的辯護請見 Votsis (2005)。
對 OSR 的支持者而言，結構實在論是形上學，而不是知識論。概略而言，OSR 就等於聲稱結構就是一切。我們沒有缺乏非結構面向實在的相關知識，因為它們就是不存在。OSR 因此與我們平常的觀點是有所衝突的，存有論上一般認為物體 (object) 是比結構更為基本的，結構的存在必須依賴物體去把它具現 (instantiate)。OSR 的支持者則認為，在存有論上結構才是基本的，物體的存在必須依賴結構。OSR 的支持者普遍都依靠物理學哲學上的研究成果來辯護他們的觀點。參見 Ladyman & Ross (2007) 和 French (2014) 的兩本專書著作，為這個立場提供了全面的辯護。
除了 Ladyman (1998) 對於結構實在論是知識論還是形上學的這個提問之外，還有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結構實在論者必須要回答的：結構是什麼？Worrall (1989) 最初以方程式來描述結構，它們展示出現象之間的關係。後來他又以 Ramsey 句子來描述結構 (Worrall 2007, 2011)。對理論抱持語義學觀點的支持者如 Ladyman (1998) 和 French (2014)，都不接受這種語言學方式的描述，而支持一種數學方式的描述。一種最為常見的數學化描述，是利用集合論意義下的有序對 (ordered pair)〈U,R〉之結構概念，其中 U 是一個由物體所組成的非空集合，而 R 是一個由定義在那些物體上的關係 (relation) 所組成的集合。Frigg & Votsis (2011, pp. 229-232) 對這個概念作出了一個易懂的介紹。結構也曾被以其他方式來描述：部分結構 (partial structures) (Bueno, French, & Ladyman 2002)、框架理論 (frame theory) (Votsis & Schurz 2012)、範疇論 (category theory) (Bain 2013)、群論 (group theory) (French 2014)，以及圖像理論 (graph theory) (Yan & Hricko 2017)。這些對於「結構是什麼」的答案都關心如何把結構的概念形式化，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結構的形上學本質。在 Worrall (1989, p. 119) 一開始對結構實在論的介紹中，結構就是現象之間的關係。而根據 Ladyman & Ross (2007, p. 130 ff.) 版本的 OSR，結構應被理解為世界的客觀模態結構。
儘管結構實在論常被視為挑選實在論的一個類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結構實在論最著名辯護者的 Ladyman (2019a, p. 1) 認為並非如此，因為結構實在論並沒有預測，當現行理論被新理論取代時，理論的哪個部分會被保留下來。儘管 Ladyman 認為結構會隨著理論變遷被保留下來，但他也承認有案例是結構沒被保留下來的，所以他認為要預測哪種結構會被保留下來是不可能的。像 Harker (2013) 所發展的挑選實在論，宣稱其立場明確預測什麼部分會隨理論變遷被保留下來，結構實在論因此與之形成對比。
結構經驗主義 (structural empiricism) 是對結構實在論所作的經驗論類比。概略而言，因為它主張科學只提供我們關於世界可觀察部分之結構的知識，所以它是一種反實在論立場。更確切來說，它明確地以結構主義發展 van Fraassen (1980) 的建構經驗主義 (constructive empiricism)，所以本節將由介紹建構經驗主義作起始。
在 van Fraassen 的描述下，建構經驗主義是一種關於科學之目標的觀點：「科學旨在提供我們經驗上適當 (empirically adequate) 的理論」(1980, p. 12)。概略來說，如果一個理論為世界的可觀察部分提供一個真的說法，那麼這個理論就是經驗上適當的。經驗上的適當性因此而依賴於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區分。
van Fraassen (1980, pp. 13-19, 56-59) 以如下的方法作出區分。首先，他提供以下準則「作為一個避免謬誤的粗略指引」：
「如果存在某些情境是一旦 X 在這些情境下出現在我們面前則我們觀察到它，那麼 X 就是可被觀察的。」(1980, p. 16)
對 van Fraassen 而言，觀察是不需輔助的感知，所以可被觀察的東西就是人類能夠以其感官，在沒有使用工具輔助下而有能力察覺到的東西。在「可觀察」這個詞當中的「可」，指的是正常人類的感知能力，所以這個區分是相對於一個特定的社群，也就是人類探索者。因此，什麼是可觀察和什麼是不可觀察，是一個經驗上的問題，應該由科學來處理，而不是一個哲學家該試圖先驗地去回答的哲學問題。van Fraassen 承認這樣的區分是含糊的，但他認為仍是有用的。雖然有明確的例子是可觀察物項（如大象），也有明確的例子是不可觀察物項（如電子），但還是有位在邊界上的例子。van Fraassen 作出區分的方法，被視為是二十世紀中葉邏輯實證主義衰落以來，最為充分發展的嘗試。
van Fraassen 關於可觀察性的觀點，在二十一世紀初一直都備受關注以及批判。(Ladyman 2000; Alspector-Kelly 2001, 2004; Monton & van Fraassen 2003; Muller 2004, 2005; Dicken & Lipton 2006; Muller & van Fraassen 2008; Dicken 2009; Bueno 2018﹚。以其中一個爭議作為例子，Ladyman (2000) 認為 van Fraassen 對可觀察與不觀察所作之區分是一個模態的區分，需要承諾客觀模態性的存在。這個承諾會為否認客觀模態性存在的 van Fraassen 帶來問題。一如 van Fraassen 在最初介紹建構經驗主義時所述，「作為一名經驗論者就是……認識到在本質上沒有客觀的模態性」(1980, p. 202)。為了回應 Layman，Monton & van Fraassen (2003) 就可觀察性發展了一種非模態的理解方式。
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區分，是經驗上的適當性這個概念的核心，而 van Fraassen 以理論的語義學觀點，為這個概念提供了一個更精確的表達 (1980, p. 64)。基於語義學觀點，一個理論等同於一類模型。根據 Bueno (1997)，我們可以把這些模型想成 3.2 節所介紹集合論意義下的結構。每個理論模型都可以被想成所謂的 Henkin 結構 S，其中 S=<(Uo, Uu), (Ro, Rm, Ru) >﹙關於這種方法，參見 Frigg & Votsis (2011, pp. 248-249)）。定義域 (domain) 被分成兩個由物體組成的集合：一個是可觀察物的集合 (Uo)，另一個是不可觀察物的集合 (Uu)。同樣地，由定義在這些物體上的關係所組成的集合被分成三個：一個是可觀察物之間關係的集合 (Ro)，一個是不可觀察物之間關係的集合 (Ru)，還有一個是可觀察物和不可觀察物之間「混合」關係的集合 (Rm)。van Fraassen 所稱的一個理論模型之經驗子結構 (empirical substructure) 即為 Se，其中 Se=<Uo, Ro>。經驗子結構就如 van Fraassen 所述，是模型的一部分，該部分是「可觀察現象之直接表徵的候選人」(1980, p. 64)。我們還有最後一個結構需要考量，就是 van Fraassen 所稱的顯像 (appearances)。根據 van Fraassen，這些是「可被實驗與測量報告描述之結構」(1980, p. 64)，也就是資料的模型。我們可以用另一個結構 A=<Ua, Ra> 來表示顯像。van Fraassen 對經驗上的適當性更精確的描述如下：「如果理論擁有一個模型，其經驗子結構是和所有的顯像都同構 (isomorphic)，那麼理論就是經驗上適當的」(1980, p. 64)。也就是說，顯像 A 必須與一個理論模型 S 的經驗子結構 Se 是同構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如 van Fraassen 有時會說的，顯像可以內嵌在一個理論模型中。
Bueno 和 van Fraassen 從那之後，便以一種明確的結構主義方式去發展與辯護建構經驗主義。Bueno (1999, 2011) 將他所辯護的立場稱為「結構經驗主義」。這個立場在某個意義上是結構取向的，因為它利用了部分結構法去進一步發展建構經驗主義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Bueno 使用這個方法藉以發展具有程度性的經驗適當性概念，以對比於 van Fraassen 原本全有或全無的經驗適當性概念。van Fraassen (2006, 2008) 將他所辯護的立場稱為「一種經驗論的結構主義」。van Fraassen (2008, p. 238) 用他所理解的「我們所知的只有結構」這個常被結構實在論者覆述的口號，來清楚表達他的基本想法：
- 科學所把經驗現象表示成可內嵌在某些抽象結構（理論模型）之中。
- 那些抽象結構頂多只能用結構的同構來描述。
結果，我們理論最多只捕捉到經驗﹙即可觀察﹚現象的結構。不論是 Bueno 的結構經驗主義還是 van Fraassen 的經驗論的結構主義，都沒有與 van Fraassen 最初描繪的建構經驗主義表現出徹底的斷絕。Bueno 的研究為最初的觀點提出的發展，比 van Fraassen 近期的研究還要多。不過，van Fraassen 近年的研究顯然強調建構經驗主義在當初被提出時所包含的結構主義面向。因此，在與各種形式的結構實在論（在 3.2 節有討論）之關聯性上，他為建構經驗主義的定位提供了有用的指南。
好些實在論爭論的立場都主要著重在科學如何能提供我們不可觀察物的知識﹙如電子和基因﹚。這類立場最初由 Cartwright (1983) 和 Hacking (1983) 所提出，他們認為用以證成我們對於不可觀察物存在之主張的，主要是實驗的實作，而不是理論。他們的立場通常都被稱為「物項實在論 (entity realism)」或「實驗實在論 (experimental realism)」，在二十一世紀，也有論者為類似的立場作辯護。
最近在文獻中有一種物項實在論，是由 Eronen (2019) 所提出，以強健性為基礎的物項實在論（robustness-based entity realism，簡寫為 RER）。根據 Eronen (2019, p. 2346)，「相關的科學社群在某個特定時間對 X 有強健的證據，強健在於 X 能以各種各樣獨立的方法被偵測、測量、推導、製造或說明」，其中X就可以是一個物項或是一個性質。因此強健性是具有程度性的，當我們對某個特定的物項或性質擁有高度強健的證據時，就保證了我們可以對此物項或性質採取實在論態度。重要的是，對於把實在性授予一個特定的物項或性質，Eronen 視強健的證據為一充分而非必要的條件 (2019, p. 2345)。因此，這容許了我們以其他的方式來證成物項的實在性。Eronen 特別以生命科學來辯護其 RER 的立場，然而他的確也提到此立場或許可以有效地應用到科學的其他學門。有鑒於此觀點暫限於生命科學，以及它將強健證據當作充分而非必要條件，RER 或可被歸類為一種對實在論爭辯的局部取徑。對此取徑，3.9 節會有詳細的討論。
儘管物項實在論常被視為一種挑選實在論，但實際上這卻不是清楚明白的。如同在 3.1 節所作的討論，挑選實在論者所關心的是到底我們最佳理論的哪些部分值得實在論的承諾。然而 Cartwright 和 Hacking 的立場在最初被提出時，其實是作為一種結合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方法，對物項採取實在論立場，對理論則採取反實在論立場。根據他們的立場，我們可能會承認我們缺乏一個好的電子理論，仍主張電子是實在的，這由各種實驗實作所保證。在這種情況下，去認為他們的立場是在提供一個方法來決定理論的哪些部分應被視為實在，這樣的解讀是不合理的。如同 Cartwright 和 Hacking 的物項實在論，Eronen 的 RER 也不是一種挑選實在論。正如他所明確表示的，對 X 所作每個獨立的偵測、測量等等，可以是基於不同的理論，某些情況甚至沒有理論作為基礎 (2019, p. 2348)。因此對於特定物項或性質的強健證據，是獨立於任何關於這個物項或性質之特定理論的。因此，這些形式的物項實在論不應被視為挑選實在論的立場。
我們以 Ruttkamp-Bloem (2011) 的互動實在論之一簡短討論，來為本節作結。此立場至少就某部分來說，是在嘗試超越理論–物項的二分，而這個二分正是 Cartwright 與 Hacking 物項實在論的核心。Ruttkamp-Bloem 的基本想法是去評估理論的系列，而不是個別的理論。當理論與實在互動，它們會被修改、被拋棄，以及被取代，而一系列的理論包括了整個歷史中關於實在特定面向的所有理論。經歷過這理論與實在的互動，理論系列可能變得更具有演化上的進步，也就是說，隨時間推移，理論變得在經驗上更為適當，也指涉到更多不可觀察的物項。理論系列能或多或少地在演化上進步，而 Ruttkamp-Bloem 的主要主張就是，「有越多與實在特定面向有效互動的理論最後成為『演化上進步的』，實在論者就越能肯定理論與被假定的不可觀察物﹙如電子或者基因﹚有著科學上的互動」(2011, p. 42)。
半實在論 (semirealism) 最初由 Chakravartty (1998) 所提出，他在論述結構實在論和物項實在論相互蘊含的脈絡下引介了這個立場。半實在論依賴於兩種性質的區分：偵測性質 (detection properties) 與輔助性質 (auxiliary properties)。「偵測性質」對 Chakravartty 而言，「是透過因果程序連結到我們的儀器和其他偵測工具」(2007, p. 48)。他認為這些程序常常是以數學方程式來描述，他也論證道，「因而，我們可以把偵測性質視為對這種方程式作一個最低詮釋之所需」(2007, p. 48)。另一方面，「輔助特性是其他任何由理論將其歸予特定個體的假定性質」(2007, p. 47)。他以菲涅耳的光以太理論來說明他的基本想法。光的偵測性質包括了光的強度與傳播方向，這些性質都是連結到儀器的，且需要用到它們來為菲涅耳方程式給一個最低限度的詮釋。光的輔助特性包括在光以太中的振幅位移，其中光以太被設想成一種有彈性的固體介質。這個性質沒有連結到我們的儀器，而且在對菲涅耳方程式作最低詮釋時不需要用到它。因此 Chakravartty 的半實在論等於是對偵測性質的實在論。輔助性質要麼最終轉變為偵測性質﹙當我們有偵測到這些性質的時候﹚，要麼就是被取消掉。如 Chakravartty 明確表示，我們可以從偵測性質開始實在論的立場，建立起關於物項的實在論，其中這些物項具有偵測性質 (2007, pp. 63-66)。
Egg (2012, 2016) 的因果實在論 (causal realism) 是對 Chakravartty 半實在論的進一步發展。Egg 也區分了偵測性質與輔助性質，但他以另一種方法來作出這個區分。他採用了 Suárez (2008) 的因果保證 (causal warrant) 與理論保證 (theoretical warrant) 之別，並加以發展。其基本想法是，偵測性質是我們擁有因果保證的那些性質。Egg (2012, pp. 261-269；2016, pp. 126-129) 以如下方法來區別因果保證和理論保證。首先，只要是我們有個最佳說明推論的情況，也就是當我們有一個假說來對某些現象提出最佳說明時，那就是一個我們擁有理論保證的情況。要擁有因果保證，這個假說必須滿足三個額外的判準。第一個判準是物質推論 (material inference)。基本想法是，這個假說必須「把一個性質歸予一個具體物項，對於那個性質有一個明確定義顯示出對它進行修改意味著什麼」(2012, p. 266)。第二個判準是這個假說必須是經驗上適當的。第三個判準是這個假說必須不是多餘的。一個假說是多餘的，意思是「有著其他（在科學上值得重視的）假說足以說明相關的現象」(2016, pp. 126-127)。當這三個判準都被滿足時，我們就有了因果保證，而不僅僅是理論保證，而且被假說歸予物項的那個性質就是一個偵測性質。假說所歸予的性質若不滿足這三個判準，就會是輔助性質。一如 Chakravartty 的半實在論，Egg 的因果實在論就是關於偵測性質的實在論。Egg 如 Chakravartty 般，也主張我們可以從偵測性質開始，建立起關於物項的實在論 (2016, p. 124)。
不論是 Chakravartty 的半實在論還是 Egg 的因果實在論，它們都是半實在論的類型，因為它們都依賴偵測性質與輔助性質的區分，以辨認出理論中值得被承諾為實在的部分。
當哲學家們爭論我們的最佳理論是否近似真時，他們的心之所想是，我們的理論是否近似地對應到一個獨立於心靈的外部世界。實用實在論者 (pragmatic realists) 反對這樣去架構這個爭論，理由在於這樣的想法依賴著一個荒謬的形上學圖像，這圖像要求我們採取一種上帝的觀點，也就是站在我們的理論之外，將理論直接與一個獨立存在的實在界進行比較。他們常以康德的術語展開這個論點，主張我們無法擁有物自身 (things-in-themselves) 的知識，而只能擁有物為我 (things-for-us) 的知識。這樣的立場有著很長的歷史，不單是康德，還有美國的實用主義者、邏輯實證主義者、Putnam (1981) 的內在實在論，以及 Fine (1986) 的自然存有論態度，都包括在內。本節的討論會著重於這個基本想法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特別是由 Torretti (2000) 和 Chang (2016, 2017, 2018) 所主張的立場。
Torretti (2000) 從對 Putnam (1987, p. 17) 的評論得來了「實用實在論」這個用語。前者指出，Putnam 應該把他的立場標記為實用實在論，而不是內在實在論 (internal realism)。Torretti 用一種特別引人注目的方式去描繪實用實在論者對標準科學實在論的反對：「矛盾的是，他們不斷地談到外部世界的實在，彷彿他們是脫離肉體的靈魂，從外面注視著這個世界，且儘管他們全無神性，他們卻提出這個只有站在全知上帝的角度才能設想的觀點」(2000, p. 114)。他同時認為，按標準實在論的觀點，「實在是一勞永逸地被明確定義的，它獨立於人類的行動與思想，而且能以人類話語的形式被充分表達」，好比他們認為「科學的主要目標在於發展某種足以充分表達實在的話語——這種話語，如柏拉圖所言：『在關節處切開 (cuts it at its joints)』——且現代科學顯然正在接近實現這個目標 (2000, p. 114)。Torretti 接著坦承他「很難接受這些陳述，甚至很難理解它們」，且他「沒有絲毫的基礎去設想上帝的世界觀可以被人類的話語充分表達」(2000, p. 114)。對 Torretti 而言，當我們從事科學工作，在不同的情況下我們會有著不同的目標和目的，而我們主要感興趣清楚描述實在的方式，是要以滿足那些特定情況下的目標和目的。結果是，我們可能因應不同的情況而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在描述實在，這等於是完全拒絕標準實在論者的目標，即以人類話語來描述唯一、明確定義的實在。
近年，Chang 從 Torretti 以及 Putnam 等人那裡汲取了靈感，並致力於為科學實在論爭論發展一套實用主義的方法。大略來說，Chang 的主動科學實在論 (active scientific realism) 是一個科學立場，主張我們應該「盡可能地使自己接觸實在，並從這些經驗中盡可能地學習」(2012, p. 217)。這裡 Chang 把實在理解為「任何『在哪裡』存在而不受任何人的意志所控制的東西』(2012, p. 217)。而最近 Chang 對於這個對實在的理解表達了一些不滿，因為這個理解「就好比康德式的物自身，關於它我們什麼都無法說也不該說」(2016, p. 118)。在評論他主動實在論的過程中，他說道，「盡可能地學習關於實在的東西之承諾……如果關於實在本身我們無法說任何事，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是在胡說」(2016, p. 118)。
在隨後的研究中，Chang 試圖發展一種保留了主動實在論洞見的實用實在論，且同時避免了主動實在論所遇到的問題。Chang 的實用實在論的核心就是他所謂的「實用論者的融貫 (pragmatist coherence)」(2016)，或者稱為「操作的融貫 (operational coherence)」(2017)，如他所定義的：「一個活動在操作上是融貫的，若且唯若，在構成活動的各個操作之間有著和諧的關係；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ceteris paribus)，一個融貫活動的具體實現是成功的；後者是作為判斷融貫性的一個間接判準」(2007, p. 111)。以這個融貫的概念為基礎，他為真與實在提供了定義。據 Chang (2017, p. 113) 所述：「在給定的情況下，如果（相信）一個陳述是一個融貫活動所需要的，則這個陳述為真。」關於實在，Chang (2016, p. 116) 寫道：「如果一個假定的物項在一個融貫的知識活動中被使用，當中依賴於它的存在以及它的基本性質（藉此來辨認它），則這個物項就應被視為實在的。」Chang 強調融貫是具有程度性的，因此真與實在也是有程度性的；除此之外，他強調真與實在都是可推翻的 (2016, p. 114)。Chang 從實用實在論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至少在某個程度上，燃素理論為真且燃素是實在的。
觀點實在論 (perspectival realism) 作為一種實在論，認為科學知識是以不同形式座落在不同面向上，也就是說，它總是從一個特定的制高點或者觀點出發的。這個立場最為著名的辯護者包括 Giere (2006)、Massimi (2016, 2018a, 2018b)，以及 Teller (2011, 2020)。
Giere (2006) 論證支持他所謂的「科學觀點主義」，其起點是觀察到人類看世界都是出於一個特定的觀點。這個觀點是一個彩色的觀點，來自於人類都是三色視者的這個事實，且這個觀點不同於非三色視者生物的觀點。Giere 主張我們的彩色觀點可以推廣到科學知識上，科學知識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都是帶有觀點的。測量的執行是出於某一特定觀點的，它的特徵來自於各種假設，包括我們對儀器的假設，以及我們用來解釋測量結果的理論之假設。在這種情況下，測量結果是帶有觀點的，用以表徵這些結果的資料模型也是帶有觀點的。表徵的模型牽涉到理想化和抽象化，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帶有觀點的。而每個理論都描繪了一個特定的觀點，在這個意義上理論是帶有觀點的。對 Giere 而言，任何知識都不可能超出某個特定觀點的界限；一個客觀的、上帝觀點下的世界是不可能的；真總是相對於一個特定的觀點。
Giere 將他的科學觀點主義表述為一種實在論觀點，但後續許多有關於觀點主義的爭論都專注於它是否真能作為一種有別於實在論爭論中其他立場的實在論。如 Massimi (2018b) 所指出，Giere 認為真是相對於觀點的這個主張，可能會使得他的立場成為一種相對主義而非實在論。Massimi 論述，觀點主義亦有著崩塌成標準科學實在論或者一種反實在論的風險。為此，她仔細考量了兩個回應，它們都是為了回答，對於某個目標系統，多樣的、不相容的模型如何可能提供我們一個描述，是獨立於心靈的事實。首先是 Rueger (2005) 的回應，他指出這些模型並非提供我們不相容的圖像，而是部分的和帶有觀點的圖像，組合之後便是一幅融貫的圖像。Massimi 認為，這結果就是一種標準的、無觀點的實在論。然後是 Teller (2011) 的回應，他指出，儘管這些不相容的模型並沒有提供我們關於目標系統的真——因為真是達不到的——但它們提供我們各個帶觀點的圖像，的確增進我們對目標系統的知識。Massimi 認為，放棄真，結果就是一種反實在論。
因此，去說明觀點主義應被歸類為一種實在論，是需要費點功夫的。為了證明這一點，Massimi (2018b) 和 Teller (2020) 以實在論的三個面向（如本文第 1 節開頭所介紹）來作起始。我們都會同意觀點實在論者與標準實在論者共享了一個形上學上的承諾，即一個獨立於心靈的外部世界；一個語義上的承諾，即理論按其字面意義去理解；以及一個知識論上的承諾，即主張科學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世界的知識。如果是這樣的話，觀點實在論真的是一種實在論。對 Massimi 和 Teller 而言，觀點實在論主要是在關於真的這個概念上與標準實在論有所不同。對標準實在論者而言，真不過就是與實在的符應關係。Massimi (2018a, 2018b) 認為還有更多需要說的。她承認，各種斷言的為真或為假，是憑藉於獨立於心靈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不過，當我們對這些斷言歸予真假值時，我們一定是出於一個特定的觀點來執行，使用她所謂「表現適當性的觀點標準 (perspectival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adequacy)」。因此，她的立場同時是觀點的和實在論的。Teller (2020) 提出了一個關於近似真的類似觀點。儘管我們缺乏一個對於近似真的良好定義，實在論者所謂我們的最佳理論近似真，大概的意思是，那些理論是非常接近真的，亦即它們和那些完全真的理論相似。Teller 的重點是，對接近性和相似性的判斷，在各種方面都是取決於脈絡的。我們可能會問：「充分接近是為了什麼目的？」，這就是我們需要指定脈絡的情況。除此之外，任兩個東西都是在很多方面相似，也同時在很多方面不同，相似性因此是取決於脈絡的。為了決定是哪個方面跟相似性的判斷相關，我們需要一個脈絡。這當中的要旨是，近似真必須從一個脈絡或者觀點來評估，而 Teller 所主張，就是標準實在論得透過脈絡或者觀點轉化成觀點實在論。
反實在論在二十一世紀亦有不少捍衛者。如在 2.1 節所討論的，有好些哲學家都持某種形式的悲觀歸納論證來反對實在論，例如 Stanford (2006) 和 Frost-Arnold (2019)。我們在 3.3 節所討論到的另一種反實在論，則是由 van Fraassen 和 Bueno 所辯護的結構經驗主義。在此我們簡短地討論多三種形式的反實在論，由 Stanford (2006)、Rowbottom (2011, 2019) 及 Wray (2013, 2018) 所提出，他們三人都出版了重要的著作為反實在論作辯護。
Stanford (2006) 認為實在論已經被未被想到的另類理論之問題所駁倒（見 2.1 節），因而有需要提出實在論的替代品，繼而發展了一種工具主義 (instrumentalism)。Stanford 所發展之知識論類型的工具主義，是基於將理論作為工具來進行預測、干預等等時，需要我們去相信理論所陳述之某些關於世界的事情 (2006, p. 194)。對於我們持工具論立場的科學理論，Stanford 的工具主義把需要我們去相信的信念，限制在那些可以以獨立於理論的方式去理解的理論陳述 (2006, p. 197)。取 Stanford 所舉的其中一個例子，普利斯利把脫燃素空氣 (dephlogisticated air) 描述為，他藉由對特定物質加熱所製造出來的空氣，以及是比一般空氣更有助於燃燒與呼吸的空氣。這些陳述可以以 Stanford 所謂「常識主體的假設」(the hypothesis of the bodies of common sense) 來理解 (2006, p. 200)，這假設基本上認為這個世界包含著各種我們透過一般經驗所感知到的物項。Stanford 主張此假設不會受到未被想到的另類理論之問題所威脅 (2006, pp. 200-201)，也因此工具主義者可以相信它，並運用它以獨立於理論的方式去理解理論所做出的陳述。因而，工具主義者可以相信普利斯利對於該空氣的一些描述，而不需要相信普利斯利所呼吸的空氣名副其實就是脫燃素空氣。Stanford 還以牛頓力學作為另一個例子來展示他的觀點 (2006, pp. 204-205)。實在論者對於牛頓力學都是採工具主義立場，因為他們在運用牛頓力學把火箭送上月球的同時，亦以他們所接受的理論﹙如廣義相對論﹚來理解牛頓力學對世界的描述。工具主義者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只是他們所接受的理論是常識主體的假設，而不是廣義相對論。在談到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時，Stanford 也強調了實在論者與工具主義者於此的重要差別 (2006, pp. 209-211)。因為實在論者相信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至少是近似真的，他們將會繼續發展以及調整這些理論，而不會嘗試去發展極為不同的另類理論。對比之下，工具主義者將會嘗試去發展極為不同的另類理論。
Rowbottom (2011, 2019) 的基本想法是關於科學語言的字面理解或字面詮釋的概念，這個概念我們在第一節亦有介紹。他主張，我們應該以字面的意義去解釋關於不可觀察物的語言，但僅限於當我們歸予不可觀察物之屬性與我們可透過經驗得到的屬性相同，或是可類比於這樣的屬性的時候。當我們將別種屬性歸予不可觀察物時，我們則應採取非字面的理解。他把他的觀點稱為「認知的工具主義」(cognitive instrumentalism)，理由在於「我們只能以可觀察物的詞項去想﹙和討論﹚不可觀察物」(2011, p. 1202)。
Wray (2018) 近來則發展了一種由歷史推動的反實在論類型，其廣泛地借用了 Kuhn 和 van Fraassen 先前的著作。Wray 是悲觀歸納論證最著名的辯護者之一，他的主要主張之一是「我們現行的最佳理論很可能在未來會被其他理論所取代，而這個理論會持有完全不同的存有假設」(2018, p. 1)。Wray 也反對實在論所稱實在論是科學哲學唯一不會使科學成功成為奇蹟的主張。就此，他將 van Fraassen (1980, pp. 39-40) 對科學成功的選擇主義說明加以發展和辯護。van Fraassen 把這個說明呈現為一種達爾文主義對科學成功的說明。我們在說明老鼠看到貓為何會逃跑時，可以指出一個事實，即沒有逃跑的都被淘汰了。同樣地，我們在說明最佳理論為何成功時，也可以指出不成功理論都被淘汰的事實。Wray 主張，這個說明優於實在論者對科學成功的說明，他也進一步主張，這是一個方法讓反實在論者可以說明為何假的理論有時展現了新奇預測的成功。因此，他所試圖要做的，正是實在論者相信反實在論者所無法做到的。
在實在論的爭論中，相較於一個全局的 (global) 取徑，有些哲學家選擇了採取一個局部的 (local) 途徑。全局主義者所要論證的結論是有關於我們最好的理論普遍來說是如何，例如：我們最好的理論至少是近似真的，或者我們最好的理論甚至不近似真。3.1 至 3.8 節所討論的立場，多數都是全局的立場，基於它們都試圖提供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去回答對於什麼我們應抱持實在論。在談到挑選實在論（第 3.1 節）和結構實在論（第 3.2 節）時特別明顯，挑選實在論者對理論中貢獻予成功的那些部分抱持實在論，而結構論者對於理論的結構抱持實在論。對比之下，局部主義者所要論證的結論，是關於特定的理論、理論主張，或是物項，例如：原子是存在的。已有不少哲學家發展和辯護了局部的取徑，包括 Magnus & Callender (2004)、Saatsi (2010, 2017)、Fitzpatrick (2013)、 Yan & Hricko (2017)、Hricko (2018)、Asay (2019)，以及 Chen & Hricko (2019)。值得注意的是，在 3.1 至 3.8 節所討論的立場中，有一些是比較接近全局–局部區分下的局部主義立場。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是 Eronen (2019) 以強健性為基礎的物項實在論（3.4 節），其中 Eronen 發展了一個特別針對生命科學的實在論立場。對於局部取徑的批評，參見如 Dicken (2013)、Park (2016)，及 Henderson (2018)。
Achinstein (2002) 的「科學實在論的實驗論證」常常被（如 Saatsi (2010) 和 Fitzpatrick (2013)）拿來作為這個爭論中局部取徑的範例。Achinstein 主張對一種特定的不可觀察物，即原子，抱持實在論。而他的論述包括了對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早期研究的仔細分析，特別是佩蘭 (Perrin) 的研究，這些研究說服了很多科學家相信原子的實在性。Achinstein 甚至主張，「我們沒法為所有假定的不可觀察物，提供普遍化的經驗論證」(2002, pp. 492-493)。Achinstein 的論證說明了局部取徑的三個主要特徵：(1) 它們關注特定的理論、主張，和（或）物項；(2) 他們的論證充分利用了相關的一階科學證據，以評估這些理論、主張，和（或）物項的實在性是否得到保證；(3) 它們避免依賴於有關我們最佳理論以及這些理論所假定之不可觀察物的全局式論證。
為了準確了解對這個爭論採取局部途徑是什麼意思，以一個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區別全局與局部，對局部主義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而好些文獻都展示了這個區分。其中之一是 Magnus & Callender (2004) 的「整批－零散」(wholesale-retail) 之區分。他們定義「整批式論證」為「關於我們最佳理論所假定之全部或大部分物項的論證」，而「零散式論證」為「關於特定種類東西（例如微中子）的論證」(2004, p. 321)。另一個是 Saatsi (2010) 的區分，他把支持實在論的論證分為形式驅動的 (form-driven) 和內容驅動的 (content-driven) 兩種論證。形式驅動的論證「試圖透過指向某個一般性的、形式化的屬性，來證成某些歸納推論，其中這個屬性統合了這些歸納推論」，而內容驅動的論證則「在視個案而定 (case-by-case) 的基礎上，考量這些推論是關於什麼的，以作出更合理的分析」(2010, p. 11)。而最近 Saatsi (2017) 還區別了架構實在論 (recipe realism) 和範例實在論 (exemplar realism) 的不同。如 Saatsi (2017, p. 3234) 所言，架構實在論者「以抽象的架構來宣稱他們的知識論承諾，這是針對所有／多數／許多在成熟科學中的理論，並建立在少數詳細的範例之上，這些範例都旨在推動及說明他們所特愛的架構」。對比之下，範例實在論的觀點是，我們決定我們知識論上的承諾時，應該要透過檢視特定理論，並試圖辨認出它們捕捉實在的特殊方式，以說明它們的成功。Asay (2019) 區分了方法論的全局主義 (methodological globalism) 和方法論的局部主義 (methodological localism)。如他所言，「方法論的全局主義者會一口氣論證支持關於科學的全局性論點」，而「方法論的局部主義拒絕這樣的論述，而就個別的科學領域，個別地去處理實在論的問題」(2019, p. 590)。舉一個最後的例子，即陳瑞麟和嚴偉哲 (Chen & Hricko 2019, p. 2) 的整批論者 (wholesalists) 和零散論者 (retailists) 之區分，前者「把對於實在的單一個別判準推廣到我們最佳理論的所有假定物項上」，而後者「主張我們不應把任何成功應用在一個特定案例上的實在判準，推廣到所有案例上——不同案例可能需要不同的判準」。
正如我們所見，局部主義者以好幾種不同的方法去區分局部和全局。另一個使局部主義者互不相同的點在於，他們對特定的理論、主張或者物項所採取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對一些局部主義者（如 Magnus & Callender (2004) 及 Fitzpatrick (2013)）來說，他們的選項是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如 Magnus & Callender (2004, p. 337) 所言，「實在論和反實在論是可以採用的選項，有時用在這，有時用在那」。對其他局部主義者（如 Saatsi (2017) 和 Asay (2019)）而言，選項則包括實在論爭論中各式各樣的立場。如 Asay (2019, p. 590) 所提到的，「局部主義者可能對量子力學採取結構實在論，但是對生物學採取實在論、對心理學採取建構經驗主義」。
局部主義者提供了好些理由說明為何對實在論爭論拋棄全局的取徑，而支持局部的取徑。其中一個理由是關於這個爭論的核心論證，即 NMA 與 PI。這些論證即 Magnus & Callender 所謂整批式論證的典範例子，而 Magnus & Callender 認為 NMA 與 PI 都犯了某種機率謬誤，即基本比率謬誤。（關於 NMA、PI 與基本比率謬誤的相關參考文獻，參見第 2.1 和 2.2 節的討論。）我們很容易感覺到實在論者與反實在論者在各說各話，而 Magnus & Callender 認為，理由在於這兩個論證都犯了基本比率謬誤。如他們所言，「整批式實在論的爭論得以持續存在，不是因為單純頑固而已，而是因為沒有理由讓敵對論者贊同彼此。」(2004, p. 336)。相對地，他們認為，「越是縮限的零散式問題，所及的範圍越適度，會容許非統計式的論證，或是容許在基本比率的估算上達成廣泛的共識。這樣的爭論是有益的，因為我們有了理由去達成共識」(2004, p. 336)。Magnus & Callender 繼而總結道，我們因此該拋棄整批式的論證，轉而擁抱零散式的論證。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局部主義者都拒絕 NMA 和 PI，視之為謬誤。例如 Fitzpatrick (2003) 就認為，這兩個論證不是謬誤，但實在論者依賴 NMA 是錯誤的。他認為其實有足夠的資源去回應 PI 而 NMA 的辯護者卻沒有作出適當的回應，並以此論述推動他自己的「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y)。
局部主義者還訴諸科學中像是多樣性、不統一性這樣的考慮，來為局部主義作辯護 (Saatsi 2017, p. 3237; Asay 2019, pp. 592–596)。科學的各種學門如物理學、地理學和經濟學，它們彼此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參與實在論爭論的哲學家常討論到的特定案例，如菲涅耳的光以太與普利斯利的燃素，彼此間也有著重大的差異。至少我們很難看出全局主義者如何能在考慮到所有的差異之下，對於我們該對什麼持實在論立場的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普遍性的答案。Saatsi (2017, pp. 3238-3239) 透過考量結構實在論，特別清楚地指出這一點。結構實在論者需要對結構有一個精確的特徵描述，且能應用到所有相關的案例上。（詳見 3.2 節的討論。）如 Saatsi (2017, p. 3239) 所言，「如果我們所謂的『結構』指的是菲涅耳的案例、燃素的案例，以及其他所有案例所共通的什麼東西……，那麼結構作為『公分母 (common denominator)』會變得太模糊（或是變成選言式的），使得這樣的架構無法以實在論者本應採取的方式來找出實在論的承諾」。
局部主義者亦爭論道，全局主義者時常倉促把少數幾個精選案例普遍化，以此來為他們的立場作辯護。Fitzpatrick (2013, p. 150) 和 Asay (2019, pp. 598–599) 皆以 Worrall 的結構實在論來說明這樣的觀點。如 Asay 所述，「Worrall 的方法……試圖推動一個關於科學的形上學與知識論的全局觀點……建立在單一的歷史範例上」，也就是菲涅耳的案例。更一般而言，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全局式立場的辯護頂多只訴諸一小撮的精選案例研究。
反對局部主義的主力通常在於指控局部主義者最終還是得依賴全局式的論證，在這個情況下局部主義就崩塌成全局主義了 (Dicken 2013; Park 2016；Henderson 2018)。Dicken (2013) 以兩難困境 (dilemma) 的形式來敘述這個觀點。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兩難困境，源於他觀察到在科學實在論爭論的成果貢獻中，傳統上都是對我們一階科學實作的可靠性，提供某種二階的哲學評估。如果局部主義沒有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一階的科學證據，那麼這樣的二階評估並沒有提供任何東西。這是兩難困境的第一端。Dicken 論述道，一旦局部主義者試圖超越一階的證據，他們最終將依賴全局式的論證，而這是他們想要拒絕的。這是兩難困境的第二端。簡而言之，局部主義者所面臨的其中一個挑戰，就是要展示出局部主義如何能為實在論爭論帶來獨特的哲學貢獻，而又不會崩塌成某種形式的全局主義。局部主義者自身亦視為之挑戰，且認為局部主義可以超越一階的證據，不依賴全局式論證而能作出獨特的哲學貢獻 (Saatsi 2010, p. 26; Fitzpatrick 2013, pp. 143–144; Chen & Hricko 2019, pp. 5–7)。
作為總結，有三個關於實在論爭論的問題值得我們去考量。第一，這個爭論有所進展嗎？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距離解決爭論更加遙遠了。就如我們所見，有著許多互相競爭的立場，得到一個解答或許是不可能的。不過，獲得解答的可能性並不是評估進展的唯一途徑。與其對於我們有著這麼多不同的、也許互不相容的立場感到絕望，我們可能反而要高興這個爭論如今帶來了這麼多不同的、各有優缺的選項。比起過去，我們有著更多立場，以及更多發展良好的立場，也可以說是一種進展的形式。
第二，我們應如何繼續進行這個爭論？任何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都勢必是有爭議的，在此能提供的只是我們自己的答案。首先及首要的是，這個爭論的參與者應盡可能地參與科學。這種參與包括了研究科學中不同的學門，以及研究科學史上不同的時期。還包括了密切關注廣泛的科學實作。仔細的研究文本（包括文章、書籍、書信，及檔案資料）會是至關重要的。但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例如哲學家進入實驗室，以及哲學家再現過去科學史上的實驗，亦可獲得科學實作上的洞見，而這些都是哲學家在同等重要的文本工作上無法獲得的。在科學哲學之外尋找，也可能富有成效，例如閱讀當代哲學以及哲學史方面的文獻，也會為我們帶來深刻見解。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人能以一己之力去完成全部所需的工作，以為此爭論帶來進展。因此這個爭論的延續將會需要一群哲學家，其中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法去細察科學的不同面向。同時也需要哲學家來做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全部工作的結果整合在一起，使得進一步的專業分工不致於把這個爭論分裂成好幾個不同的組別，且相互之間停止交流互動。
第三，參與這個爭論的意義何在呢？我們認為，這場爭論是值得投入的，因為它讓我們不斷思考再思考，科學是如何給予我們關於這世界的知識的。哲學家（不只是科學哲學家）經常借助科學去處理各種各樣的哲學問題。且科學當然也在其他許多學科中、在政策制定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爭論的參與者想必會同意，科學為我們帶來了有價值的知識，且我們在處理各種問題時應該要把這個知識納入考慮。這麼做之下，他們想必也會同意，預設一個素樸形式的科學實在論，也就是預設現今科學所提供我們對實在的描述完全為真，會是個錯誤。因此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如果科學只提供我們關於世界可觀察部分的知識，或是關於世界結構的知識，或是關於世界上物項的知識，那麼我們該如何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相關爭論如果只有在以素樸形式的科學實在論為前提時才有意義的話，相關爭論就應該被重新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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