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當態度的價值理論」（fitting attitude theory of value；以下簡稱「FA 價值論」）是近年來在英美哲學界中受到廣泛關注的價值理論。事實上，FA價值論出現甚早，而且在當代哲學中最早提出的其實是德奧現象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1969)。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哲學家中，最重要的擁護者是 C. D. Broad (1930) 與 A. C. Ewing (1948, 1959)。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英美學界中，重要的擁護者有 Roderick Chisholm (1986)、John McDowell (1998)、David Wiggins (1998)。但近年來 FA 價值論之所以獲得關注是因為 T. M. Scanlon 在其名著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Scanlon, 1998) 中嘗試以「理由」(reason) 來說明價值，他稱其理論為價值的「責任推諉理論」(buck-passing account)，這也是一種 FA 價值論（見以下說明）。[1]
顧名思義，FA 價值論試圖以「評價態度」與「恰當性」來分析價值。FA 價值論的主張大體上可以表述如下：
【FA】X 是有正面（負面）價值的，若且唯若，X是正面（負面）評價態度的恰當對象。[X is valuable (disvaluable), if and only if x is the fitting object of some pro-attitude (con-attitude)]
舉例來說，孔子是令人尊敬的，這代表他是受人尊敬的恰當對象。種族主義行為是令人厭惡的，這代表它是受人厭惡的恰當對象。有些價值可能同時是幾種評價態度的恰當對象，例如，「美」或「善」可以是欣賞、喜愛、保護、推廣等等的恰當對象。「評價態度」涵蓋的範圍甚廣，通常文獻中常討論的是情感、欲望等心靈態度。但如上文所示，行動反應，如推廣、保護等，也常被使用。所以， FA 價值論更適合的名稱應為「恰當『反應』的價值理論」。但在此還是從俗稱它為恰當態度的價值論。
為了更好理解 FA 價值論的特殊處，可以跟兩種簡單價值論做比較。簡單客觀論主張，價值是獨立於主體的反應而獨立存在的；而簡單主觀論主張價值是由主體的反應決定的。FA 價值論兼具兩者的特色。FA 價值論同意主觀論，價值需要透過主體反應來說明。例如 John McDowell (1998) 與 David Wiggins (1998) 明確地用顏色來類比說明價值一方面是主觀的。但他們同時也強調這個類比不準確，因為顏色是這樣的性質：它「導致」(cause) 正常人在正常條件下有某種色彩經驗。然而，對於 FA 價值論來說，價值是「值得」(merit) 人有某種反應的性質。也就是說，FA 價值論不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理論，它不將價值化約成不具規範性的自然性質。就這方面來說，FA 價值論保存了客觀論認為價值無法化約到主體反應的看法，「恰當性」這個條件就是為了保存價值的規範性。
舉例來說，很多人都害怕蟑螂，對簡單主觀論來說，這表示蟑螂具有「值得害怕」的價值。但對於 FA 價值論來說，價值不是由多數人的反應傾向決定的，而是得看蟑螂是否真的有值得害怕的性質，例如，是否會對人造成危險？假如蟑螂不會對人造成危害，那麼蟑螂就不具有值得害怕的性質，害怕蟑螂便是不恰當的反應。McDowell 與 Wiggins 認為 FA 價值論同時保存了價值的客觀面與主觀面。
FA 價值論應用在所謂的「厚評價概念」(thick evaluative concept) 上特別有說服力。厚評價性質與薄評價性質 (thin evaluative concept)(Kyle, 2016; Roberts, 2013; Väyrynen, 2017; Williams, 1985) 相對。薄評價概念（像「善」(good) 或「惡」(evil)）只具有評價的內容，不具有實質的描述性內容。而厚評價概念在評價性內容外，還具有豐富的描述性內容。例如，形容劉備為人「忠厚仁慈」，這不僅是正面評價他，還描述了他的行為舉止。若僅是形容他「是個好人」，則對他的人格描述不明確。
對於厚評價概念，FA 價值論顯得十分合理，因為許多厚評價概念都有相對應的態度反應，特別是那些概念上就涉及到情感的價值。例如：「值得敬佩」(admirable) 對應「敬佩」(admire)、「可怕的」(fearsome) 對應「害怕」(fear)、「可恥的」(shameful) 對應「羞恥」(shame) (D'Arms & Jacobson, 2000b; Tappolet, 2016)。不過，FA 價值論也可以用於薄評價概念，例如「目的善」（intrinsic goodness、final goodness；又常稱「內在善」）。常見用來分析「目的善」的反應是「推廣」(promotion)：X 是具有目的善的，若且唯若，X 本身是值得推廣的對象。
必須注意的是，【FA】本身只是雙條件句，沒有說是用恰當態度來分析價值（或是相反）。FA 價值論是一套化約的進路：價值可以化約到評價態度與恰當性。也就是【FA】的左側是由【FA】的右側來分析的。這個化約的理論目標是 FA 價值論吸引哲學家的一個主因，如果 FA 價值論成功，它減少了規範理論所需要預設的規範性概念或性質。一般來說，哲學家常常區分兩類規範性概念：「評價型」(evaluative) 跟「義務型」(deontic)。前面已經介紹了評價型概念（也就是價值概念），而常見的義務型概念包括「對」(right)、「錯」(wrong)、「正確」(correct)、「恰當」(fitting、appropriate)、「應當」(ought)、「理由」(reason)。[2]
除了「恰當」以外，FA 價值論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義務型概念來分析價值，常見的有：
【OUGHT】X 是有價值的，若且唯若，應當對 X 採取正面評價態度；
【REASON】X 是有價值的，若且唯若，有理由對 X 採取受正面評價態度。
在倫理學中，不乏看到試著將其中一類化約到另一類的努力。比如說，一些結果論者 (consequentialists) 試著將義務型概念化約成評價型概念，例如，「對」的行為就是製造「最大善」的行為。與結果論相反，FA 價值論試著將評價型概念化約成義務型概念，如果成功，它便有理論簡約的好處。[3]
如果要求「化約」條件，一些常被當作是 FA 價值論的哲學家應該被排除在外。例如，McDowell 與 Wiggins 便主張他們的理論是非化約式的，價值與恰當態度是相互說明的。面對循環論證的批評，他們主張這樣的循環並非惡性，【FA】作為雙條件句雖然無法化約價值，但至少釐清了價值與恰當態度的關係。另外，Scanlon 的責任推諉理論（即【REASON】）雖然引發了哲學家對 FA 價值論的興趣，但他否定他是在提出一套價值理論，因為他不認為一套適用於所有價值的理論是可能的，Scanlon 說：「一旦認識到各式各樣的東西可以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而有價值，就可見一套系統性的『價值理論』是不太可能的。」(Scanlon, 1998, 99)。[4]基於這些原因，他們不該被視為是FA理論者，不過他們的想法對當代 FA 價值論的討論很有影響力。
綜合上述，FA 價值論是一種試圖結合義務型概念與評價態度來化約評價型概念的理論。就它不是將評價型概念化約成自然概念而言，它不是一個自然主義的進路，它至少還保留了義務型概念（當然，自然主義者可以接受 FA 價值論，然後用自然主義的方式來說明義務型概念）。FA 價值論之所以吸引人，因為它說明了價值與評價態度之間的關係，並且削減了理論所需要的規範性概念。但也正於它化約的企圖，使它遭遇到了一些難題，以下我將說明三個主要問題。
自從 FA 價值論出現以來，一個常見的批評便是它的分析方向錯誤 (Blanshard, 1961)。根據 FA 價值論，一幅畫是美的，是因為它是審美欣賞的恰當對象。但通常我們會相反地解釋：這幅畫是欣賞的恰當對象，是因為它很美。反對者於是說，FA 價值論的解釋方向是錯誤的，應當用價值來說明態度的恰當性，而非相反。
FA 價值論對此批評的回應，如今因為 Scanlon 的責任推諉理論 (Scanlon, 1998, ch.2) 為人所知，但這個回應 Ewing 更早的提出（Ewing, 1948, 157 & 172; 亦可見 Lemos, 1994, 19）。這個回應主張，之所以這幅畫是欣賞的恰當對象的理由，不是因為它具有美的性質，而是那些使它為美的自然性質，例如，它的色彩鮮豔、描繪精細寫實、構圖平衡等性質。由於解釋的工作由評價性性質移轉到自然的、事實性的性質。也就是說，價值不再負擔解釋為什麼這幅畫應該被欣賞的責任，這個責任改由這幅畫的某些自然性質來負擔。因此 Scanlon 稱之為責任推諉 (passing the buck)。
反對者 (Tappolet, 2016, Ch.3) 通常同意這些自然性質提供了欣賞這幅畫的理由，但他們堅持評價性性質仍然提供了理由，例如，這幅畫的美仍然提供了欣賞它的理由。FA 價值論者的回應通常是，既然構成這幅畫是美的自然性質已經提供了理由，將「美」視為額外的理由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尚不清楚哪一方的主張比較有說服力。
還有另一個反對意見 (Crisp, 2005, 2008; Jay Wallace, 2002)。以上述例子為例，即便同意「色彩鮮豔」、「描繪精細寫實」、「構圖平衡」取代了「美」作為欣賞這幅畫的理由，這些性質似乎不是純自然的，似乎帶有評價性的味道。如果真是如此，看起來提供理由的工作是從較為一般性的評價性質轉移到較為具體的評價性質。的確，Scanlon (2002, 513) 也接受這個批評。但需注意這只是 Scanlon 個人的意見。[5]
「錯誤種類理由問題」(the wrong kind of reason problem) 因作為 Scanlon 的責任推諉理論的反駁而得名。Scanlon 的理論用「理由」(reason) 取代「恰當性」來分析價值，其主張大致如下：
【BP】X 是有價值的，若且唯若，X 提供了有理由對 X 採取正面評價態度。
例如，孔子是有德之人的事實便是理由去敬佩孔子。然而，其他哲學家 (Crisp, 2000; Rabinowicz & Toni Rønnow‐Rasmussen, 2004) 很快指出，有可能對象提供了某些理由去對它採取某種正面評價態度，可是它沒有相關的價值。例如，想像有一個惡魔威脅要你敬佩他，不然他就要狠狠折磨你。這是去敬佩惡魔的理由，但是當然惡魔並不值得敬佩。這種跟對象價值無關，但卻能支持去正面評價對象的理由，便是所謂的錯誤種類理由。FA 價值論若要成功地化約價值，就必須區分正確種類與錯誤種類理由，並且這個區分不能再使用到價值，以避免循環定義。
這個問題不是因為用「理由」來分析價值才獨有的，其他類型的 FA 價值論也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D'Arms & Jacobson, 2000a, b)。若以「恰當性」來分析，以「好笑」(funny) 為例，假若一個笑話是好笑的，若且唯若，這個笑話是發笑 (laughing) 的恰當對象。但假設有一個笑話是好笑的，但它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帶有性別歧視，所以，對這個笑話發笑是不恰當的。後者的「不恰當」是帶有道德意味的，也就是說，對這個笑話發笑是道德上不恰當的。所以，用來分析「好笑」的「恰當性」必須與這種道德意味的恰當性區分開。反過來說，假設你參加一場宴會，宴會主人說了一個難笑的笑話，基於禮貌而發笑是恰當的，但這種禮貌上的恰當性與用來分析好笑的恰當性無關。因此，同樣也產生了正確種類與錯誤種類的恰當性問題。
問題的關鍵在於，FA 價值論者能不能在不訴諸價值的前提下，說明正確種類的恰當性（或理由）與錯誤種類的恰當性之差別。Ewing (1948, 1959) 主張正確種類的恰當性是一個基本概念 (primitive concept)，不需要再進一步定義。但這個主張顯得可疑，在宴會主人的笑話例子中，顯然我們之所以認為對它發笑的恰當性不是正確種類的恰當性，是因為我們認為它不好笑，這似乎顯示我們是依賴「好笑」這個性質來區分正確種類的恰當性。因此，預設「恰當性」作為分析價值的基本概念不太有說服力。
當代文獻中對錯誤種類理由問題的回應有下列幾種 (Gertken & Kiesewetter, 2017)：
1. 對象相關／態度相關理由 (object-given/state-given reason)：正確種類理由是由對象的性質所給予的，而錯誤種類理由是由關於擁有這個評價態度的事實給予的 (Parfit, 2011, appendix A; Piller, 2006)。[6] 例如，笑話本身好笑是笑話自身的性質，因此是發笑的正確種類理由，而對宴會主人有禮貌不是笑話自身的性質，因此是發笑的錯誤種類理由。但上述的惡魔例子與種族歧視笑話都是這一方案的反例，因為，惡魔會折磨你以及種族歧視內容都是對象自身的性質。
2. 正確性相關／正確性無關理由 (correctness-related/correctness-independent reason)：正確種類理由是與評價態度本身的正確性條件有關，而錯誤種類理由則與評價態度的正確性條件無關。例如，害怕的正確性條件是「危險」，若有人害怕一隻出閘的老虎，那他的害怕是正確的，因為老虎會造成他的危險。(Danielsson & Olson, 2007; Sharadin, 2016)[7]
3. 共享／殊特理由 (shared/idiosyncratic reason)：正確種類理由是由所有參與這個活動的人所共享的，而他們之所以共享這個理由是因為他們參與這個活動。例如，這群人都聆聽同一個笑話，這個笑話好笑便是他們共享的理由。但錯誤種類理由是特定人士所獨有的，例如，只有出席宴會的人才有基於禮貌的理由而對宴會主人的笑話發笑，而對於沒有出席宴會，但聆聽同一個笑話的人而言，這不是他們的理由。(Schroeder, 2010)[8]
4. 後果獨立／後果依賴 (consequence-independent/consequence-dependent)：錯誤種類理由是由擁有該態度所帶來的後果所提供，而正確種類理由則與這些後果無關。據此，在惡魔例子中的理由是錯誤種類理由，是因為那個理由（敬佩他以避免被惡魔折磨）是由敬佩他的後果提供。(LANG, 2008; Rowland, 2013, 2017; Samuelsson, 2013)
除了最後一個方案尚未出現反對，其他三個都面對嚴重的批評。然而，即便最後一個方案成功，它僅僅處理目的善，因為有其他種類的價值顯然是需要考慮後果的，例如，錢之所以有工具價值是因為我們能用錢交換到我們想要的物品。所以，如果 FA 價值論要應用於所有種類之價值的話，仍然需要找尋其他方式來處理錯誤種類理由問題。
既然 FA 價值論要把價值化約成評價態度的恰當對象，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什麼是評價態度？」FA 價值論必須說明評價態度是什麼，並且為了成功化約，它的說明不能再次使用價值。
W.D. Ross (1939, 276-278) 很早提出這個問題。以「善」(good) 為例，Ross 認為，「善」無法分析成「敬佩的恰當對象」，因為當我們敬佩某個對象時，我們不僅是擁有情感，同時還擁有「對象是善的」信念。所以，FA 價值論不可能成功化約「善」。
Ross 似乎認為價值判斷或信念是情感的必要條件，他的想法接近情感哲學中的「判斷論」(judgment theory of emotion) (Nussbaum, 2004; Solomon, 1993)：情感就是一種價值判斷 (evaluative judgment)。比如說，當我害怕眼前的蛇時，我就是擁有「眼前的蛇對我造成危險」的價值判斷。情感判斷論常遭遇到的批評是價值判斷不是情感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因此情感不能等同於價值判斷。例如，一個蛇類專家可能會有「眼前的蛇對我造成危險」的判斷，但卻不害怕蛇。或是，有些人知道飛機很安全，但還是害怕坐飛機。
然而，即便情感判斷論是錯的，其他的情感理論也未必能幫上 FA 價值論。因為目前主流的情感理論，多半主張不同類型的情感可以由它的對象的評價性性質所刻畫，並且對象是否具有該評價性性質決定情感是否正確。[9]例如，害怕毒蛇與害怕飛機都是在害怕它們的「危險」。但因為毒蛇危險而飛機不危險，所以害怕前者是正確的，但害怕後者是不正確的。
雖然毒蛇與飛機是不同的對象，但是害怕這個情感是針對它們共同的評價性性質，即「危險」，這個性質被稱為是害怕的「形式對象」(formal object)。形式對象可用來刻畫不同類型的情感，例如，敬佩對應值得敬佩、噁心對應令人噁心、生氣對應令人憤怒等。換句話說，當代主流的情感理論也接受【FA】，但只把【FA】當成是雙條件句，且認為情感需要透過價值來理解。
因此，如何避免循環來說明評價態度，是FA價值論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在目前的文獻上，多關注於前兩個問題，對於此問題的關注很少。相關討論多半多集中在情感哲學之中，但由於情感哲學的目標在於說明情感而非價值，所以該領域哲學家可以接受使用價值來說明情感。的確也有情感理論不涉及價值，例如，情感的感覺理論 (Shiota & Kalat, 2017, ch.1)——一般將美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1884, 1890) 視作最早的提出人——主張情感就是身體變化的感覺。但一般認為，僅憑身體感覺不足以區分各種情感，因為不同種類情感常有相似的身體變化，且同一類的情感也不一定共享相同的身體變化 (Deonna & Teroni, 2011, ch.6)。所以，價值常被引進情感理論用以區分不同種類的情感。如果從情感哲學的討論來看，結論可能是不訴諸價值來說明評價態度很困難。
總結而言，恰當態度的價值理論尚未克服許多難題。但它提出了一個吸引人的價值理論。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融合了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主張，澄清了價值與評價態度間的關係。上述幾個問題主要源自於化約的企圖。除了 McDowell 與 Wiggins 外，的確有其他哲學家 (Oddie, 2016) 認為 FA 價值論應該放棄化約，雖然非化約式的 FA 價值論缺乏理論簡約的優點，但已經說明了價值與評價態度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價值理論已經足夠好了。Roger Crisp (2005, 2008) 認為，FA 價值論不該堅持化約，它的核心主張應當是 Scanlon所說的「責任推諉」，也就是說，價值本身不提供理由去採取評價態度，提供理由的是構成價值的自然性質。Crisp 認為，FA 價值論論證這點就足夠了，但如前面提到，Crisp 認為價值仍然可以提供理由。
即便 FA 價值論不成功，這個理論仍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規範性議題。例如，這些評價態度本身之規範性。如前所述，FA 價值論所使用的心靈態度之「恰當性」，不同於道德、習俗、禮貌等等之恰當性，那麼，這裡所謂的恰當性究竟是什麼？如前所述，有些 FA 價值論者認為，這種心靈態度所專屬的恰當性可以區分正確種類理由。這代表這種恰當性是有規範性的，那它的規範性又從何而來？[10]一個自然的回答是源自於對象的價值，但一個化約式的 FA 價值論不能這樣回答。有些哲學家（如 Ewing）試著將這種恰當性當作是根本的，依此來說明價值，甚至是其他規範性概念 (Chappell, 2012; Howard, 2018, forthcoming; McHugh, 2014; McHugh & Way, 2016)。如果不把心靈態度的恰當性當作根本的規範概念，那麼如何說明心靈態度的規範性（又是否真的有規範性），便成為當前規範性哲學的一大熱門議題。
[1] 對於 FA 價值論之歷史更詳細的介紹，可參閱 (Rabinowicz & Toni Rønnow‐Rasmussen, 2004)。
[2] 哲學家並沒有共識該如何區分評價型概念與義務型概念，關於兩者的差異可參考 (Tappolet, 2013)。
[3] 關於這兩類規範性概念的關係，是英國道德直覺主義的一個重要議題。關於他們的爭論，可參閱 (Hurka, 2014)，有詳細的分析。
[4] 不過，最近 Richard Rowland (2019) 出版了一本專著，辯護責任推諉理論是一套可行的價值理論。
[5] Scanlon 是否可以算是 FA 價值論者是有爭議的，見 (Jacobson, 2011, 2.1)。
[6] 此方案的批評有 (Hieronymi, 2005; LANG, 2008; Olson, 2004; Rabinowicz & Toni Rønnow‐Rasmussen, 2004; Schroeder, 2012, 2013)
[7] 此方案的批評有 (LANG, 2008)
[8] 此方案的批評有 (Sharadin, 2016)
[9] 關於當代的情感哲學，可以參考 (Deonna & Teron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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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關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