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何謂極小命題？
2.2 心理實在性與可及原則
2.3 Cappelen & Lepore 的心理實在性論證
2.4 回應 Borg 的極小主義
3.1 脈絡敏感性：索引論的進路
3.2 索引論的問題
3.3 脈絡敏感性之普遍化
5.1 相關理論
5.2 關於語用調節中的「推論」
5.3 特製概念的問題
形式語言學派與日常語言學派所衍發的爭議到20世紀末轉變為脈絡主義和極小主義的爭論。早期如弗列格 (Gottlob Frege)、羅素 (Bertrand Russell)、前期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塔司基 (Alfred Tarski)、卡納普 (Rudolf Carnap) 等哲學家或邏輯學家，試圖建立一個完美人工語言，消除日常語言中的歧義問題，並作為哲學與科學溝通的工具；而日常語言學派的語言哲學家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ers)，如後期維根斯坦、奧斯丁 (John Austin)、葛瑞斯 (Paul Grice)、史陶生 (Peter Strawson) 等人，則認為自然語言的缺點反而是豐富表述能力的象徵，主張自然語言才是研究的當然對象。形式語言學派影響了極小主義(minimalism)的立場，主張語意學的工作在於說明並賦予每個語詞、語句意義，而語句的真之條件(truth condition)就是說明語句意義的工具。這種取向背後所預設的是，語句即使獨立於使用脈絡亦可被賦予真之條件，也就是可僅僅根據組成分子的意義及組構規則 (compositional rule) 就決定語句本身的意義，其他可能的語意改變，諸如言外之意、諷刺、笑話，都歸因於各種語用 (pragmatic) 現象。於是乎，語意學 (semantics) 和語用學 (pragmatics) 是截然二分的兩個領域，語句意義 (sentence meaning) 或語句所言 (what is said by a sentence) 是語句的真之條件，而說話者意義 (speaker meaning) 則是語句之外的意涵。
然而此區分於近二十年來受到質疑，受日常學派影響的脈絡主義學者相繼提出質疑，他們基本的主張是：語句所言並非僅由字面意義及結構規則所決定，而是受脈絡相當程度的影響。雖然傳統語意學承認某些語句可能含有仰賴脈絡資訊的脈絡敏感詞，如人稱代詞 (personal pronoun) 或指示代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並同意語句的真之條件乃相對於脈絡而定，但脈絡主義者之一，如 François Recanati (2004)，則指出，在此觀點下的脈絡，僅限於某些情境：誰？何時？哪裡？對誰？等，易言之，脈絡敏感詞在脈絡影響下做出的語意貢獻仍是由語言規則決定，稱之為語意滿足 (saturation)。然而脈絡主義者主張：脈絡對語意的影響不限於語意滿足現象。
Recanati 認為承襲形式語言學精神的傳統語意學忽略了所謂的語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語用能力是指理解說話者意指為何的能力 (what the speaker means by his or her utterance)，這種說話者意義關乎的是說者的意圖，即說者所意指的就是他所意圖的。當聽者可認知到說者的意圖，此時溝通是成功的，而語用能力就是藉由說者所言說 (what speaker says) 去決定說者所意指 (what speaker means)。但說者所言說長久以來咸被認為是由語意學所決定，無關乎說者的信念或意圖。在此觀點下，語用學和語意學被隔離了，語用學處理的是語意學的輸出，且不影響語意組合的過程，也就不影響組合後的輸出──真之條件。極小主義者 Emma Borg (2006, 2010a) 即認為這兩種能力分屬不同的模組──語用能力與心智理論有關，語意能力才與語言知識有關。但近年愈來愈多研究指出若不訴諸完整的語用及脈絡因素，無法決定語詞於脈絡中展現的語意值，甚至對話雙方所掌握的語句內容遠比語言規則所分析的豐富 (cf. Carston 2002; Recanati 2004)，真之條件內容的決定根本是語用和語意混合進行的結果。
脈絡主義學者整理出所謂的自由的語用詮釋 (free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現象，指出真之條件的決定有相當程度的脈絡影響，而非僅僅由約定俗成的語意和文法決定。除了上述的語意滿足現象，尚有其他需訴諸脈絡才能決定語句所言的現象：豐富使用(enrichment)、寬鬆使用 (loose use)、轉移 (transfer)，以及未清楚說出的成分 (unarticulated component, 以下簡稱 UC) (cf. Recanati 2004, Carston 2002, Travis 1997, Bezuidenhout 2001)。我們藉由各種案例來說明：
1). “They got 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我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他們結了婚然後有了小孩」，但若按字面分析卻是「他們結了婚以及他們有小孩」，我們所掌握的比起語言規則的分析來的豐富，稱之為語意豐富使用 (enrichment)。
2). “The dorm floor is silent”
我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宿舍很安靜」，而非「宿舍全然沒有聲音」，此處的 silent 被放寬了標準，是種寬鬆使用 (loose use)。
3). “The ham sandwich left without paying”
我們理解到的 ham sandwich 是買三明治的人而非用來吃的三明治，這是種轉移使用 (transfer)。
亦有案例顯示，脈絡不同時，同樣的語句可能會有不同的語意值，如：
4). 「約翰是高的」
若主角是五歲小男孩且有 130 公分高，則此句在此脈絡下顯然為真；但若主角是籃球員且 150 公分高， 就會有不同的真假值。如果語句有獨立於脈絡的意義，則難以解釋何以同樣的句子卻有不同的真假值。合理的解釋是，在不同脈絡下此句表達了不同的命題，因此即便此句中並未有任何倚賴脈絡的索引詞或指示代詞，語句本身的內容仍會受脈絡影響。
除了上述現象，尚有不完備問題 (incompleteness)：語句在沒有脈絡下無法表達完整命題，如:
5).「小明準備好了」、「鋼不夠硬」
我們需要脈絡知道怎麼個不夠法?準備什麼? 才能夠了解語句要表達的內容。
再者，不適當問題(inappropriateness)指出，有些語句雖然可能不需要脈絡的調整就能表達完整的命題，但卻不是說話者要表達的，或不是聽者所聽到理解的，如:
6).「我吃過早餐了」或是「下雨了」
這些語句被說出時，說者實際要表達的內容可能都含有時間或地點的成分，如「我今早吃過早餐了」或「這裡下雨了」，但這些成分卻非來自語句中的語詞或文法規則所要求，而是對話雙方直覺掌握的。若不訴諸語用的詮釋，只依據字面解釋會顯得非常不適當，我們會知道表達的是相對於說者和聽者而言的「某地在下雨」，而非所有地方下雨了。這些語用成分存在於對話的內容中，既不對應於任何語構成分或文法規則，亦非所謂的言外之意，稱之為未被清楚說出的成分，UC (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s)。(cf. Perry 1986, Recanati 2004)
我們更常面臨的情況是，沒有使用脈絡就無法確認或決定內容為何，如以下皆用到 open 的語句，在不同的組合下似乎展現了不同的 open 內涵，怎麼個 open 法似乎是不固定的：
7)."Tom opened the door"
"Bob opened his eyes"
"The surgeon opened the wound"
"Sally opened the can"
這些案例顯示為了適當表達說者的內容而須調節字義，但傳統的分析無法顯示這個實質發生的詮釋行為及語意內容。[1]
脈絡主義引起廣泛的討論，我們可藉由其引發的疑慮及挑戰來進一步鋪陳脈絡主義的理論內容，但讓我們稍微整理脈絡主義幾個挑戰傳統的觀點：
i). 脈絡因素廣泛地影響語意內容
語句所言無法僅由組成分子的約定俗成意義和組構規則所決定。語句被說出的意義及詞彙對於語句意義的貢獻，相當程度需倚賴脈絡資訊。
ii). 不區分語句意義 (sentence meaning) 和說者意義 (speaker meaning)
Recanati認為語句意義也是說者意義的一種，長久以來被認定的語句固定意義頂多可視為語句本身的類型義 (type meaning)，但語句在脈絡中展現的內容 (what is said) 不是固定不變的類型義，反而須視脈絡決定其內容。換言之，語句本身並無跨脈絡相同的極小命題 (minimal proposition)。
iii). 可及原則 (availability principle)
脈絡主義聚焦的是語句所言，而非類型義，但傳統語意學具焦的是類型義，也就是傳統所認為的語句本身的意義，所謂的極小命題。脈絡主義認為語句所言應該是說者所意識到的，而非在使用語句當下不被意識到的極小命題，此為可及原則。(cf. Recanati, 2004:17)
從這些觀點，脈絡主義很容易引起的質疑是：若將脈絡中所有可能影響語意內容的因素皆納入語意的範疇，或視作語意的一部份，語言豈不龐雜而無系統？語言還有所謂的客觀穩定意義可言嗎？溝通還是可能的嗎？
脈絡主義在澄清這些問題之前，先指出這些問題背後可能的預設：語言應有客觀穩定的意義，且該意義就是所謂的極小內容，且意義的載體應是語句本身。但何謂客觀穩定的意義是值得討論的，極小內容是否能勝任此角色也值得懷疑；而意義的載體是否僅能是語句本身，需再經檢視。最重要的是，脈絡主義並未宣稱所有可能的脈絡因素都是語句意義或字義本身的一部分，這反而是預設語意不受脈絡影響、語詞有固定不變的內容，所跳脫不了的思維框架。我們將在第二節探討極小命題與可及原則時處理此問題。基本上，脈絡主義主張我們應將語言行為 (speech act) 視為語意的載體而非語言符號本身，符號本身所傳遞的可能只是類型義而非實際運用時要傳遞的意義。我們會難以接受這種改變，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接受語言自有一套約定俗成、固定客觀的意義——所謂的極小內容，但實則我們透過語言所展現的思考、認知、溝通能力，並非來自先有一套語言，然後我們去掌握理解它；相反的，我們的思考溝通能力建構了語言的功能，而這意味的是，我們應探究此能力建構了怎樣的語言功能，而非預設此語言功能本就有客觀、約定俗成、進而跨脈絡相同的極小命題。
其次，脈絡影響下的語用調節是否會造成語意的龐雜、無系統性？脈絡主義應如何同時顧及形式組構性和脈絡敏感性 (contextual sensitivity)？這將在第三節及第四節分別討論。第三節主要介紹索引論 (indexicalism)，其主張具有脈絡敏感性的 UC 可視為語句的底層邏輯形式的一個語意值，因而仍有其規則可循。但此進路是否成功尚待檢驗。第四節則回應組構性 (compositionality) 的問題，基本上，脈絡主義者主張，語用調節和組構性是相容的，因為組構的是語用調節後的語意。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即便是脈絡主義者之間對於自由的語用詮釋機制也有不同的說明，這將在第五節鋪陳，我們將介紹相關理論 (relevance theory) 的最大相關原則，及 Recanati (2004, 2010) 的啟動 (activation) 與關聯 (association) 在詮釋機制中的角色：前者主張語用的詮釋機制是單一的系統，所有的調節皆是以最大相關性為準則進行推論；後者則區分一階詮釋過程 (primary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 及二階詮釋過程 (secondary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一階過程涉及的是語意的啟動與關連，前述的寬鬆使用等語用詮釋皆屬此類，是直覺掌握到的內容。二階過程涉及的是推論，如諷刺、言外之意等，聽者先掌握一階詮釋的內容後再推論出二階詮釋內容。雙方的辯論延伸出另一個方興未艾的問題：應如何說明語用調節過程中所產生的特製概念 (ad hoc concept)？這是目前詞彙語用學 (lexical pragmatics) 積極討論的，也是脈絡主義另一階段的里程碑。
脈絡主義與傳統語意學相悖的主張之一就是極小命題的理論角色定位問題。傳統語意學在 Grice 的區分下，接受語句意義 (sentence meaning) 就是語句所言 (what is said by a sentence)，說話者意義 (speaker meaning) 則是利用說出語句達到的其他效果或目的，如言外之意、諷刺等。若語句不含有索引詞，則總是表達相同的命題，不受脈絡影響，此為「單一命題論之教條」(dogma of mono-propositionalism)。(cf. Corazza and Korta 2009)
極小主義者雖承襲傳統語意學的精神，對於極小命題的界定仍有不同的見解。Kent Bach (2006) 提出略為不同的主張，認為語句本身是語意上不完備的 (semantically incomplete)，語句內容不構成命題而只是命題基 (propositional radicals)，需要其他脈絡成份使其有真假可言，但承認語句的不完備並不表示認同所有語句都是倚賴脈絡的。而 Capplen &Lepore 提出不同的說明，他們仍認為語句本身有其命題，即極小命題，由組成分子的意義及語法結構決定語句的內容，但是一旦將語句說出，就是言說行為 (speech act)，那麼此時就有多種可能的言說內容，此即為語言行為多元論 (speech act pluralism)。對他們而言，語句所表達的和言說行為所表達的是不同的內容，語意內容無法扮演言說內容的角色，語句內容比較像是言說內容所共同分享的。(cf. Cappelen & Lepore 2005)
Emma Borg (2004, 2012)算是極端的極小主義，她不認為脈絡因素可作為語意的一部分，並主張每個詞或字有極小內容 (minimal content)、有純粹由詞彙與語法所決定的語句層面內容、語句層面的內容有真假值可言、每個完整的語句皆表達完整的命題。和前述的極小主義不同的是，語句本身就有其完整的命題（反駁 Bach 的觀點），由組成的字詞及語法決定，且不是所有可能言說內容的交集（反駁 Capplen &Lepore 的分享觀點），她認為極小命題是直覺的、直接可獲得的、跨脈絡相同的命題 (intuitive, read-off, invariant across contexts)。
脈絡主義者 Recanati (2004) 認為所謂的極小命題，無論是命題基或共同分享的內容，並不具心理實在性 (psychological reality)，即在溝通時，這種極小命題並不會出現在我們處理語句內容的過程，如在第一章中所舉之各種例子。Recanati 提出可及原則 (Availability Principle, AP) 說明何以真之條件應為使用於脈絡中的語句所言 (what is said)，而非字面的約定俗成意義。
可及原則的要旨就是: 語句所言對應的是詮釋者所能直覺掌握的、最主要的真之條件[2]。Recanati 認為可及原則遵循的是 Grice 所說的「言說 (saying) 本身是非自然意義 (non-natural meaning)」，言說特點就是明示性 (overtness)——公開地用文字表達說者的意圖，使其能被掌握。這意味的是，語句所言必須倚賴說話者可被公眾所認知的意圖 (cf. Recanati, 2004: 14)。除了倚賴說話者意圖，詮釋者也需意識到讓語句為真的情境，以此形成真之條件。我們從詮釋者直覺認定的語句真之條件，可確認他們認為什麼是語句所言，即下段所所強調的：正常的詮釋者可直覺掌握到言說的真之條件，而這直覺對應的是理解的某個層次，是說明語言理解必須探究的層次，這層就是語句所言的層次：
[N]ormal interpreters have intuitions concerning the truth-conditional content of utterances. On my view, those intuitions correspond to a certain "level" in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a level that a proper theory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ust capture. That is the level of "what is said". (Recanati 2004:16)
依此可及原則，共享的直覺內容才是試圖理解語句的詮釋者以意圖為導向的詮釋產物。可及原則所強調的「意識到」是要指出：「理解」本就涉及心理的表徵，是種意識到的活動。這凸顯的是：我們直覺掌握到的內容，要比所謂的極小命題更貼近詮釋經驗，[3] 因為直覺掌握到的內容不僅是透過語法和約定俗成意涵，也透過語意調節 (semantic modulation) 獲得。每個字詞若與不同的字詞組合便可能展現不同的內涵，調節的方向視字義與情境的互動而定。在這樣的詮釋過程中，不再只是由底而上 (bottom-up) 的詮釋，也可以是由上而下 (top-down) 的詮釋。Recanati 描述在這樣的詮釋過程中展現的組構性是「完型組構」(Gestaltist approach to compositionality) (2004: 132)。詮釋者可掌握的內容才是語意理論要說明的對象。
2.3 Cappelen & Lepore 的心理實在性論證
Cappelen & Lepore (2005) 不認同這種心理實在性的攻擊。他們指出語言溝通若缺少極小命題，則溝通是不可能的。一個主要理由是極小命題是認知的安全機制 (cognitive safety-mechanism)，若對話者忽略、誤解、未告知有關的溝通資訊，詮釋者仍能正確的說出對方講的那個語句，例如 B 在辦公室看要跟總裁報告的資料，A 敲門跟 B 說「總裁在等你」，A 指的是總裁在等 B 開會，但 B 忘了有會要開，聽成總裁在等他報告，雖然有這些誤會，但他們都可以抓到的是總裁是某某某且總裁在等 Ｂ。Cappelen & Lepore 認為最好的解釋就是聽者抓到了跨脈絡不變的極小命題，極小命題扮演著認知安全機制 (C&L 2005: 183,185)，當他們弄錯或忽略相關的脈絡資訊或根本不在原脈絡時，聽者可以退到最基本的語句意義。[4]
但該例是有詮釋空間的，脈絡主義者主張語句有其類型義 (type meaning)，且仍有組構性，當詮釋者誤會脈絡資訊時，所抓到的內容與說者有所出入，但不表示抓到的部分就是極小命題，或極小命題就具有詮釋時的心理實在性，而只能說剛好是組成命題的一部分，或符合說者的意圖且可能剛好是類型意義，另一部分則否。脈絡主義所反對的極小命題心理實在性在於，此種所謂跨脈絡不變的命題可能不會出現在我們詮釋言說行為時的過程，因為每個字詞可能都經過了語意的調整或與脈絡互動而有些許不同的內涵，並非如極小主義所言，詮釋是先從固定不變的極小命題開始，然後發現不對才轉而去尋找其他資訊來補充。(cf. Recanati 2004)
Borg (2012) 主張有直覺可獲得的、跨脈絡相同、有真假值的極小命題，若需要脈絡資訊，也會是在文字本身規則所要求下的語意滿足而非自由豐富使用 (free enrichment)。但若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這是個什麼樣的極小命題，我們發現這是個抽象、分析到只剩邏輯架構的命題，如："Harry is ready" 的極小命題為
There is someone/some object referred to by the term "Harry" that is ready to for something.
會有這樣的走向是因為在直覺上，我們會因著不同的背景預設而有不同的讀法，對 "ready" 不同的讀法、對 "Harry" 不同的讀法等，而導致即便缺乏脈絡，每人直覺掌握到的命題仍可能不盡相同。極端的極小主義必須處理這種現象，因此極小命題必須是褪去任何可能背景預設的命題，即剩下邏輯結構的命題。但如此，卻難以讓直覺獲得、跨脈絡相同、有真假值，三特徵同時成立。理由有二：
1) 首先，「跨脈絡相同」預設的是每個組成字詞也具有跨脈絡相同的意義，所謂的極小內容，然而，語意的複雜性 (semantic complexity) 讓相同的字詞也未必有跨脈絡相同的語意貢獻，如
這海灘是安全的（不會有危險的事在這發生）
The beach is safe (no harmful event is likely to take place there).孩子安全了（他們不會被傷害）
The children are safe (they cannot be harmed).這鏟子是安全的（使用這東西不會有危險）
The shovel is safe (no harm can result from its use).
名詞也不見得在每個語句中有相同的語意，如「倫敦」，可能指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印象、一個概念。在單一語句沒有脈絡下，一個詞直覺上仍可能有不同的內容，而非不變的極小內容。
事實上，字義的學習與建構並非從一個不變的極小內容開始的，而是透過各種情境逐漸累積每次使用的特色，並從中摘譯出核心概念 (cf. Recanati, 2005)，如此一來，直覺掌握到的不見得就是那個不變的核心概念，因此，所謂的直覺掌握（無論是心理的或邏輯上的）與跨脈絡不變是有衝突的。
2) 進而，這種在沒有脈絡下、直覺掌握到的抽象邏輯結構，是否有真假值可言呢？可能難以達成。讓我們比較下列兩句
(a) Oscar cut the sun.
(b) Some object referred to by "Oscar" stands in a cutting relation to the object referred to by "the sun".
根據 Borg，(b) 是 (a) 的極小命題，不論讀者是否知道 Oscar 指誰，不論 cutting 是如何發生的。(Borg, 2004: 241)
極小命題 (b) 是否有真假值可言? Borg 主張有，且是開放的真之條件 (liberal truth conditions)，因為滿足 (b) 的情境可以很多，如 "Oscar cut the sun with the knife" "Oscar slowly cut the sun with his sister"。但問題也出在此，如果滿足 (b) 的情境很多，(b) 又是 (a) 的極小命題，是否意味著 (a) 的真之條件也可以來自很多情況呢？(cf. Ku (2017)) Borg 應該不會想要吞下這個子彈，畢竟在一開始就是為了避免因著不同的背景預設而有不同的讀法，因此走向將極小命題抽象邏輯化一途，不會在此時走回頭路允許各種情境皆為極小命題的內容；但若非如此，又該如何說明 (a) 所表達的極小命題 (b) 可以有很多滿足情境，而照理應為同義的 (a) 卻不被允許? 我們還能說 (b) 是 (a) 的極小命題嗎？
在脈絡對語意的影響中，未說出的語意成分 (unarticulated component, UC) 引起廣泛的討論，它不是從字意去做語意調節，如寬鬆使用 (loose use) 和豐富使用 (enrichment)，而是直接增加脈絡中的成分於語意，如前述「下雨了」中的地點成分就被增加於所掌握的語意內容中。反對者認為這會讓語意學的工作龐雜而無系統，但 Recanati 指出，加入地點成分於此語意中並不是宣稱從此「下雨」這個字詞的意義就增加了地點成分；地點成為語句在此脈絡下被使用的內容，是語用調節的結果。Stanley 和 Szabo 則提出另一種權衡方式，既保留了語言規則對語意的掌控，也顧及了脈絡影響，他們試圖論證這些調節純粹是來自字詞意義本身的要求，而非沒有限制的脈絡因素（關於 UC，Perry 1986, p. 206; cf. also, 1998, p. 9; Perry 2001: p. 45; Perry 1998, p. 10. 及 Cummins 1992 皆有所著墨）。
Stanley 和 Szabo (2000) 論證每一個名詞在其底層邏輯結構皆隱藏著對應的索引詞而使的它們具有脈絡敏感性。他們不認為需要將脈絡的影響當作是語意內容的成分，而是主張語意內容的調節是基於語句的邏輯形式中，本就設置了的索引詞或變元，因而在不同的脈絡中產生了不同的對應值，如此影響語句真之條件的調節就會是種基於語詞本身意義之要求而必要的調節，是種語意滿足 (saturation)，而非自由的語用調節。
Stanley (2002) 指出像是「每次我遇見你，我都吃過早餐了」中的「每次遇見你」與對話中的「地點」有共變關係，這種連結關係 (binding relation) 顯示的是必有一個變元要求脈絡提供語意值，此即所謂的連結判準 (binding criterion)：
A contextually provided constitue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entence S is articulated whenever the argument-role it fills can be intuitively “bound”, that is, whenever what fills that role can be made to vary with the values introduced by some operator prefixed to S. (Stanley, 2005)
此段指出，若我們可直覺想到讓此 UC 成分成為一個語句中某量詞控管的變元的值，則 UC 便不再是未被說出的成分，而是隱藏起來的成分。我們可以想像語句的邏輯結構中具有一運算架 (operator)，管轄了所謂的「地點」變元，那麼「地點」這成分就不是未說出的，而只是此連結關係中一個變元的值。此變元讓語句得以表達完整命題，不算是未說出的 (unarticulated)。依此，「無論我去哪，都下雨」可被分析為「對於每個我去的地點 ℓ，在 ℓ 內都下雨」，這連結關係表示必有一個受控管的變元，這變元包含於「下雨了」此句的底層邏輯形式，因此我們自動的找尋脈絡的地點值使命題完備，所以並沒有真正的 UC。Stanley 更進一步宣稱「所有非語言脈絡的影響皆可追蹤至底層邏輯形式」(Stanley 2000: 391)，例如比較形容詞「高」，已有「相對於哪個對象」的邏輯形式藏在語句中，即「相對於m的高」。
索引論的主張仍有極小主義者的色彩，也就是只有語意過程發生，沒有語用過程涉及語意內容。他們指出脈絡主義者所認為的語用過程其實都是語意滿足，是種由底層邏輯結構所要求的語意過程，因此就不會有脈絡主義所認為的 UC。但他們同時主張除了索引詞，許多語詞都具有脈絡敏感性，要嘛是展現了類似索引的性質，要嘛是包含了隱藏的索引成分，或是有其他形式的脈絡敏感性。我們無法事先知道一個語詞是否為脈絡敏感，這是經驗問題，須由語言分析解決。
Stanley 所訴諸的連結判准變相允許只要你可以想到一個可能的量詞，那麼就可以設置相對應的變元，但如此似乎所有可能的脈絡影響分子都可以是種邏輯形式中的變元，此為過度生產問題 (problem of over- generation)。例如
The policeman stopped the car. (Rumelhart 1979: 78)
我們在詮釋此句時似乎預設了警察是如何停下車子的，可能是警察給出一個手勢給駕駛，駕駛依此停車。但若我們知道是警察在駕車，那停車的方式就不是這種警察管制交通的樣態。這種「停車樣態」是我們理解詮釋語句的方式，不受控於語句中的字詞，而是選擇性的，算是種未明說的背景，Recanati 認為此亦為自由的豐富使用。但我們要將這種成分納入語句的邏輯形式中嗎? Stanley 的連結判准似乎在告訴我們，即使是此例，我們也可以讓此成分變成被量詞控管而成為語意的邏輯形式，如「警察以某種形式 M 停下了車」，或是「有一種停車形式 L，警察以 L 要車停下」，但這顯得非常荒謬，有必要將所有可能的背景納入語句的邏輯形式中嗎? 還是我們應該允許語句底層的邏輯形式也可以是歧義的? 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停車的形式不是語句本身的規則決定，而純粹是脈絡情境提供的背景。
第二個問題是普遍化問題：是否這個隱藏的邏輯形式一致地出現在各種不同的脈絡? 更進一步說，是否預設了即使未在任何脈絡下時，此邏輯形式仍會內建在語詞的意義中？例如，依據 Stanley 所言，「任何我去的地方都下雨」(Everywhere I go it rains) 此句中，我們可想像一個量詞在其底層邏輯形式：
‘For every place l such that I go to l, it rains in l’
但是否在每個「下雨」出現的語句脈絡都有這樣的邏輯形式? Recanati 認為並非如此，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情境，一個氣象觀察員面對的都是測量儀器，在多日未雨後，終於看到儀器顯示下雨，他高興的說 「下雨了」，此時純粹指的就是有雨了，而不需要特別指在哪下雨。也就是說，的確可能在某一脈絡中，此句沒有如 Stanley 所言需要特製的底層邏輯形式。(Recanati, 2002a:38) Recanati 指出，一個成分若是必須的，一定是每個脈絡都會被要求提供這樣的成分，但並不是每個脈絡都會提供 UC，可見 UC 不是必須的，那麼我們無需要求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則以控管這種成分。UC 的出現或許成為語句內容的成分，但不是出自語詞本身的規則，亦非脈絡提供什麼規則，純粹就是豐富使用 (free enrichment) 的結果，與語詞本身的規則所提出的要求不同。
依此 Recanati 主張脈絡提供的成分若真為未明說的成分，我們總能想像一個可能情境，這樣的成分對於讓語句表達完整的命題是不必要的。此即作為 UC 為「選擇性的判準」(the optionality criterion)：
Whenever a contextually provided constituent is (truly) unarticulated, we can imagine another possible context of utterance in which the contextual provision of such a constituen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for the utterance to express a complete proposition. (Recanati, 2002a: 22)
徹底的脈絡主義 (radical contextualism) 主張脈絡脈絡敏感性的普遍化，語句和字詞皆受脈絡影響，而說明這種影響無須特製底層邏輯形式。他們主張：社群的約定俗成將一個詞語 (lexical term) 與某意涵 (sense) 關聯在一起，但那不是全部完整的意涵，語詞實際於語句中貢獻的內容（讓語句得以完整表達一命題）和所謂約定俗成的詞彙意義 (lexical meaning) 可以是不同的，而前者是依賴脈絡的。(cf. Recanati 2012) Putnam 即主張決定名詞指涉的不是那獨立於脈絡的意義；我們在指涉中所進行的是將名詞與落在此名詞外延中的那個示例 (examplar) 關聯起來，或是將名詞和某原型 (stereotype) 關聯起來，用此原型標示出那個示例。因此決定名詞指涉的不是那原型，而是某種相似關係——原型與示例間的相似性。決定名詞外延是依賴脈絡的，倚賴脈絡所給的示例及關係（如，脈絡中的對象是 H2O 還是 XYZ 讓「水」這個字詞的指涉有所不同；又如脈絡中的關係，可能隨對話者的目的或關心的面向而不同）。(cf. Putnam 1975 : 238-39)
另一個普遍化論證是訴諸字詞在脈絡中的語用調節，此論證指出字詞所做出的語意貢獻雖然可能是語言規則所決定的那種獨立於脈絡的意義，但不必然如此，例如「庭院裡有一頭獅子」、「提款機吃掉我的卡」，我們可以立刻知道「獅子」不是指真的獅子，而可能是獅子的雕像；也知道「吃掉」不是那種人類吃東西的樣態，而是提款機處理金融卡的樣態。我們不會立刻說這些語句為假，因為我們做了調節，讓這些字詞的語意貢獻符合當下的情境或脈絡，而這也顯示脈絡敏感性遠比極小主義所認知的來的廣。(cf. Recanati 2012)
組構性是脈絡主義容易被質疑的環節。組構性要求的是字詞要有明確穩定的內容，但語意彈性 (semantic flexibility) 卻允許沒有限制的脈絡影響，使得字義無法有穩定的意義，語意的歧義 (equivocation) 便不可避免，組構性因此不可能。Borg (2004, 2006) 亦質疑脈絡主義自由的語用詮釋將造成一個語句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義，因為脈絡的因素過多而不受限制，以至於一個相同的語句「我吃過早餐了」可被允許不同的詮釋，例如，他今早吃過了、他才剛吃過所以吃不下其他東西了，哪個才是語句所言呢？甚至，語意學是否應將所有可能的脈絡因素都解析清楚呢？(Borg, 2002)
然而這些質疑存在錯誤的預設－預設語句本身有確定的意義，但脈絡主義不會主張在缺乏脈絡下語句有確定的意義。再者，脈絡主義也未宣稱所有可能的詮釋就是語句本身的內容，而造成語意學分析上的負擔──要將所有可能的脈絡因素都解析清楚。一旦不堅持所謂的語句本身意義（或所謂的極小命題），這種語句多元命題的問題對脈絡主義就只是假問題。
然而 Borg 亦認為脈絡因素影響了語意的規範性，我們有正確使用語句與否的問題，意味著我們需要正確的意義作為規則，而這就需要跨脈絡不變的極小命題。相較之下，脈絡主義欠缺這種規範性。但這也是種誤解，Recanati 指出，這種質疑似乎是認為脈絡主義的精神允許詮釋者不受限的隨意詮釋，但實則 Recanati 所主張的語句所言是正常的詮釋者 (normal interpreter) 所理解到的內容 (Recanati 2004:20)，且在其詮釋過程中，規範性並未消失，因為規範性本就不是從某一個固定的語句意義來決定。讓我們重新思考語言規範性從何而來，我們同意語句有其正確的使用方法，但不表示語句本身的意義就是固定不變、獨立於脈絡的，因為適當或正確的用法來自我們如何約定俗成、如何評價，而非來自語句本身。規範性是社群語言活動的產物，我們需要規範來讓溝通順利，但這並未改變詮釋時的語意彈性，使用的對錯所依據的不是固定不變的意義，而是在此語言社群中學習互動的歷史。[5]
綜觀組構性問題，也許關鍵在於諸多細節的概念已然不同，而非組構性的有無，但多數在極小主義傳統脈絡下的學者一時很難察覺這些細部的概念。讓我們釐清這些質疑中與脈絡主義不同的用詞：
a) 極小主義所謂的語句所言 (what is said) 就是字面意義 (literal meaning)，所謂的約定俗成之義。
b) 極小主義認為的詮釋只能是由底而上 (bottom up)，不能是由上而下 (top down)。
c) 極小主義認為的語意影響只能是字詞義本身的要求，脈絡影響是雜亂且沒限制的。
但脈絡主義主張語句所言是直覺的真之條件內容 (intuitive truth-conditional content)， 也就是，當一句話被說出來時，於該脈絡所表達的內容。這不只是文字定義問題，設想「庭院裡有一頭獅子」「提款機吃掉我的卡」，即便庭院沒有真正的獅子而只是一尊石獅像，即便沒有實質的「吃」的動作出現，我們仍認為此二句皆為真，可見我們可以有不同於字面意義的語句所言，我們可以有意識可及的語句所言。(cf. Recanati 2004)
而掌握此內容不會只能侷限在由底而上的詮釋法，也就是，不是先賦予每個字詞意義，然後根據文法進行組構，而得到語句意義。在詮釋過程中，可能因為整體的意涵而去調整部分的字義，此時能影響調整的不會只是字詞本身的語意要求， 也包含字詞間的互動及脈絡的背景資訊。這種語意彈性 (semantic flexibility) 顯示的是：由底而上 (bottom up) 的詮釋反而不符合我們的語言能力。(cf. Cohen 1980, Searle 1986)。
Recanati (2009) 指出，語意彈性並未與組構性相悖，只要我們承認詮釋不唯只是由底而上 (bottom up)，也可能有由上而下 (top down) 及平行進行，那麼語言可以讓組構性及語意彈性並存。語意彈性顯示的只是字詞義會隨著組成對象的不同而不同，但整句的意思仍是由各部分組合起來的結果，且仍遵循著組構規則：參與組構的是已調節後的語意。語意的詮釋是整體性的活動，涉及脈絡、情境、說者意圖的活動，而非僅止於文法運算的過程。
雖然同樣接受脈絡對語意的影響，但對於影響的機制，或說掌握調節內容的機制為何，脈絡主義者之間則有不同的看法。
Recanati 區分首要詮釋 (primary interpretation) 或一階詮釋，及次要詮釋 (secondary interpretation) 或二階詮釋。一階詮釋的結果就是語句所言，二階詮釋則是奠基在一階詮釋上做出推論的結果，言外之意就是此例：基於所言去考量並推導出說者的意圖。兩種詮釋不同在於：一階詮釋的過程發生在非意識所及的層次 (subpersonal level)，比較像是決定「看到什麼」，是自主而非反思性的過程，強調的則是概念的被啟動與關聯 (activation and association)，且通常是最可及的 (accessbile) 詮釋會被啟動，只是我們意識到詮釋的結果但不會意識到詮釋的過程。而二階詮釋則是發生在意識層次 (personal level)，像是決定「看到什麼的結果」，比如說看到約翰的車，推論說「他沒離開」。要決定說者的言外之意，表徵說者底層的意圖扮演了重要的因果角色，如 Grice 所強調的，找尋言外之意是一個反思的過程，不僅只是透過無意識的一階詮釋過程獲得說者所言，還需反思這個事實去推論說者的意圖。(cf. Recanati, 2002, 2004, 2007)
相關理論 (Relevance Theory) 則不認為需要區分兩種系統，反而主張語用調節是單一機制，即推論至最大相關的機制 (relevance-inferential) (cf. Carston, 2002, 2007; Carston and Wilson, 2007; Mazzone, 2011)。以下介紹相關理論及與 Recanati 的爭論。
相關理論指出，一個適當的語用調節說明應須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a). 是什麼引發調節進行？（何以不接受約定俗成的詮釋？）
相關理論會說，因為要尋求最大相關性。
b). 是什麼決定調節的方向？
相關理論會說朝向最大相關。
c). 調節過程是如何的？
相關理論會說興發式 (heuristic) 推論至最大相關。
d). 什麼時候停止？
相關理論會說，當滿足最大相關時。
讓我們一一闡述這些主張的理論基礎。關於相關性在認知與溝通上的角色，相關理論提出認知上的相關原則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人類認知有尋求最大相關的傾向。而言說 (utterance) 亦是一例，人們預設或期待的是說話內容的相關性，也知道如何尋求最大相關。更具體的說，我們預設一個言說符合某種相關程度而值得花力氣去處理，且最具相關性的詮釋是最符合說者能力傾向的那一個；而基於對於情境的期待，我們知道相關性在該情境下應在哪獲得，例如知道可產生哪種言外之意。聽者利用文字作為探詢說者意圖的線索，並利用詮釋上的探索或興發能力去推導出關於言說的意義 (relevance-theoretic comprehension heuristic)，基本上遵循兩原則：
(i) 建構詮釋時，選擇費力最少的路徑（也就是，根據可及性去測試每種可能的詮釋）。
(b) 當相關性被滿足時則可停止測試。聽者暫時選擇最易想到的、最可及的詮釋，只有在整體而言無法滿足相關性時， 才重新選擇考慮其他詮釋。
相關理論主張無論是決定指涉、釐清歧義、賦予脈絡預設、導出蘊含，皆是以此找尋最大相關的模型進行，且建構的過程皆是推論的，例如在以下對話中
Peter: Sally look after the children if we get ill?
Mary: Sally is an angel.
當聽者聽到 angel，立即引發了相關的邏輯性質（像是「超自然的」），然後進一步去做推導，例如導出 "Sally is a supernatural being of a certain kind"，可能也引發其他的次要性質，像是好天使、保鑣天使、復仇天使、墮落天使等，因而導出不同的詮釋。(cf. Wilson and Sperber 2004)
相關性是認知過程的特色，當輸入的語料愈具認知效果，則相關性愈高；若需更多的心理資源處理資訊，則相關愈低。一個言說是最大相關的，指的是，足以「保證聽者的注意」及「依據說者能力與傾向」的最大相關。聽者也會期待在數量與認知上的最大相關，詮釋就是朝最大相關去推論。
相關理論依此主張，我們不需要設計一階與二階兩套詮釋機制，只要一套即可，即尋求最大相關性的推論。無論是寬鬆使用、豐富使用、隱喻，所有的語意調節都是由同一個詮釋機制，基於概念、脈絡資訊、語用原則，去產生特製 (ad hoc) 的概念。也因如此一致的過程，此理論不接受傳統對於字面意義 (literal meaning) 和比喻性意義 (figurative meaning) 的區分，視他們為不同的自然類，相關理論主張兩者涉及的是相同的詮釋過程。語句所言 (what is said by a sentence, or explicature) 和言外之意都是推論而來的，且彼此可互相影響。(Wilson and Sperber2002, 2004)
以啟動為模型的語用調節面對相關理論的最大相關推論原則，會遭遇什麼挑戰呢?第一個問題是：即便是一階詮釋也是基於最大相關推論而來，並非是無法意識到的啟動性詮釋。Recanati 提出反駁，他認為雙方理論其實皆涉及推論的詮釋過程，但對「推論」似乎有不同的界定。讓我們進一步分析他們的論辯。
相關理論者認為，當我們問詮釋者如何知道哪個詮釋是正確的，詮釋者通常給的理由會像是邏輯論證：說者一定是這樣想的，因為這是唯一對的詮釋、因為只有這有給出需要的資訊、因為這聽起來才有道理 (Sperber and Wilson, 1986:13)。因此相關理論主張，這顯示詮釋者的語用處理機制是推論式的。然而Millikan(1984)指出，這樣的推論已是浮出在使用自然語言的自動機制之上，是一種針對推論的推論 (meta-discursive inference)，但溝通是否一定得經過這種推論？ Burge (1993:477) 亦指出，我們似乎可以理解說者所言，但毋須意識到底層的運作，我們無須去證成從知覺信念到內容理解的轉換。當然我們可以意識到某些推論，但不是非得如此，只有當溝通出現問題了，我們才必須反思所知覺到的內容是什麼。
也許主張相關理論者所認為的推論是另外一種推論概念，是那種心理學所講的、無時無刻的、迅速的、無意識的、底層的推論，[6]但如此和 Recanati 的爭論就只會是文字問題，因為Recanati談的是有意識的推論，且可區分成兩種：顯明的和自發的 (explicit reasoning, and spontaneous inference)；一階詮釋可視為自發的推論，而二階詮釋是顯明的推論，兩者都符合可及原則 (availability condition)，但那種心理學談的底層推論就不在此區分範圍內，因為不符合可及原則。Recanati 用一例說明，若有人說門鈴響了，被問怎麼知道，他會回:「我聽到了」，這回答點出的是判斷的知覺本質，並沒有顯示基於什麼前提的推論；同樣的在溝通中，若被問怎麼知道某某某要來訪，回答：「他告訴我的」，這點出的是溝通本質，並沒有基於什麼推論。(cf. Recanati 2002b, 2004)
但相關理論者可以主張兩種不同的推論：一種清楚有意識、自主費力、慢慢地活動，和另一種自動快速、無意識的活動。對相關理論者而言，Recanati 所提的一階詮釋亦是種推論，是自動、快速、無意識的那種推論。 Recanati 則認為這樣的區分有誤導之嫌，因為二階詮釋是清楚有意識的，但並不一定是費力費時的，有些言外之意的推論常是自動快速的，有些是立即的，相關理論的區分因此顯得方向錯誤，相反的，我們只要區分清楚的推論和自主的推論就夠了。如此，一階推論可視為自主的推論，而二階推論是清楚的推論。(cf. Recanati 2002b)
Recanati 指出，語意的不可決定性 (semantic indetermination) 看似支持相關理論所說的詮釋推論機制，畢竟所有的脈絡影響最終都要以說者的意圖為依歸。我們的確要找到說者意圖所指的對象，但重點是，我們將該對象思考成言詞所指，而非思考成是說者意指。為何要強調「思考成」? 因為在語用的詮釋過程中，無須涉及說者意圖的表徵，而只是啟動與連結 (activation and associative)，也就無需是推論的。此過程的結果若能通過檢閱，必是符合了理性說者的預設，一旦要去考量說者理性、信念網、慾望，一定是這個自動的語用過程結果出了什麼問題，此時清楚有意識的推論就出現了。
另一個膠著的問題是，相關理論學者 Robyn Carston 不滿 Recanati 只用可及原則和啟動性 (activation) 就認為可以說明語用調節的運作，她認為這是種自主無意識的機制，且沒有說明詮釋是如何的豐富、如何的縮減、如何的關聯法，尤其是特製概念 (ad hoc concept) 或隱喻，這些有著新成分的語意調節是如何產生的? 她指出，即便要用可及性或啟動性說明哪些選項被選擇了，也必須先說明那些選項是從何而來的。以隱喻為例，隱喻的內容通常不隸屬語句組成分子的內涵，是全然特製的內容，例如，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情境，在醫院手術室外，外科醫生在和家屬說明手術內容，卻有人大喊「那外科醫生是屠夫」，對此隱喻的解讀可能是「這外科醫生很可怕，不要讓他主刀」，在此例中，我們有「外科醫生」的概念架構，也知道「屠夫」的概念架構，卻沒有說明這兩架構是如何被啟動以至於產生「他是屠夫，很可怕」這樣的隱喻內容，更精確的說，產生的隱喻性質隸屬或來自哪一方的性質，甚至是不隸屬任一方而是被特製出來的，這需要進一步說明。(Becker 1997; Gineste et al. 2000; Vega-Moreno 2004)
Recanati 似乎想訴諸「搜尋融貫」來說明有特製概念發生的語用調節，但 Carston 懷疑 Recanati 所區分的一階詮釋是種「啟動」的活動，從「啟動」如何包含「搜尋融貫」？這是需要進一步說明的。例如，這其中有論域間的對應關係 (mapping)，或是融合關係 (blending)，或是相關性推論。啟動性的說明正缺少「是什麼啟動了新概念的產生」的闡釋。
對於脈絡影響語意的機制目前仍沸沸湯湯的討論著，脈絡影響也擴及電腦、科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研究，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Modeling and Using Context 就是常態性的跨領域脈絡研究會議之一，我們期待關於脈絡的研究有更豐富的成果。
[1] 尚有許多其他案例，列舉如下
I have nothing [appropriate to the occasion] to wear tonight;
Bob has [exactly] three cars;
Jack and Jill are engaged [to each other];
Tom hasn’t had breakfast [today];
You’re not going to die [from this cut];
The conference starts at five [or some minutes later];
France is hexagonal [roughly speaking];
I need a Kleenex [or any paper handkerchief].
[2] “[W]hat is said” must be analyzed in conformity to the intuitions shared by those who fully understand the utterance—typically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in a normal conversational setting. (Recanati, 2004: 14)
“What is said” must be intuitively accessible to the conversational participants (unless something goes wrong and they do not count as “normal interpreters”). (Recanati, 2004: 20)
[3]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 involves entertaining a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utterance that is both determinate enough (truth-evaluable) and consciously available to the subject. This suggests a criterion, distinct from the minimalist criterion, for demarcating what is said. Instead of looking at things from the linguistic side and equating “what is said” with the minimal proposition one arrives at through saturation, we can take a more psychological stance and equate what is said with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conscious output of the complex train of processing which underlies comprehension.” (Recanati 2004: 16)
[4]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is that content the speaker can expect the audience to grasp (and expect the audience to expect the speaker to expect them to grasp) even if they have mistaken or incomplete communication-relevant information.” (C&L 2005: 184)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is that content the audience can expect the speaker to grasp, etc. even if she has such mistaken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L 2005:184-85)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is that content which can be grasped and expressed by someone who isn’t even a participant in the context of utterance.”(C& L 2005: 185)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is that content which speakers and audiences know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indirect quotation or reproduction (in the form of tapes, video, recordings, etc.) to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in context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utterance.” (C&L 2005: 185).
[5] Peregrin從使用理論的觀點給予規範性新的詮釋： “[T]he normative version of the use-theory we have reached does not literally identify meaning with a way of usage, but rather with a role conferred by rules. ……what meaning here consists in is not so much ways of employment of our expressions, but rather the ways of assessment of such employment, the ways we take those employments for right and wrong. It is precisely these takings for right or wrong, these normative attitudes, that provid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kind of rules which govern our language games and thus open up the space of reasons in which the expressions may become meaningful” (Peregrin 2011: 202).
[6] As Sperber says, ‘when most of us talk of reasoning, we think of an occasional, conscious, difficult, and rather slow mental activity. What modern psychology has shown is that something like reasoning goes on all the time — unconsciously, painlessly, and fast.’ (Sperber, 1995: 195) It is in that modern psychological sense that communication is said to be 'inferential'.”(p.17)
Bach, K. (2001). “You Don’t Say?”, Synthese 128:15-44.
Bach, K. (1994). “Semantic Slack: What Is Said and More.” S. Tsohatzidis (ed.).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267-291). London: Routledge.
Bach, K.(2006). “The Excluded Middle: Semantic Minimalism without Minimal Proposi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73(2):435-442
Bezuidenhout, A. (1997). “Pragmatics, Semantic Underdetermination and the Referential/Attributive Distinction”. Mind 106: 375-410.
Beduizenhout, A., (2001). “Metaphor and What is Said: A Defense of a Direct Expression View of Metaphor” in P. A. French and H. K. Wettstein (eds). Figurative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56-186.
Burge, T. (1993). “Content preservation”. Philosophical Review, 102, 457-488
Borg, E. (2004). Minimal Seman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g. E. (2006) “Intention-Based Semantics” in E. Lepore & B. Smith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0-267.
Borg, E. (2010a). “Semantics and the Place of Psychological Evidence.” in S. Sawyer (ed.). New Waves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4-40.
Borg, E. (2010b). “Minim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the Lexicon.” Baptista, L. and Rast, E. (eds.). Meaning and Context. Bern: Per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51-78.
Borg, E. (2012). Pursuing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ppelen, H and Lepore, E.(2005). Insensitive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Carston, R. (2002).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Carston, R. (2007). “How many pragmatic systems are there?” in M. J. Frapolli (ed.) Saying, Meaning, Referring: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François Recanat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8-48.
Carston, R. and Wilson, D. (2007), “A Unitary Approach to Lexical Pragmatics: Relevance, Inference and Ad Hoc Concepts”, in in Noel Burton-Roberts (ed.) Pragmatics. Palgrave, London. 230-259.
Carston, R. (2012). “Word meaning and concept expressed.” The Linguistic Review, 29(4): 607-623.
Corazza Eros and Korta Kepa (2009). “Two Dogmas of 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 ms.
Dever Josh (2001). Complex Demonstra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 (3): 271- 330.
Crimmins, M. (1992). Talk About Beliefs, Cambridge, Mass: MIT.
Ku, H. (2017). “On the Very Idea of Minimal Proposition” NTU Philosophical Review. 53:35-74
Mazzone, M. (2011). “Schemata and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148-2159.
Millikan, R. (1984). 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John, P. (1986). “Thought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 60:263-283; reprinted in 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sity Press.
John, P. (1997) “Indexicals and Demonstratives”, in Robert Hale and Crispin Wright, eds.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s. 586-612.
John, P. (1998) “Indexicals, Contexts and 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95 CSLI-Armsterdam Logic,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 Conferenc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Putnam, H. (1975)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ul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5-271.
Peregrin, J. (2011): ‘The use-theory of meaning and the rules of our
language games’, in K. Turner (ed.) Making semantics pragmatic, Elsevier,
London. 183-204.
Recanati, F. (2001). “Literal/Nonliteral”, in P. A. French and H. K. Wettstein (eds)., Figurative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64-274.
Recanati, F. (2002a). “The Limits of Expressibility.” B. Smith (ed.). John S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213.
Recanati, F. (2002b). “Does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rest on inference?” Mind & Language 17 (1&2): 105-126.
Recanati, F. (2003).” Literalism and contextualism: Some varieties”. in G. Preyer & G. Peter (eds.), 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Knowledge, meaning, and tr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196.
Recanati, F. (2004). Literal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canati, F. (2005) “Meaning and Ostension: From Putnam’s Semantics to Contextualism”. A talk given at Conference ‘Les défis d’Hilary Putnam’
22-24 March. Paris.
Recanati, F. (2007a). “Reply to Carston”. In M. J. Frapolli (ed.) Saying, Meaning, Referring.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François Recanat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49-54.
Recanati, F. (2007b). “It is raining (somewher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0, 123-146.
Recanati, F. (2009). “Compositionality, Flexibility, and Context-Dependence” in W. Hinzen, E. Machery, and M. Werning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sition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5-191.
Recanati, F. 2010. Truth Conditional Prag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canati, F. 2012. “Contextualism: Some Varieties”. in K. Allen & K. Jacszolt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5-149.
Recanati, F. (2018). “From Meaning to Content: Issues in Meta-Semantics.” D. Ball and B. Rabern (eds.). The Science of Meaning:Essays on the Metatheory of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3-137
Rumelhart, D. (1979). “Some problems with the notion of literal meanings”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82.
Sperber, D. and Wilson, D.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Blackwell.
Stanley, J. (2000). “Context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3, 391–434.
Stanley, J. (2002). “Making it articulated”. Mind and Language, 17, 149–168.
Stanley, J. (2005). “Review of François Recanati, literal meaning”.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from http://ndpr.nd.edu/news/24857/?id=3841.
Stanley, J. and Z. Szabo, (2000) “On Quantifier Domain Restriction”, Mind and Language. 15: 219-261.
Travis, Charles. (1997). “Pragmatics.” in Hale and Wright (eds).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87–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