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維也納大學
3.1.1 恩師與敵人：卡爾．波柏
3.1.2 擔任阿爾巴哈研討會的秘書
3.1.3 克拉夫特學圈
3.1.4 與維根斯坦相識
3.2 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的生活
3.3 回到維也納的生活
4.1 費耶阿本早期有關量子力學的著作
4.2 首度執教鞭
4.3 明尼蘇達科學哲學研究中心
5.1 與孔恩的交往
5.2 轉換經驗論
5.3 批判實證論
5.4 捍衛實在論
5.5 消除唯物論
5.6 不可共量性
5.7 多元方法論
5.8 對於學生運動所導致的文化多元論的看法
6.1 《反對方法》
6.2 《自由社會中的科學》
6.3 相對主義
6.4 對於科學主義的批判
9.1 費耶阿本的著作
9.2 二手詮釋費耶阿本哲學的作品
9.2.1 費耶阿本著作的書評以及以他思想為主的論文集
9.2.2 早期思路以及批判理性主義
9.2.3 意義轉換與理論的不可共量性
9.2.4 相對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保羅．費耶阿本， 1924 年 1 月 13 日，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1994 年 2 月 11 日卒於瑞士的格諾里爾，享年 70 歲。費耶阿本普遍被認為是科學哲學家，但是在科學哲學這個領域當中，他有「頑童」(l'enfant terrible) 這種奇特的名稱之譽，說明了他的性格影響了他的哲學。他的人生，三項特點讓人為之側目，是他人生機遇與學術結合的原因，卻也是結果。
第一點，是他的生平。他於 1924 年出生，是維也納人。他充分利用的這層關係，並且在維也納大學就讀時，就已經參與「克拉夫特學圈」(the Kraft Circle) 成為重要的核心成員。「克拉夫特學圈」是費耶阿本的指導教授克拉夫特 (Victor Kraft) 主持有關科學哲學的討論群，繼承「維也納學圈」(the Vienna Circle) 在二次大戰後的延續。
第二、在二十世紀影響科學哲學發展的兩位重要人物，波柏 (Karl Popper) 與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都是費耶阿本哲學的啟蒙人，尤其是前者。費耶阿本與波柏的關係複雜，從一個極力模仿的學生，轉變成為苛刻的批判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在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科學哲學的發展，因為波柏進入一段輝煌的「方法論時期」中，費耶阿本針對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提出精彩的研究成果外，還竟然以《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 一書著名於世，可以說是對於科學哲學的方法論時期最大的反動與批判。
第三是，他的人格與人生的經歷均與眾不同，例如流利的口才、豐沛的精力，以及無可限量的非哲學才華，讓他一直不放棄對於聲樂以及演戲為終生志趣以外，還將他那處處樂於與人辯論以及唱反調的性格無遺地顯露在哲學中。這三點使得費耶阿本絕對成為 20 世紀科學哲學史上，最重要、最戲劇化以及最有趣味的哲學家之一。
在哲學界成名前的費耶阿本，早年的生活與他後來哲學的發展息息相關。其中，有三項特點最明顯：他的出生地點、他的學習興趣以及他參與二次世界大戰。他曾經出過一本自傳，《殺時間：費耶阿本的自傳》(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自己把這些特點交代地很清楚，讓我們能夠明確地知道這些事情的細節。
費耶阿本於 1924 年 1 月 13 日，出生在維也納第 15 區的沃爾夫街的一棟三房公寓裡。根據他自己敘述，他自幼性格就很孤僻，而且在父母的嚴格教育下並沒有機會與鄰居或是其他小孩交往，甚至對於外在世界一無所知。年幼的費耶阿本體弱多病，但在六歲的時候開始上學之後，他身體就奇蹟似地康復了。六歲入學的費耶阿本在學習之初就對於閱讀表現出強大的興趣，但是上世紀 20 年代的維也納，是一個曾經繁榮，卻面臨一次大戰後戰敗命運的主要城市，社會上的動盪可以想見一斑。
進入高中的時候，費耶阿本同時學習古典文學與現代科學，並且是位成績超過一般學生的優等生。在學校，16 歲的費耶阿本就已經因為物理與數學的知識超越老師而出名。不但如此，他在就學期間也顯現出他對戲劇的天賦與興趣，同時因為這個興趣，他發現了戲劇與哲學間的關係。這一點或許也可以說明，費耶阿本在 20 世紀哲學界中，一向具有像演員一樣的表演功力，甚至有時不知道他所做所為究竟是真是假。
在學校，費耶阿本主要的學習興趣是物理學與天文學。他曾經在學校針對這兩個題目演講之外，還與父親建造了一台天文望遠鏡，並因此成為瑞士「太陽研究中心」的定期觀測訪問者。興趣廣博的他曾經表示羨慕所有的科學家，想要像他們都能夠自由自在的在不同學科中移動。在這一點上，他特別佩服馬赫 (Ernst. Mach)，並且日後還針對馬赫的研究，提出著名的論文。
費耶阿本的才華還不僅只於上述這些，因為他一直以他的聲音為榮。歌唱是他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並且曾實際在合唱團與歌劇中表演，後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書的時候，他還特別強調他留在加州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失去他的歌唱教師。在維也納時期他就曾經與他的母親一同參加過歌劇的演出，甚至通過考試，到學校學習歌唱，並且受業於知名的聲樂家沃格爾 (Adolf Vogel)。他曾經回憶說，這段時間的日子過得非常充實，白天做理論天文學的研究、歌唱的排練、聲音的練習，晚上參加歌劇演出，深夜觀察天象，卻沒想到戰爭的爆發，成為他生活中的障礙。
1938 年奧地利與德國合併成為一個國家。接下來從 1939 年到 1945 年，歐洲爆發了以德國侵略為主導的戰爭。這場戰爭讓剛通過高中期末考試，年僅18歲的費耶阿本於 1942 年 3 月的時候被徵召入伍。他最先入伍的單位是公眾服務隊 (Arbeitsdienst)，這是一個納粹黨所建立的單位；然後又被送到德國去受訓。在受訓的過程中，費耶阿本一度考慮加入 SS，就是納粹的禁衛軍，理由是覺得軍裝很帥氣。
在《自傳》中，費耶阿本曾經說過，他報考軍官學校的目的，是為了要能夠活下去。但是，這場由納粹所發動的戰爭，卻使得費耶阿本的生涯一直受到他人異樣的眼光，只不過他不斷地強調，被徵召入伍的這件事，對他的人生而言只是一件小事。實際上，在這件「小事」中，費耶阿本的兵役紀錄表現優異，他在 1944 年 3 月掩護部屬撤退，榮獲二級鐵十字勳章，並且升為中尉。
根據費耶阿本的記載，德國的軍隊似乎很有文化。在 1944 年 11 月，他在萊比錫附近的軍官學校給了一系列的演講，題目是：「歷史主義」。演講的內容綜合了藝術史各個時期的表現方式。在這些演講中，費耶阿本特別強調，尼采 (Frederick Nitzsche) 那種孤獨思考者與作為局外人的心情。
1945 年 1 月，費耶阿本轉赴波蘭戰場，並且成為單車大隊的指揮官。雖然費耶阿本一直強調戰爭對他而言沒有什麼具體的影響，但根據紀錄，在波蘭戰場上他表現得非常出色，因為他連升兩級，中尉成為少校。不過很遺憾的，在蘇聯部隊圍攻下，費耶阿本的脊椎中槍，導致身體從腰部以下麻痺。這個槍傷讓費耶阿本一生行動上必須帶著一根拐杖，並且下半身從此無能。不久，德國就投降了。
戰後剛出院的費耶阿本，並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於是他以退伍軍人的身分，在醫院所在地阿普達 (Apolda) 求職。他被公家機關任命在教育單位工作，擁有一間辦公室還有一個祕書，主要負責的是市政府的演藝工作。1946 年，費耶阿本得到一份為期一年的政府獎學金，在威瑪 (Weimar) 的音樂學院，學習歌唱與舞臺管理。因此他在戰後不久就搬到威瑪，同時還在戲劇學院研究戲劇並且學習義大利文、和絃、鋼琴、歌唱與發音。在國家劇院中，他參加過戲劇、歌劇以及芭蕾音樂劇的演出。他事後回憶，在這時期，曾經與許多戲劇學家辯論與討論戲劇中的角色以及劇本的問題；費耶阿本甚至還參加過一部電影的演出。不過，根據他的記載，因為受不了演藝生涯的繁忙，他最終決定而回到學校，開啟了他的哲學生命。
1947 年拄著拐杖的費耶阿本回到父母在維也納的那棟公寓裡，主要目的是讀書。他原來想要繼續學習拿手的物理數學與天文學，但善變的費耶阿本到達維也納大學的時候，突然發覺歷史比物理更關懷真實人生，所以選讀歷史學與社會學。過了不久，費耶阿本發覺，其實他的興趣還是在理論物理學，所以轉回物理系。
費耶阿本的《自傳》中曾經說，當時學科學的學生都自視甚高，因此這些學生經常進入哲學系教室，在聆聽演講後，針對課程內容，高談闊論，發言討論。這個很偶然的際遇，變成他學習哲學的開始。當時，作為物理系學生的費耶阿本，與其他的理科學生一樣都認為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並且採用極端的實證主義看待一切。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經驗的，所有不能用經驗查覺的對象，不是邏輯規則，就是胡說八道。雖然偏頗，但這是最明顯的實證論立場，也是有名的「維也納學圈」在科學哲學這個領域中所留下的主要「遺產」。
從出生地點可以看得出來，費耶阿本在 20 世紀科學哲學發展的過程中，占據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維也納曾經是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 的研究中心，將科學哲學發展成為當代哲學革命的新興力量。然而，就當這股新哲學趨勢方興未艾的同時，戰爭的陰影掩蓋了所有新哲學顯露的光芒。
本身就是維也納人的費耶阿本，不但在物理學與數學的過程中取得優異的成績，還在學校的氛圍中很自然地將科學與哲學結合在一起。他甚至在學術生涯早期，就已經注意實證論、經驗論與邏輯規則這些與科學哲學相關的觀點。他在戰後充分利用地利、語言、學科與才華之便，很自然地成為復興「維也納學圈」哲學的代表人物。
其實，費耶阿本對於這個復興過程，充滿了批判。這些批判導致原先在維也納學圈的哲學，獲得全球化的發展，成為今天科學哲學中至為關鍵的一部分。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切的發展竟然都巧妙地與費耶阿本人生中的不同階段結合在一起。
費耶阿本在維也納大學求學的時期，他在科學哲學的發展上，有兩位主要的啟蒙者。最重要的是與波柏相識，展開了一生中從波柏哲學的追隨者到批判者的轉變。費耶阿本在維也納大學學習的另外一部分，是他參加了「克拉夫特學圈」，並且成為裡頭非常活躍的成員。波柏與克拉夫特是費耶阿本求學過程中影響非常深遠的兩位老師。波柏在戰前就以反對邏輯實證論，並且也以成為「維也納學圈」正式敵人的名聲，揚名於維也納；克拉夫特是唯一一位戰時參加地下反抗工作的「維也納學圈」成員；戰後恢復教職，在維也納大學教授科學哲學。
除了這兩位啟蒙者之外，讓費耶阿本揚名立萬的因素還有長年持續參加維也納大學所支持的奧地利學院會社 (the Austrian College Society)，在每一年夏季於阿爾巴哈 (Alpbach) 所舉辦的研討會。這個會社是由戰時一群反抗份子所組織的，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歐洲的政治整合，因為這個緣故，這個討論會的氛圍，不但很國際化，也吸引了戰後重要的哲學家，尤其是以反納粹著名的波柏、克拉夫特，以及左派的哲學家。
1948 年 8 月，在奧地利學院會社的組織下，於風光明媚的阿爾普巴舉辦了第一次國際夏天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中，費耶阿本遇到了當時已經很有名的科學哲學家波柏。波柏的聲名大噪，來自於他在 1934 年出版的書《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在這本書中，波柏提出否證論的觀點。他堅持，任何偉大的科學都應當被視作一個過程，於其中科學家提出大膽的假設，然後盡一切努力否證這個假設，並因此而取得科學的進步。因為這個緣故，波柏在本書中也論證，科學的方法並不以蒐集經驗，進行歸納分析，證實理論。剛好相反，科學的方法強調的是，以演繹邏輯中的否證法，批判理論假設，並藉此確保科學進步。
波柏的觀點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科學應用否證法以追求知識成長上。最具體的是，波柏反對實證論的態度，為實在論的發展提出嶄新的思維。同時，因為這種思維強調的是，以有規範性的知識論，解釋科學知識成長，所以在波柏的努力下，科學哲學的發展進入一段強調科學方法論的時期。初次見到波柏哲學的費耶阿本，一開始是很傾心的。他曾說，很欽佩波柏在談論哲學時候，自由的態度，不懼權威的精神，充滿幽默感，尤其重要的是，波柏在解釋複雜問題的當下，總是能夠用簡單而且清楚的語言，做出最關鍵的表達。這些優點都讓費耶阿本感到印象深刻。
不過，費耶阿本也聲稱，波柏的理念本身並不是原創的。以演繹為主的科學方法，在 1925 年就由費耶阿本論文的指導教授克拉夫特提出來過。同時，否證論在阿爾巴哈的夏令營中，幾乎是所有與會學者的共識。還有，波柏的觀點除了比較強調邏輯思維與規範知識論外，其實與維根斯坦的想法接近。這些認知讓費耶阿本深深地覺得，波柏的觀點並不特殊，但依然是整個哲學趨勢中，最為清晰的標誌，影響了費耶阿本一生的哲學。
費耶阿本連續參加阿爾巴哈的研討會長達 15 年之久。在這十多年中，他的身分從學生變成講師，後來成為這個會社的學術秘書。事後，費耶阿本表明接受這個秘書職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為這個職務與他後來的生涯開創有密切的關係。除此之外，在阿爾巴哈的討論會中，他還遇到了後來成為他的老師及朋友的左派知識份子，荷里歇爾 (Walter Hollistcher)。一開始，費耶阿本對於左派知識份子的政治論證很抗拒，因為一向以優等生自我期許的費耶阿本，不願意接受向左派思想那種團體思考。但是，後來費耶阿本卻承認，即使當時他是一個堅決的實證論者，但荷里歇爾的左派觀點最終說服了他，尤其是有關於實在論那種肯定外在世界所抱持的觀點。根據費耶阿本描述，他接受荷里歇爾的實在論觀點，甚至比理解波柏的實在論還要早。
荷里歇爾的觀點認為，科學研究的實踐基礎就是實在論的假設，否則科學研究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其次、荷里歇爾認為，實在論是科學進步下的成果，也是最具有生產力的。在這個觀點下，實證論只是科學成果的評論，而本身卻很有限制。最重要的是，荷里歇爾不用論證做說明，而從科學的實踐中列舉實際案例的，並且引用常識讓費耶阿本對於科學知識的成長有更深刻的認知。這些實際的研究途徑產生深刻的說服力，導致費耶阿本從接受實證論轉向接受實在論。
從 1957 年開始，費耶阿本將他從荷里歇爾所學習的觀念融入科學哲學中，並且認為科學為求進步，必須採用實在論立場；實證論只會讓科學進步停滯。有趣的是，這個論證與波柏的觀點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讓一般人認為費耶阿本在這個時期其實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波柏跟隨者，但根據費耶阿本自己的說法，這個時期他其實受到了左派知識份子的影響更明顯一些。
奧地利學院會社的另一個組織就是克拉夫特學圈。費耶阿本不但是克拉夫特學圈的學生領袖，本人還是克拉夫特門下指導的學生。這個學圈相當活躍，因為從 1949 年到 1952 年，學圈邀請了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除了荷里歇爾以外，還有維根斯坦，以及他的得意門生，安絲孔 (Elisabeth Anscombe)。訪客的演講題目大多配合學圈議題，集中在理論個體 (theoretical entities) 的實在，以及它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在克拉夫特學圈中，費耶阿本逐漸發覺他原先對於理論物理的興趣已經轉向哲學，尤其他當時對於電動力學的計算覺得枯燥。最後，他是以一個非常具有維也納學圈特色的論文題目，在克拉夫特的指導下完成論文，這個論文的題目是〈有關記錄句子的理論〉(Zur Theorie der Basissätze)。這是個標準的維也納學圈議題，因為當時的邏輯實證論者都認為，科學知識的基礎就是那種能夠記錄經驗的語句。後來，後費耶阿本也承認，他的確是有意地從維也納學圈中有關記錄句子的討論，回到這個針對如何確認記錄句子意義的問題。
費耶阿本博士論文中的大多數內容都曾經在克拉夫特學圈中發表過，其中主要的內容在 1958 年的時候以英文發表，題目是〈有關經驗的實在論詮釋的企圖〉(An Attempt at a Re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 1981A: 17-36)。在這篇文章中他濃縮了他所有在克拉夫特學圈中所做的討論，不過值得一提的重點是，克拉夫特在維也納學圈時期，幾乎是唯一對於波柏哲學表達同情與好感的學圈成員。同時費耶阿本也注意到了克拉夫特在方法論的建構上與波柏哲學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因為這緣故，所以從 1958 年開始，費耶阿本一系列的文章裡頭所顯現的哲學路數，都被當作是波柏門派的成員。這種說法曾經一度受到費耶阿本個人的否定，但是直到他的《自傳》出版之後，大家才開始明瞭，在阿爾巴哈的夏日討論會裡頭，他曾經說，多數與會成員都支持否證論的意義。這點在理解費耶阿本的哲學起源與人生階段的結合上，是很重要的。
在克拉夫特學圈裡，費耶阿本遇到了著名哲學家，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維根斯坦不但是維也納的同鄉，而且也是當時公認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
尤其是，他所出版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這本小書不但引發了科學哲學的新趨勢，而且還在 20 年代成為維也納學圈每週四固定聚會討論的焦點。維根斯坦親自出席了這些討論，並且對學圈成員，表達了對於哲學根本問題的看法。
費耶阿本能認識 1951 年就過世的維根斯坦，是因為這位哲學家每一年有回維也納過聖誕節的習慣。有一年利用這個機會，克拉夫特學圈的學生們邀請了維根斯坦來參與討論。費耶阿本回憶道，維根斯坦在討論的過程中，雖然時間不長，但令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維根斯坦在做任何論述之前，都會花很長的時間思考，然後給出精神奕奕的論證。他對於學生無懼權威的態度有好感，最重要的是，他對於在學生面前，沒有得到平常所受到的那種景仰態度，似乎感覺挺滿意的。
費耶阿本與維根斯坦的關係僅止於這次見面，但他仍然有幸遇到維根斯坦的高徒，安絲孔。1951 年，安絲孔帶著《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的手稿到維也納，目的是增進德文程度，做好翻譯維根斯坦這本書的準備。此時，有關語文的部分，安絲孔拿出手稿，與費耶阿本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廣泛討論，過程熱烈，有的時候從早到晚都不休息。在這個討論過程中，費耶阿本受到了深刻的影響，並且以《哲學研究》為題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81B: 99-130)，寫了他的第一篇英文文章。然後，費耶阿本決定到劍橋跟隨維根斯坦學習哲學，但在他抵達劍橋前，維根斯坦過世的消息，使得他必須改選波柏擔任指導教授。
1952 年到 1953 年，沒有機會當維根斯坦學生的費耶阿本，在倫敦政經學院註冊成為波柏的學生。費耶阿本當時在波柏的課堂中聽到否證論觀點的時候，心儀不已。他說，波柏以莊嚴肅穆的口吻表示，在科學實踐裡，沒有具體的方法，只有一些簡單與有幫助的大原則。波柏接著表示，如何將簡單的理念，將秩序引入這個複雜的世界裡，是哲學問題的核心。當下，費耶阿本認知，否證論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項，尤其是波柏以及杜恩 (P. Duhem) 對歸納法的批判，令他感到具有說服力。
波柏與杜恩都認為，科學理論的發展，並不來自觀察事實所歸納出來的原則；正好相反，理論來自於從事實所演繹出來的普遍現象。那時候，費耶阿本對於這個理念深度認同，並且將否證論的觀念運用在學期報告與演講中。然而，費耶阿本並沒有注意到，在這樣的發展下，他已經被旁人當成波柏主義者 (Popperian)。
對於這個看法，費耶阿本在一開始就否認；他強調自己的否證論是比較自由的，因為他對於經驗語句可以否證理論這一點，一直維持保留的態度。同時，他也認為，科學家在捍衛他們所支持理論的時候，其實很堅持，而且這些堅持是必要的，因為在這些理論在受到支持初期，需要的是認可，不是透過經驗檢驗的。後來，當費耶阿本對於波柏的理論提出批判時，他的焦點是理性論。費耶阿本認為，波柏的理論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理性化。理性化會使得我們的判斷受到限制，因為理性的訴求，具有巨大的威權性。除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波柏文字中所包含的簡單性，讓人們不自覺地在跟隨這些簡單文字時，卻忘了它們已經離實在越來越遠。
費耶阿本對於波柏哲學的批判算是相當精確的，因為在波柏的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波柏明確的表示我們必須把科學的標準（即否證的方法）與科學的實踐做明白的區分，然後透過科學的標準，建立一個具規範性的知識論。雖然費耶阿本一度傾心於這種規範知識論，但是後來他發現，科學標準能夠引導科學實踐的假設其實是錯誤的，因為科學實踐是如此的豐富、變化以及具體，它們讓這些標準顯得無能為力。因此，如果要嚴格執行否證論的結果，就是摧毀了科學的實際發展。波柏的哲學系統出現的錯誤，並不是不理性，而是過度強調理性，導致一種不顧科學現實的異化現象。
1952 年改變費耶阿本哲學的另外一種思想，就是維根斯坦的哲學。人在倫敦的費耶阿本因為安絲孔，所以對維根斯坦的哲學能夠有更廣泛的接觸。在與安絲孔所進行的討論中，費耶阿本正在醞釀出後來讓他聲名大噪的理念，「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安絲孔的發問技巧讓他明白，所有於事實的認定以及因為這些認定而形成的概念，其實都依附於這些認定中並沒有顯現出來的環境裡。
這種現象同時也發生在物理物項的認知上，當我們引用不變定律來形容這些物項的時候，我們會以為，這些物項在所有的情況中，都按照理論的規定，原封不動的保存下來，甚至於在它們沒有被觀察到的時候，我們也假設它們是不變的。但是我們極有可能忽略，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裡，不變定律有可能改變不說，還會在不同的語言當中出現不同的理解。費耶阿本認為，在科學的實踐中，這些定律改變的情況，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學革命發生的期間，更為重要。在革命前與革命後所出現的理論當中，定律的傳遞，發生斷裂的關係，甚至出現完全不能理解的情況。費耶阿本認為，在科學發現的過程當中，我們所認知的成果並不像是發現新大陸那般的明確，反而比較像是夢想成真的感覺。
同時，費耶阿本對於《哲學研究》所做的評論，在安絲孔翻譯下，於《哲學論評》(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出版。費耶阿本自己承認，他評論本書的目的，在於讓維根斯坦的理念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完整的理念，但這並不是維根斯坦的想法。維根斯坦的後期哲學非常強調具體的研究，並且對於抽象思維有極度的反感，雖然費耶阿本在這個時期並沒有遵照維根斯坦的哲學理念評價本書，但他承認維根斯坦的哲學，在他後來的寫作中一直不斷地提醒他，必須注意將具體地例證與明顯的原則結合在一起。
在這篇評論中，費耶阿本運用維根斯坦哲學，批判意義不變理論的觀點，論證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的主要目的，在於呈現一個荒謬的事實：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毫無問題地使用所有的字詞做有意義的交談，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清楚地定義任何一個字的內容。在這裡，費耶阿本對於維根斯坦的解釋，出現了與當時主流解釋很不一樣的觀點。
費耶阿本認為，當維根斯坦說一個字的意義是，這個字的用法所決定的時候，他以為這個用法本身，就是一個使得字詞意義出現的脈絡，而這個脈絡是可以從理論脈絡得到理解，甚至可以取代我們認知意義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費耶阿本等於提出了一種以理論作為脈絡論的主體。這個立場，令費耶阿本發現，他所抱持的科學哲學與波柏的否證論漸行漸遠。最後，在 1953 年當波柏正式申請經費要請費耶阿本擔任他的助手時，費耶阿本決定回到維也納。
1953 年回到維也納的費耶阿本其實生活很潦倒。這段期間，他為了賺錢曾經將波柏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翻譯成德文，為一個法國百科全書寫了〈方法論〉及〈自然哲學〉兩個條目，甚至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寫了一篇有關戰後奧地利人文學的調查報告。
1954 年，派普 (Arthur Pap) 到維也納大學任教，企圖恢復維也納學圈在分析哲學中的地位，費耶阿本有幸成為他的助教。透過派普，費耶阿本認識菲格爾 (Herbert Feigl)；他原先是維也納學圈的成員，最早移民到美國，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菲格爾雖然是維也納學圈的哲學的成員，但他支持實在論，強調外在世界的存在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對象。這個觀點，讓費耶阿本開始注意到實在論在科學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
費耶阿本曾經談到這些菲格爾對他所做的影響。當菲格爾談到面對哲學傳統困難時，他以非常清晰的文字並且不用任何形式化語言說明，為什麼在應用或然率計算的哲學問題上，一直沒有辦法找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菲格爾認為，形式化並不是哲學問題的最終解答，因為在所有哲學的討論中都有思辨的空間。換而言之，無論是多麼高超的形式化系統，都需要常識的幫助。對於費耶阿本來講，這個觀念是讓他後來哲學思路發生改變的主要動因。
費耶阿本在剛進入學術圈的研究時，由於原來在維也納大學修習物理與哲學的緣故，所以針對量子物理學的實在論問題，尤其是玻爾 (Niles Bohr) 針對如何理解量子現象所做的「哥本哈根詮釋」，寫過幾篇文章。然後，費耶阿本有幸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書，正式開啟學術人生。而後，他與美國明尼蘇達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建立長期訪問關係，導致他後來將學術發展逐步從歐洲移到美國。
1954 年，費耶阿本出版了好幾篇關於量子力學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它主要是論證「哥本哈根詮釋」，在量子力學當中所得到的地位其實是有問題的，至少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他採取大衛玻姆 (David Bohm) 的假設，認為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來自於一個尚未觀察到，但是可以確定存在的結構。在批判哥本哈根詮釋的同時，他也不認同波柏的觀點。波柏認為，哥本哈根詮釋的主要代表人玻爾與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採用馬赫與維也納學圈的實證哲學，強調這個詮釋，是描述經驗的有效措施。
費耶阿本認為，正好相反，哥本哈根詮釋的理論家們，提出了非常實際的科學論證，認為他們的觀點與觀察到的結果是一致的。費耶阿本因此提出工具論的觀點，認為哥本哈根詮釋站在觀察的結果，以工具論的觀點捍衛了量子理論。費耶阿本提出的工具論的目的，在於策略上要說明，工具只是暫時的，而一個理論要能夠正面迎向挑戰的主要立場，是要能夠展現理論的真實與虛假。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費耶阿本在這個階段裡，同時結合了實在論與脈絡理論，並且提出他所謂的多元檢驗的理論模型。
在這個模型中，理論與理論之間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但並不完全限於與經驗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科學實在論發揮了方法論的功能，讓科學理論的潛力能夠發光發熱，產生的效果就像當年鼓舞伽利略在亞里斯多德世界觀下所做的堅持一般。在實在論的理解中，理論不是經驗的摘要，而是對於一個獨立於心靈之外的一個實體的假設。從這裡，費耶阿本提出他最激進的看法，認為所有的科學名詞，無論是不是觀察的，其實都是理論詞 (theoretic terms)。
1955 年在波柏與薛丁格的推薦下，費耶阿本得到第一個大學教職，是在英國的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同年的夏天，他一如往常地參加了阿爾巴哈的夏令營，並且遇到物理學兼科學哲學家弗蘭克 (P. Frank)。事後，費耶阿本承認，弗蘭克告訴他的話，讓他深受影響。弗蘭克說，在科學歷史中，當亞里斯多德的信徒反對哥白尼所提出的太陽中心論時，其實他們的立場比較符合經驗，而伽利略所提出來的慣性定律本身則違反經驗。費耶阿本承認，這個觀點在他的腦海中存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直到在《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 中談到伽利略的時候，才展現出來。
同一段時間，費耶阿本在布里斯托大學遇到反對哥本哈根詮釋的玻姆。玻姆在學校與費耶阿本談論量子力學的問題時，提醒他，任何表面上的詮釋其實都忽略了實在論中所假設的隱藏變數。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費耶阿本改採一個比較動態式的實在發展，如同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認為科學實踐在歷史的脈絡中會不斷的自我彰顯，提出各式理論以及成果，也會被否定。這個立場，讓費耶阿本逐漸地脫離波柏哲學的影響，寫了很多文章批判實證論中經驗固定的觀點。事實上，他已經更深入地將波柏的哲學與實證論的觀點，結合在一起討論。
1957 年費耶阿本受科學哲學家史克立文 (Michel Scriven) 的邀請，訪問明尼蘇達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從此連續好多年，費耶阿本都在該中心研究，並且認為這是全世界科學哲學研究中心當中最好的地點之一。在那裡，費耶阿本遇見所有美國當時重要的科學哲學家，例如菲格爾、韓佩爾 (Carl Hempel)、納格爾 (Ernst Nagel) 等等。以後連續幾年，費耶阿本都固定訪問該中心。
在這幾年裡，費耶阿本出版了他早期學術著作中最重要的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明顯地展示，他同時受到波柏與維根斯坦的影響，加上在研究中心與許多受到維也納學圈影響的科學哲學家的討論。不過，這個時期的著作，大多數都以批判邏輯實證論的哲學為主，批判對象就是卡爾納普 (Rudolf Carnap)、韓佩爾、納格爾，這些邏輯實證論大師。
費耶阿本批判的主要重點是理論與觀察的關係，而他支持的是科學實在論，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續了波柏理論的否證論基礎。他指出，實證論的意義理論與科學的方法不合，因為這個意義理論當中，包含了一個費耶阿本稱之為「穩定議題」(the stability thesis) 的觀念。穩定議題的意思是說，在一個科學的觀察語句當中，名辭的意義不會受到任何理論改變的影響。因此，在批判這個觀念當中，費耶阿本提出了如下的立場：
觀察語言的詮釋，由我們來解釋觀察的理論所決定，而當理論改變的時候，這個詮釋也會隨之改變 (1981A: 31)。
費耶阿本稱這句話為「第一命題」。這個命題完全扭轉了實證論者長期所假設地詮釋方向。原有的方向認為觀察語言中所得到的意義，來自於穩定的經驗。但是，費耶阿本把這個穩定命題扭轉成為意義依附理論，並因應理論變化，意義隨之發生變化。對費耶阿本而言，理論獨立於經驗之外，但理論本身就能擁有產生意義的脈絡，並非因為經驗才能取得意義。這就是我們先前所說的，以理論為基礎的意義脈絡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意義是透過理論脈絡，經過語言所表達出來的。當然，從這個觀點來講，原則上理論詞與觀察詞就沒有意義上的區別。因此，費耶阿本認為，選擇理論語言才是重點，並對於這個想法，取名為「意義的語用理論」(pragmatic theory of meaning)。他認為，一個觀察語句的重點，並不在於它具有經驗意義，而在於它本身能夠導致一個理論的生成與否證。
1958 年費耶阿本受邀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訪問，訪問結束後因為學術的名聲所以該校聘他為哲學系教授。不過，費耶阿本基於與明尼蘇達科學哲學研究中心的契約未了，所以直到 1960 年才接受了聘書，轉赴加州大學任教。
費耶阿本移駕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書的過程中，最主要的經歷是，他在該處遇到後來名滿天下的科學哲學家孔恩 (Thomas Kuhn)。費耶阿本在加州大學遇到孔恩是一件很戲劇化的事情，不過這只是他在加州大學一連串思想轉變中的一部分。在這一段歲月中，費耶阿本的思想，歷經轉換經驗論、批判實證論、捍衛實在論，提出消除唯物論與不可共量性等觀念。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段時間裡的思想啟發，是所有後來讓費耶阿本成名理念的基石。
1960 年，剛到加州不久的費耶阿本，遇到孔恩。那時候，孔恩正在準備出版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並且大方地讓費耶阿本閱讀他的手稿。初看手稿不久的費耶阿本，相當驚訝地對孔恩說，你也用了「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這個字。為了深化該理念的內容，費耶阿本與孔恩通信，討論這本書的內容 (Paul Hoyningen-Huen, 2006)。那時候，費耶阿本與孔恩在有關科學哲學的發展與論題上，想法並不一致，所以他並沒有立即地採用孔恩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歷史途徑來研究科學哲學。雖然，後來在費耶阿本的著作當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歷史案例，但在這個時候他的學術思想還是延續著轉換經驗論、批判實證論以及捍衛實在論的方向進行。在這三部分中，費耶阿本的主要著作基於，"Problems of Empiricism" (1965) 這一份作品。這是一份很厚的論文，有一本完整書的規模，而且在這份作品的出版前後時期，費耶阿本逐漸走出他自己的哲學路線。我將這部分整理於下列三小節中。
因為受到波柏的影響，所以在這段時期，費耶阿本的科學哲學研究，依然著眼於方法論的探討。在波柏以否證論作為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上，費耶阿本一直不斷地在思考，如何進一步詮釋科學理論之間的否證問題。費耶阿本思想重點集中於，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到底應該將理論當成工具，還是實在來對待。他最後認為，在科學實踐追求進步的訴求上，理論作為工具，還是實在，完全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如果我們選擇理論，並且視之為對於實在的描述的時候，那麼我們所採用的立場就是科學實在論，而如果我們把科學理論當作工具的話，那麼這就是工具論的立場。
選擇的標準，是我們對於科學知識抱持著怎麼樣的期望。對於科學知識的期望，有的人著重於科學知識的內容，也有人著重於感官的確定性，但整體上來講，真正能當作選擇依據的是，實質的成果。在強調哲學理論對於科學實踐的絕對影響下，費耶阿本更進一步的論證，我們的知識，可以因為我們接受的理論而轉變。因為這個認知，費耶阿本認為，如果我們想要的話，我們在理論的操作下，不但有經驗確定性，而且我們所採用的理論，甚至可以表述出我們的經驗。因此，費耶阿本認為，我們不應該以確定性作為標準，反而應該選擇那些超越經驗，但又實際影響經驗內容的理論。在這個立場上，費耶阿本把經驗論轉換成由理論所建構的經驗平台；這個平台就是一切知識的來源。
費耶阿本批判一個所有實證論都會接受的觀點；這個觀點說，所有觀察名詞的詮釋結果，不會依附在理論之上。但是費耶阿本指出，對於實證論者而言，堅持這個觀點的結果，會導致實證論者的自相矛盾。所有觀察語言的基礎，都是假設經驗基礎穩定的結果。但仔細問這個立場卻發現，實證論者卻沒有說出假設的理由，因此這個假設其實是一個形上學的假設。有趣的是，實證論者都是反形上學的。
如果我們接受了實證論的觀點，那麼我們會認為理論只是經驗的摘要 (abstract)。經驗的摘要將因為失去經驗內容以及不能被檢驗的結果，以致於我們所使用的理論語言，自然而然地會失去所有批判以及論證的功能。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實證論者的觀點裡，把經驗的地位視作一種形上學假設，不可出錯。但這樣的假設有其代價，在這裡就必須付出償還了。形上學式的假設，因為不可以被否證的結果，成為一個不可否證、永遠正確的科學理論。一個不可否證的理論就是教條，而教條的運作其實就是神話。
費耶阿本所捍衛的立場叫做實在論。實在論的意思是說，一個科學理論的詮釋，完全依附在這個理論所描述的狀態上。這個科學實在論的定義，跟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意義脈絡理論結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發現費耶阿本哲學的精華。透過實在論，費耶阿本在追求科學進步的方法論訴求上，認為只有實在論這種普遍論述經驗的方式，並且以這個方式形容理論所面對的實在，才能夠真正地引導我們發覺真理。同時，這也能夠讓我們注意到理論的缺點。
費耶阿本認為，如果科學哲學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發揚批判的態度，誠實的面對知識以及認真地檢驗理論的話，那麼實在論必然是科學實踐中最重要的立場。主要的原因是，不同於實證論將經驗當成形上學基礎，實在論把經驗詮釋成為可以分析的對象，而不是直接觀察的結果。對於費耶阿本來講，經驗與觀察語句遠比實證論者想像的複雜很多，因為我們直接透過觀察，並不能看出在理論架構中所生成的經驗內容。
對於費耶阿本來講，強調觀察詞的意義理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所有的觀察結果必須經由理論的詮釋而被理解時，那麼想要了解我們語言對於外在世界所做的描述，重點不但在於進行的是理論的描述，而且是要選擇哪一種理論。這個選擇理論的問題，不是經驗的或是工具的，而是實用的。因為無論是觀察，或是實驗，都需要經過詮釋的歷程，才能夠獲得被認知的價值。這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理論影響下才會出現不同的詮釋。語句意義來自於理論原則所主導的範圍，而與其被動地接受觀察語句的意義，我們更應該企圖去尋找以及檢驗這些理論原則，因為是因為這些原則，我們的語句才擁有意義。
費耶阿本在這段時間也寫了好幾篇有關於身體與心靈的文章。1963 年他出版了捍衛唯物論的文章，並且用它們來反對那種認為心靈不是物理現象的觀點。雖然這個議題不是費耶阿本的專心致力發展的部分，但是他事後卻因為創造了「消除唯物論」(eliminative materialism) 這個觀點，受到矚目。消除唯物論認為，我們的心靈以及所有關於心靈的現象，在描述的過程中會出現一個與科學解釋相衝突的觀點。費耶阿本認為，這種堅持心靈現象的理論與以科學解釋心靈的理論，兩者之間是不可共量的，但是我們基於一般方法論的原則，應該傾向於接納唯物論的觀點。在 70 年代後期，費耶阿本並沒有繼續堅持針對這個觀點進行探討，但是這個觀點在後來卻被羅逖 (Richard Rorty)，以及其他科學哲學家廣泛應用，成為 他對於這個研究領域的貢獻。
在 1960 年代，費耶阿本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實在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包含 1962 年〈解釋、化約和經驗主義〉(Explanation, Reduction and Empiricism, 1981A: 44-96)，1963 年的〈如何做一個好的經驗論者〉(How To Be a Good Empiricist?, 1999: 78-103)，1964 年的〈實在論與工具論〉(Realism and Instrumentalism, 1981A:176-202)，以及1965 年的兩篇實在論立場最明確的論文〈經驗論的問題〉(Problem of Empiricism, 1965) 以及〈回答批判〉(Reply to Critics, 1981A: 104-131)。這些文章共同構成一個後來稱之為不可共量性的立場。對於費耶阿本而言，所謂的不可共量性，是一個依照理論應用而建立出來的結果。在一個理論的應用範圍內，語言的意義與指涉都是依附在理論之下，因此在此原則下，一個理論只可能被另一個理論取代或是違背，沒有客觀比較理論之間的理性原則。費耶阿本認為，不同的理論指涉不同的解釋範圍，所以它們之間是不可共量的。
費耶阿本認為，科學的發展能夠導致經驗內容成長的原因，是因為當我們從實在論的觀點解釋經驗時，發現伴隨著不同理論，帶來不同的經驗內容。為了擴大經驗內容以獲得知識成長，每一個理論都需要堅持，但面對追求知識成長的人，也要讓有可能被否證的理論不斷地出現。因此，費耶阿本的不可共量性，同時維持了相對主義與多元方法論的觀點。
相對主義的觀點，強調沒有客觀的方式在不同理論之間做選擇。這個觀點在哲學領域中，有極大的爭議，因為這個立場的結果，就是拒絕溝通。但是，如果在理解費耶阿本中，把相對主義僅當成堅持理論的那一部分的話，那麼你將會注意，真正讓科學進步的原因，是除了堅持相對主義立場之外，還需要維持多元發展的方法論。多元方法論讓許多完全無法以同一標準來評量的理論，共同存在一個競爭環境裡，同時在競爭中，透過理論相互檢驗，擴大理論所涵蓋的經驗內容。
在柏克萊的時期，費耶阿本對於彌爾的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非常重視。他利用《論自由》裡面的觀念，想要展示一個機制，讓理論的發展能夠擴張經驗內容的同時，卻又不阻撓其他理論的存在，稱為「增生的原則」(principle of proliferation)。增生的觀念說，只有在有另類理論存在時，主流理論才有可能遇到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在沒有其他理論的情況下，主流理論的解釋力已經涵蓋了一切，其中包含了實驗的方法及工具的設置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發現主流理論的缺點。這些缺點即使存在，也會因為缺乏其他理論提供相應的解釋，而被排除。
因此，費耶阿本認為，增生原則的價值對於知識成長的幫助，而我們應該盡可能提出另類理論，給主流理論提供壓力。同時，為了要讓這些壓力發揮作用，另類理論要能夠被發展的像真實性理論一般，而不僅僅是預測的工具。這就是增生原則的主要意涵，也就是期待當另類理論強大到足以威脅主流理論時，主流理論的缺點才會顯現。關鍵是百家齊鳴，才能使理論獲得進步的機會。
費耶阿本認為，無論多麼荒唐，任何具有解釋經驗適當性的另類理論，或者那些難以置信的假設，甚至於在表面上並沒有任何經驗內容的想法，都有可能促進經驗內容的增長。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在多元方法論的鼓勵下，我們應該支持那些有問題的理論，甚至還要發展以及發明那些跟現行現象完全不同的理論。對於他而言，只有這種堅決的態度，以及完全的自由，才能夠讓我們維持知識中檢驗理論的理想。
費耶阿本的多元方法論在 60 年代很快就遇到實際應用的情況。在那個學生運動盛行的年代中，費耶阿本很自然地把科學哲學的成果，應用在以文化與政治為主軸的實際脈絡裡。他感到他在柏克萊教職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依照加州州政府的政策施教，意思也就是，將一小群白人知識份子的努力成果，當作知識一般，灌輸在來自世界所有地區的學生之腦海中，在這種情緒裡，費耶阿本對於西方理性主義產生了莫大的質疑，他對於教育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有不一樣的感覺，甚至有一點罪惡感。
從 1964 年開始，柏克萊的教育政策出現變化，以致於許多非西方人湧向這所名校受教育。……我那些理性主義的朋友告訴我，這是一個先知在找尋門徒的大好機會啊！我們可以在發揚理性與推廣人類進步貢獻心力！我卻有非常不一樣的感覺，我突然領悟到，在這些平常我對於聽眾所教的細緻論證與美好故事，可能只是夢幻，反應的只是一小群人以他們的理念，成功地奴役所有其他的人。我憑什麼能夠告訴這些人應該想什麼，應該如何思考呢？(1995: 132)
這是費耶阿本將哲學生涯，從科學哲學轉向文化多元主義的宣示。在柏克萊上課的這段時間裡，費耶阿本上兩門課（一門是一般哲學，另一門是科學哲學），但他因為身體的關係，經常請假。不但如此，他對於教育的理念也產生反感，對於考試制度表達了莫大的懷疑。即使如此，費耶阿本當時的言行似乎對於學生運動有莫大的同情，但是他對於學生領袖有不好的觀感，感覺他們的理念就向他們所想要推翻人的理念一樣獨裁與威權。有趣的是，在學生罷課的時候，他反而完全按照課表上課。
1968 年費耶阿本短暫地離開柏克萊，轉往倫敦政經學院客座，在那他遇到了拉卡透斯 (Imre Lakatos)，從此變成好友。雖然費耶阿本因為個人的理由很短暫就回到柏克萊，但兩人友誼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並且彼此透過信件交換理念。交往的過程中，他曾經與拉卡透斯說好要合寫一本書，書名叫作《贊成與反對方法》，兩人在書中提出辯論，由拉卡透斯代表理性主義那方，而費耶阿本代表反對理性主義的那一方。但是，1974 年 2 月，拉卡透斯突然死亡的消息，讓這本使得費耶阿本成名的著作，只剩下書名中的另外一半，那就是《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後來，他和拉卡透斯往來的信件以《贊成與反對方法》為書名而出版了 (1999A)。
費耶阿本曾經說過，《反對方法》並不算是一本書，因為它包羅萬象，還有很多已經發表過的內容。但是，對他而言，《反對方法》其實是寫給拉卡透斯一系列的回信。他這本書裡有敘述、分析以及一些出版過的論證，甚至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他在十幾年前所寫過的東西。嚴格來講，在《反對方法》中，費耶阿本以比較有秩序的方式，重新整理以往提出的理念，寫成的一本書。不過最重要的新增添的部分，是他增加了一些激烈的語句，取代了一些原本比較溫和的語句，甚至最後提出結論，是「知識論的無政府主義」(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其實，費耶阿本使用這個名詞的目的，就是在於挑釁讀者，卻也的確讓任何閱讀這本書的人，對於本書中反對理性主義的內容，感到震驚。
這本書中包含了許多題目，但是它主要是從科學史的角度出發，尤其是以談論地球中心論到太陽中心論的天文學革命為主。與他個人以前所寫的文章不同的地方是，他原先討論其他方法論的觀點，但在這本書中，他反對任何方法。他甚至轉換原有的科學史觀，認為亞里斯多德的運動理論，其實具有強大的經驗基礎。他論證，亞里斯多德並不像是一般觀點所說的，在缺乏經驗與論證的情況下，被科學革命的大英雄，伽利略的理論所否定。正好相反，在這本書中，伽利略被當成一個非常狡猾的科學家，用了各式各樣的修辭、宣傳與技巧，支持他的太陽中心論。對於費耶阿本而言，科學史專家一直認為，伽利略所發動的科學革命是科學進步的典範，而費耶阿本的觀點，剛好就在於批判這一段歷史的認知。
整體來講，費耶阿本在《反對方法》，企圖降低我們對於經驗論證上的看法，並且強調美學觀點、個人立場，甚至社會因素，都在科學發展的歷史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些因素的其重要性，遠超過我們一般從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科學發展的歷史。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這本書中明顯的包含以下五點：
第一，從費耶阿本的激進立場中，他得出了「知識論的無政府主義」這樣子的結論，其目的在於強調，沒有哪一種方法論的規則，可以毫無例外的解釋科學進步或是知識成長。
第二，科學史的事實如此的複雜，以致於如果我們堅持要從一個普遍應用方法論規則的角度來解釋科學的進步的話，那麼唯一的建議就是一個沒有用的建議：「什麼都可以」(anything goes)。
第三、如果嚴格應用經驗論者與像波柏那樣的批判理性論所宣示的理性規則，反而會阻礙科學的進步。費耶阿本對於拉卡透斯提後來出來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也不假辭色地的認為，這個方法論不是缺乏基礎的價值判斷，就是掩飾中的「知識論的無政府主義」。
第四，本書支持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所提出來的不可共量性，並且認為這個理念說明了所有理性主義者的想法，也就是以客觀的態度比較理論之間的優劣，是完全無用的。
第五，因為以上種種立場的緣故，所以費耶阿本自我宣稱為非理性主義者，認為任何理性主義的立場，包含真理、實在與客觀性等想法，都會導致思想的限制，並且沒有辦法解釋科學會進步的真正原因。
《自由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這本書，是費耶阿本在 1978 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除了進一步加強《反對方法》的立場外，還集結了所有針對他的批判之回應。費耶阿本自己說，他對於被指責為「非常傲慢」感到很驚訝，所以他決定以文字回應所有的批判。這些宣示與回應構成了《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並且在這本書的第三部分中，費耶阿本還故意取了一個篇名，叫做〈與文盲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Illiterates)。他認為，一般批評他的學者，並不了解他的語言中所包含的反諷、玩笑與論證，而這些用語並不能夠阻擋他在《反對方法》書中所強調的理念。
在《自由社會中的科學》裡，費耶阿本強調一個非常極端的立場，也就是對於科學就是西方社會產物的這件事實的否定。他基本上認為，因為沒有特定的方法論來解釋科學的進步，也沒有確定知識的驗證途徑，所以科學的成果不但不能夠證明它的優越性，甚至因為這些成果中包含了許多依附於非科學因素的緣故，導致科學的成功，不能夠從固定社會與文化來解釋，也必須要包含其他社會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因為這個跨越社會與文化的理解，所以費耶阿本肯定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
傳統生活不能被所謂的「西方科學」否定，原因是這些生活方式，從來就沒有被認可的機會。同時，費耶阿本長期認為，科學的發展，其過程並沒有像科學哲學家所想像的那麼理性，而更像是一個接近神話的過程。科學也是一種意識型態，而且我們並沒有理由說，西方科學是唯一的知識，我們也沒有理由說它是最好的知識。其實，在生態改變與環境保護的背景下，西方科學的負面因素可能更為明顯。那些認為科學比較優越的人，是那些從來沒有檢驗過科學的限制的人。為了要達到限制科學肆意發展的結果，費耶阿本認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強調我們應當學習當年將政治與宗教分離的態度，而把科學視為一種新的宗教，必須放在民主政治制度下。
這個觀念就是這本書書名，《自由社會中的科學》的由來。費耶阿本認為，只有自由民主下的社會，才能夠讓所有的傳統得到被認可的機會，也因為被認可，才會有機會接觸權力。總而言之，費耶阿本不信賴專家的觀點，認為科學專家也一樣要在民主制度中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可以用專業的角度為其他人做出決定。這是費耶阿本在 70 年代後所表達的立場，其中充滿機智、詼諧與幽默，實在讓人弄不清楚他真正的哲學立場是什麼。不過有一點很確定，就是從出版這兩本書以後，費耶阿本的哲學已經與一般的科學哲學漸行漸遠。
上個世紀的 80 年代開始，費耶阿本很幸運地同時受聘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瑞士的蘇黎世理工學院，一校各教半年。這半年美國，半年瑞士的教學生涯，是他思想發展最成熟的時期，確定了他在前面兩本著作後的學術方向。1987 年，費耶阿本出版這一時期的論文，取名為《向理性說再見》(Farewell to Reason)。在這本書中，費耶阿本明確地表示，相對主義是有關信念衝突與生活方式差異的答案。
費耶阿本認為，在當代西方知識份子裡，堅信西方今天的成果，都是透過不同的發展累積出來的。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因為表面上的多元性，其實來自一個單一的思想結構。這個結構當中，有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帝國主義心態，逼迫其他的文化與傳統服從西方的認知。這種單一的結構，不單是對於非西方社會有損害，對於西方社會自己，也有不好的發展。最明顯的是，多元性發展一直是西方社會用來抵禦極權主義統治的有效方法，但在科學理性發展的理解中，這種多元性發展受到壓抑。
他從主動與被動兩種方式捍衛文化多元性。主動的方式認為，文化多元性有其存在的必要，而被動的方式是批判反對文化多元性的人。傳統反對文化多元性的哲學家，都支持客觀主義與理性主義，而費耶阿本採取相對主義的策略，回應他們。他指出，當不同的文化有各自堅持的理念時，在文化對立中，每一種文化都非常堅決地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客觀真理。這個事實使得大家有不同的認知之外，還會堅持自己的觀點，費耶阿本認為，不同的觀點應當相互滋潤，讓它們能夠互相學習。相對主義就是一種態度，尊重他人生活方式，接受他人的信念為對「他們」而言的真理。對於費耶阿本而言，相對主義其實是解決文化對峙的答案。
從這個寬容的角度檢視費耶阿本所支持的相對主義，這個思想所顯示的，並不是拒絕溝通的分離思想，而是尊重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一起的事實。這個事實呈現知識成長的關鍵，因為所有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夠從自己的觀點，針對外在環境的挑戰，提出有效的解決方式。相對主義比理性主義有效，因為理性主義只能夠以強制的方式，讓不多元的文化，融入一元的結構中。實際上，費耶阿本認為，今日世界發展的事實，我們已經沒有政治上或知識上的能力去禁止讓其他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到了向理性說再見的時候。
費耶阿本的相對主義引發了非常多的批判。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相對主義否定溝通與交流，但很有趣的是，他所談的相對主義，強調的剛好是一種增生的概念，讓所有不同文化的人可以用寬容的態度坐在一起。事實上，費耶阿本所強調的相對主義，並不是一個哲學立場，而是一個實踐的態度，因為在生活中，我們已經實踐了相互尊重的態度。從這個角度而言，相對主義不是用理性主義者的方式，理解不同觀點的人會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費耶阿本用相對主義這個觀點，來引起別人對於他哲學內容的注意。
費耶阿本在上世紀的 90 年代，提供了一系列批判科學主義演講。這些演講稿內容涵蓋他對於科學主義的否定，被集結成冊，於 2011 年出版，取名為《科學的專政》(The Tyranny of Science)。在這本書中，費耶阿本很仔細的分析如下幾個題目。
首先，他認為科學家與哲學家聯手把科學當成一個單一的世界觀，提出了一個獨斷的觀點，認為科學應該是什麼。實際上，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因為科學是在持續發展中，而且是非常多元的。科學並不是一門從固定角度發展的知識，所以我們自然不能從一個抽象的概念「科學」，討論科學是什麼。這種態度其實來自於一種可以稱為「客觀主義」的意識型態，認為科學就是決定事物存在的客觀標準。但是實際上，我們活在一個非常多元且複雜的世界中，擁有不同的文化與傳統。在認知這個世界的複雜面向時，我們應該不斷地對這個世界進行摸索與探知，不是把自己當成理性的捍衛者。然而，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結合，結果與「知識份子的帝國主義」差不多，都在摧毀世界的多元性。
在《科學的專政》中所提出來的第二部分，就是對於科學的成功進行的質疑。費耶阿本質疑的重點不是在於否定科學擁有成就，而是強調這些成就必須與前面所提到的意識形態分離。在去除科學主義的意識型態後，我們會發現，以往我們所認知的科學概念，也就是科學基於觀察，進行經驗蒐集，形成中立客觀理論的想法，是一般人受理性主義影響所形成的神話。最荒謬的是，在我們的認知中，科學可以用來解決社會問題，卻忽略有許多問題，例如環保與生態，就是從這個科學萬能的認知中所引發的。
本書的第三個部分，討論誰是科學家。一般認為科學家就是理論家的想法，其實是錯誤的，因為真正從事於科學的人，是做實驗的人。在這些做實驗的人當中，有許多從經驗不斷磨練與學習過程中，獲得的是實踐後才能掌握的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在科學知識發展的過程中，默會知識具有至為關鍵的地位。相較於理論而言，經驗中所獲得的默會知識，是決定理論的主要關鍵。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可以說強調理性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發展觀，其實是一個現實的扭曲。
在本書中，這個被扭曲後的科學發展觀，就是科學主義。這一種科學能夠回答所有問題解答的想法，成為費耶阿本批判的主要對象。在進行批判時，費耶阿本以溯源的方式，將問題的本源，拉到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巴曼尼德斯 (Parmenides)、薩諾芬尼斯斯 (Xenophanes) 等強調客觀性的哲學家。在批判這些客觀主義的源頭時，費耶阿本針對客觀主義成為哲學主流意見的事實表示，雖然人們傾向於接受這些哲學，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們具有比較好的論證，而是因為在哲學的發展過程中，愛好哲學的人有一種喜歡客觀論證的偏好。往往思想嚴謹的哲學家受到這種偏好的肯定，他們共同認為，這是唯一表現理念的方式。遺憾的是，在這些偏好論證的影響下，其他人喜歡聽的故事與神話，不但受到壓制，而且認為是與真理無關的。對於費耶阿本而言，希臘神話所提供的故事，遠比希臘哲學家所提供的論證有趣，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神話故事展現出人性的真實面向。
這個階段的費耶阿本明確地宣示，他的立場就是反對西方理性主義所代表的知識優勢。他認為，科學在這個代表知識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其實並不中立，也不客觀，而是宣傳與權力遊戲的產物。對於非西方人而言，這個知識的遊戲，讓他們受到否定，甚至是自我否定。這也是為什麼，費耶阿本在晚年的貢獻中，基本上已鼓吹文化相對主義為主，卻與時下所謂的科學哲學無甚相關。比較令人好奇的地方是，費耶阿本在 1992 年之後，到 1994 年過世之前，在一份新創立的期刊上，《大眾知識》(Common Knowledge) 中，出版許多文章，多以敘述西方理性主義起源，以及批判科學主義。
費耶阿本於 1994 年過世，但多產的他，在 90 年代寫的東西並不少，而且它們具他一生哲學的綜合特色，可以算是人生中最後的學術結論。這些文章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蒐集在一本選集，《征服廣袤》(Conquest of Abundance: A Tale of Abstraction Versus the Richness of Being, 1999) 出版。這本書的文章包含題目之廣，以致於有人 (Preston 1998) 以「後現代主義的科學哲學」，稱呼費耶阿本晚年的哲學。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稱謂，因為在字面的意義上，科學哲學與後現代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不過，嚴格來講，就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意涵來理解這個稱謂，對於費也阿本的哲學還蠻恰當的。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所謂的「科學不統一論」(The idea of Disunity of Science)。
費耶阿本長期認為，任何想要客觀地以及理性地解釋科學，或是給科學一個定義的努力，都是枉然的。主要的原因是，科學是一種自主的活動，是實際參與人決策的結果。他們在作決策時，不但不會依循任何規則，還會自由自在地想盡一切辦法找尋讓科學進步與突破的理由。原先認為科學從中立與客觀的角度，累積事實發展，依循經驗主義的原則提出理論的想法，根本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能承認，所謂的「科學統一性」，是一相情願的想法，沒有實質的意義。這就是費耶阿本哲學被稱為後現代科學哲學的主因。
1994 年 2 月 11 日，費耶阿本在日內瓦湖旁的格諾里爾醫院 (Genolier Clinic) 病逝。坦白講，他的哲學，並沒有為科學哲學的發展帶來什麼真正的改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晚年所鼓吹的「反科學主義」。在這個標題下，費耶阿本提出科學理論之間的不可共量性，支持文化相對主義，甚至認為相對主義的思想可以延伸至政治領域。他認為，科學的訴求與星象學、巫術、以及另類醫學具有相同的知識效力。毫無疑問的，費也阿本這些令人吃驚的主張，往往讓人不解，他到底是認真的，還是專門以讓人感到吃驚為樂。但是，在結論中，我們想強調，費耶阿本一路走來，其實科學實在論一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連各種驚世駭俗的觀點，其實都與他早先推動的哲學理念息息相關。
在費耶阿本最早先的思想中，他一直鼓吹一種科學實在論，但與一般理解的科學實在論極為不同。一般會認為，科學解釋的對象，是所謂的實在，因此解釋的結果就是真實的，至少是趨近真實的。然而，費耶阿本根本認為，所有人對於外在世界的理解都具有一樣的認知能力，然後依據這個能力，提出理解的架構。科學只是眾多的架構中的一種，而其他種族也提出自己的理解架構。科學並不特殊，其他種族也不低下。這種以理論結構解釋外在世界的實在論觀點，讓費耶阿本認為，科學知識與所謂的信念系統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它們都企圖獲得，各自認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很明顯的，這是一切文化相對主義的來源，也是費耶阿本最後令幾乎所有人感到吃驚的地方。
費耶阿本著作等身，而且因為母語為德文，加上學術生涯在美國與瑞士兩地的緣故，所以著作中包含英文與德文兩種。基於本條目之目的在於讓哲學工作人有參考費耶阿本哲學，作為進一步發展之準備，所以在書目之編排上，採取如下作法。首先，盡量利用網路資源。目前在網路上有 Matteo Collodel 所編輯的 The Works of Paul Feyerabend，內容完整，超乎想像，而且編輯詳盡，是目前有關著作中，最有價值之參考資料。有鑑於此，我特別寫信給他，並獲得 Matteo Collodel 先生許可，將網頁資料提供在此，供華文讀者參考。因此，在本文書目中，我僅列舉費耶阿本的英文書籍，其他詳細資料則參考如下網站：
http://www.collodel.org/feyerab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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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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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88.
Three Dialogues on Knowled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Motterlini, M. (ed.), 1999, For and Against Method, including Lakatos's Lectures on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Lakatos-Feyerabend Correspon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A)
Conquest of Abundance: A Tale of Abstraction Versus the Richness of Being, B. Terpstra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999B)
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J. Prest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99C)
The Tyranny of Science, E. Oberheim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4), S. Gattei & J. Agassi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有關費耶阿本著作的二手詮釋方面，因為內容太多，所以必須要按照本篇所提到的主要題目作選擇。在此所列舉的題目為：A. 費耶阿本著作的書評以及以他思想為主的論文集；B. 早期思路以及批判理性主義；C. 意義轉換與理論的不可共量性；D. 晚期思路與相對主義，這四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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