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馬克思的基本思想
2.1.1 哲學人類學
2.1.2 歷史唯物論
2.1.3 資本主義批判
2.1.4 共產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2.2 恩格斯：「第二小提琴手」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
2.3 馬克思的遺產與爭議
3. 古典馬克思主義 (classical Marxism) 的成形
3.1 界定古典馬克思主義
3.2 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
3.3 資本主義轉型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3.4 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遺產
沒有任何一種思潮，像馬克思主義一樣擁有如此廣泛且歷久不衰的影響力。在政治上，馬克思主義啟迪了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或革命者，也成為許多政黨甚至政權高舉的旗幟；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幾乎無所不在，從哲學、美學、文學、神學、文化研究、（社會）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傳播學到法學，都可以找到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與批評者；就連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有部分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宣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發。
然而，也沒有任何一種思潮，經歷了如此豐富的理論與經驗拓展，有如此多的版本與變體，以及如此多的（在論敵眼中的）「扭曲」甚至相互矛盾。以下僅舉其犖犖大者：古典馬克思主義 (classical Marxism)、西方馬克思主義 (Western Marxism)、新馬克思主義 (neo-Marxism)、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 (structuralist Marxism)、黑格爾馬克思主義 (Hegelian Marxism)、分析馬克思主義 (analytical Marxism)、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 (rational choice Marxism)、文化馬克思主義 (cultural Marxism)、自由放任馬克思主義 (libertarian Marxism)、自主馬克思主義 (autonomist Marxism)、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 (humanist Marxism)、開放馬克思主義 (Open Marxism)、黑色馬克思主義 (Black Marxism) 、後殖民馬克思主義 (postcolonial Marxism) 、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 (feminist Marxism) 、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 (psychoanalytic Marxism) 、生態馬克思主義 (ecological Marxism)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sociological Marxism) 。此外，還有反映各地區歷史與文化特殊性的區域性馬克思主義，如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國馬克思主義、英語世界馬克思主義 (Anglophone Marxism) 、法國馬克思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義大利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拉美馬克思主義、非洲馬克思主義、印度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日本馬克思主義等等，不一而足。
根據Mandel (1994: 9-10) 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以下因素綜合發展的成果： (1) 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包括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社會與歷史學說）； (2) 政治解放運動的發展； (3) 自我組織的工人運動； (4) 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潮（如「空想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至少）包含兩大核心內容：解釋性社會理論 (explanatory social theory) 和規範性政治哲學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cf. Boucher, 2012: 2) 。歷史唯物論、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等學說屬於前者；對「異化」的批判、人的（自我）解放與自由發展、對「自由人聯合體」與「共產主義」的討論等屬於後者。
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獨有的影響力也與這兩大核心內容有關：首先，改革者或革命者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為何？解釋性的社會理論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其次，理想的社會具有哪些特質？如何矯治社會的沈痾？如何從此岸的「必然王國」走向彼岸的「自由王國」？這類問題則可由規範性的政治哲學提供方向。
不同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各自在不同的層面繼承、發展或調整了馬克思的學說。除了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外，許多流派的馬克思主義都試圖與政治社會運動緊密結合，並在結合的過程中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也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強烈的實踐與政治面向，介紹時勢必得在一定程度上剖析其發展的政治脈絡。大體而言，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關鍵時間點包括：(1) 1883年（馬克思過世）；(2) 1917-1923年（俄國革命與德國革命）； (3) 1945年（二戰結束與冷戰開始）(4) 1956年（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匈牙利革命）；(5) 1960年代中後期（蔓延全世界的政治與社會抗議運動）；(6) 1989-1991年（「共產主義」集團的瓦解）；(7) 1990年代後期以後（「全球正義運動」、「爭取另一個世界的運動」在全球範圍的興起）。以下從馬克思與恩格斯說起。
根據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晚年在談到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時，曾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1]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馬克思的思想駁雜、著述分散，導致後人很難為馬克思重建出一個「統一」的面貌。Beilharz (2005: 476) 的說法十分生動：有好多個馬克思，包括那個有強烈人文∕道主義與倫理色彩的青年馬克思，後來東歐的馬克思復興運動藉其來追求（共產官僚體制下的）解放；也有被結構主義運動挪用的後期馬克思，試圖在《資本論》中重建一套商品符號與資本主義結構的理論；也有主張直接民主、充滿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色彩的馬克思；也有批判專業分工、帶有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影子的馬克思；還有亞里斯多德式的古典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進行人類學探索的馬克思；能閱讀俄文、視野恢弘、以至少四種語言寫作《人類學筆記》的晚期馬克思；寫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歷史學家馬克思……
馬克思的作品涉及的層面亦極為廣泛。以 2019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馬克思手冊》為例，第一篇「基礎」篇便涵蓋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主題，包括：歷史唯物論、階級與階級鬥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法、意識形態、價值與剩餘價值理論、貨幣理論、資本（主義）與《資本論》、勞動與剝削、危機理論、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再生產、技術問題、異化理論等 (Vidal et al., 2019) 。其中每個主題都引發諸多爭論。
馬克思（的著作）本身固有的多元性與複雜性，是使後世的「馬克思主義」百花齊放的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並非馬克思的專論，只能極為簡要（也因此可能過於簡化）地勾勒馬克思在四個領域的主要思想：哲學人類學、歷史唯物論、資本主義批判、共產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以下部分文字摘錄或改寫自萬毓澤，2018a: 37-43、101-7）。
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對「人」表現出根本的關懷，也提出了一套「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不僅告訴我們人「是」什麼，也指出人「應該」如何。
馬克思如何看待「人性」？部分論者認為必須細緻區分馬克思的兩種人性觀：一種是相對恆定的、超歷史的人性，另一種則是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的人性。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
「假如我們想知道什麼東西對狗有用，我們就必須探究狗的本性。這種本性本身是不能從『效用原則』中虛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想把這一原則運用到人身上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係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die menschliche Natur im allgemeinen)，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變化的人的本性。」(Marx, 2017a: 586n)
Geras (1983: 24) 的經典著作曾沿著這種思路，將「人性」 (human nature) 和「人的性質」 (nature of man) 區分開來。「人性」就是馬克思所謂的「人的一般本性」，是「一種持續的實體，一套（相對）永恆的人類特徵」；而「人的性質」則是馬克思所謂的「在每個時代發生歷史變化的人的本性」，是「人類在某個特定脈絡下的整體特性」。採用這種思考方式，就可以既肯定人性中某些歷久不變的成分（如「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同時又批判「人天生自私自利」這種非歷史、忽視特定社會關係的人性觀。
如 Ollman (1976: 74-6) 所分析，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一般本性」大致上涵蓋兩個相互關聯的概念：「力量」(Kraft；power) 和「需要」(Bedürfnis；need)。在特定條件下發揮「力量」，可滿足或實現「需要」；而「需要」也讓人認識到「力量」的存在。馬克思以下這段話揭示了以「力量」與「需要」為核心的哲學人類學：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 (natürliche Kräfte)、生命力 (Lebenskräfte)，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 (Anlagen) 和才能 (Fähigkeiten)、作為欲望 (Triebe) 存在於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赖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 (Bedürfnisse）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 (Wesenskräfte) 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Marx, 2014: 103，重點為原文所加）。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反覆使用「類本質」（「類存在物」）(Gattungswesen)、「類力量」(Gattungskräfte)、「本質力量」(Wesenkraft) 等詞彙，表示馬克思相信人具有某些相對穩定的「本質」，而非像黏土一樣，完全受外力（不論是自然力或社會力）形塑。正是這些「本質」構成了「人的一般本性」，讓人與其他物種區別開來。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使人一方面「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一方面又改造人自身，即「改變他自身的自然」 (Marx, 2017a: 167) 。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後，馬克思的討論重心逐漸轉向「生產」和「勞動」，並據此建立他的歷史唯物論。的確，馬克思經常從滿足物質需要的角度討論「生產」，如這段著名的文字：
「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麼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Marx and Engels, 2009: 519)
然而，Terry Eagleton (2000: 72) 指出，馬克思不只是在狹義的經濟意義上理解「生產」。「生產」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概念，相當於『自我實現』」，可以是「品嚐一顆桃子」、「聆聽一場弦樂四重奏」或「建築水壩或製造衣架」。因此，馬克思說，「生產」就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就連「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 (Marx, 2014: 54, 78, 53) 。
對馬克思而言，符合人類本質的、不受異化的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 (freie Lebensäußerung)，從而是生命的享受」；在勞動中，「我的個體生命，乃至我個體性的屬性得到了肯定」，勞動從而是「真正的、能動的財產」 (wahres, tätiges Eigentum)。相對地，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卻是「生命的外化 (Lebensentäußrung)，因為我是為了生活、為了給自己取得生活物資而勞動。我的勞動並不是生命」（Marx, 2016b: 270，中譯略有修改）。尤有甚者：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對對象的佔有竟如此表現為異化，以致工人生產的對象越多，他能夠佔有的對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產品即資本的統治。」 (Marx, 2014: 47-8)
這就是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知名批判。有一種常見的誤解，以為馬克思在中後期的「成熟」著作中放棄了「異化」、「外化」等用語。但這並不是事實。比如說，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 年手稿）》裡，就有不少段高度類似《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字，如：
「工人必然會變得貧窮，因為他的勞動的創造力作為資本的力量，作為他人的權力（fremde Macht；按：也可譯為「異己的權力」）而同他相對立。他把勞動作為生產財富的力量轉讓出去 (entäußert sich)；而資本把勞動作為這種力量據為己有。」(Marx, 1998d: 266)
從馬克思的哲學人類學出發，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就是一個擺脫異化、實現「人性」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能夠發揮多面向的潛能（本質力量），也能夠滿足不斷變化的需要。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可區分出兩個（常被混為一談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歷史唯物論的一系列基本概念與命題，而研究者可據此架構起一套更具系統性的理論，如 G. A. Cohen 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1978) 便試圖使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滿足當代分析哲學要求的清晰與精確，同時與社會科學的功能論接軌（見「馬克思主義」（下）1.1 節的討論）。在這個層次上，馬克思並沒有符合現代學術標準的完整論述，而是散見於各種著作（包括抽象的理論提示和具體的歷史研究）。
第二個層次，則是馬克思對若干歷史問題的具體研究及結論，如西歐資本主義的興起、路易‧波拿巴的政變、美國的南北戰爭、俄國與印度村社的歷史演變、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批判等。這些文字同樣散見於他的各種專書、政論、手稿及筆記。
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概念大致包括「生產力」、「生產關係」、[2]「生產方式」、「階級鬥爭」、「剝削」、「剩餘勞動」、「基礎」、「上層建築」等。至於基本命題，可以三段文字為代表。首先，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這兩段著名文字：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 (Überbau) 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Basis)。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 (bedingen) 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Marx, 2009b: 591) [3]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型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Marx, 2009b: 591-2)
這兩段文字都將生產力的發展視為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並勾勒了「基礎」（社會的經濟結構）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是一種具啟發性的「建築隱喻」（姚遠，2020；張又升，2019），也是後來許多人試圖建立歷史唯物論「模型」的出發點。[4]如 Callinicos (2007: 224-5) 就據此提出了「古典歷史唯物論」的幾個核心命題：
- 生產力的發展將與既有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
- 這種衝突會根據生產方式的性質，以特定的形式出現。
- 潛在的矛盾發展成熟時，會迫使統治階級設法緩解這些矛盾；但如果統治階級做不到，就會面臨社會解體的威脅，甚至是革命。
- 危機的結果取決於階級鬥爭的成敗，而階級鬥爭可能因危機帶來的物質艱困而加劇。
除了前面引用的兩段文字，《資本論》第三卷的這段話也相當重要：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由生產關係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Marx, 2017b: 799)
這段文字將生產關係與「剝削」（以及相對應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支配）結合在一起討論，是後來許多重要的歷史著作的方法論基礎。
和許多人的印象相反，馬克思所謂的「剝削」（榨取剩餘勞動）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
「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隷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Marx, 2017a: 221)。
這種對「生產關係」及「剝削」的看法，可大致整理分類如下（參考 Cohen, 1978: 65）：
這種史觀之所以是「唯物」的，是因為馬克思強調人的物質生活、生產活動以及從中形成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只考察觀念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有兩點值得略加引伸。首先，唯物論並不貶低精神因素或政治層面的影響力。曾有人批評，既然中世紀是由天主教統治，雅典和羅馬則是政治因素優先，那麼唯物論便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回應是：「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Marx, 2017a: 80n)。其次，由於馬克思的唯物論強調社會關係，使他對「資本」的看法與多數經濟學取徑格格不入：對他來說，「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係」(Marx, 2017a: 732)。
根據 Löwy (2007b) 的分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涉及五大基本問題：剝削的不正義、因異化而喪失自由、金錢式的量化趨勢、非理性、現代的野蠻狀態。本文以 Löwy 指出的五大問題為基礎，略作引伸討論。
成熟的馬克思通常在兩個意義上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其一，指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而這樣的運動與民主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其二，指工人階級透過革命而實現的社會運作模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引述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社會學之父」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 的追隨者對《資本論》的批評，說他的理論工作「只限於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 (Marx, 2017a: 11) 。確實如此，馬克思中後期撰寫的大量政治經濟學筆記及著作，主要貢獻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機制提出因果解釋，而不是憑空設想完美的社會制度。
與孔德那個時代的許多思想家（包括「空想社會主義」的幾位代表人物）相反，馬克思並不試圖鉅細靡遺地描繪未來社會的樣貌，因為他認為只有透過「人民自己進行的社會運動」(Marx, 2009c: 407)，才能找出問題及解決方式，而不是仰賴某些理論導師精心擘劃的藍圖。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是絕對反對「先知–追隨者」式的菁英主義的。
的確，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構想，往往受「人民自己進行的社會運動」所啟發，而不是在象牙塔內構思出一套縝密的體系，再以先知的姿態要求無知的人民實踐。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非巴黎公社莫屬。如馬克思所言，巴黎公社的工人「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麼現成的烏托邦……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巴黎公社解放了什麼樣的「新社會因素」呢？就是馬克思高度讚賞的「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Marx, 2009c: 159, 158；另見萬毓澤，2018c）。
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不是浪漫懷舊的、回歸原始社會的、齊頭式平等的主張。他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這種主張稱為「粗陋的和毫無思想的共產主義」 (Marx, 2014: 76) 。他認為，只有建立在資本主義所促成（但也為其設下限制）的高度生產力下，才有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這裡不妨借用恩格斯的話：
「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佔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Engels, 2009b: 258)
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與人的「自由」或「自由個性」息息相關，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Marx, 2017a: 569) 。 1840 年代起，「自由」逐漸成為馬克思思索未來社會運作形式的重點，但馬克思不是只從個體的角度出發考察自由，而是將自由的問題與人的聯合、人的共同體等問題結合起來思考。
許多學者都已討論過，在馬克思的視野中，讓個人的自由得以實現的，恰恰不是虛幻的孤立個人，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普遍由下而上結合起來的自治單位，馬克思在不同的文本中稱之為「聯合起來的個人」(vereinigte Individuen)、「共同體」(Gemeinschaft)、「聯合體」 (Assoziatio) 或「自由人聯合體」(Verein freier Menschen)。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簡單對立將被揚棄，儘管個體與集體的張力不可能消失，但透過由下而上的自願結社與充分的自我管理，兩者的衝突將減至最低：個體在集體中實現自由，集體透過個體而存續。這裡引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段重要文字：
「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共同體 (wirkliche Gemeinschaft) 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Marx and Engels, 2009: 571)（說明：中文第一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將「共同體」〔Gemeinschaft〕一詞譯為「集體」，是不太恰當的，但新的譯本已改譯為「共同體」。）
這種對「真實的共同體」的嚮往，是馬克思青年時期以來的人性觀（或「哲學人類學」）的一部份。在 1844 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5]中，馬克思就是這麼寫的：
「由於人的本質就是人真正的共同體 (wahres Gemeinwesen)，所以人藉由實現他們的本質而創造、生產了人的共同體，生產了社會本質 (gesellschaftliche Wesen)，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與單一個人對立的抽象而普遍的力量，而是每個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財富。」（Marx, 2016: 255，中譯略有修改）[6]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在後期的著作中，將這種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共同體理解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Marx, 2017b: 121, 443, 445, 829)，從事的是「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2009d: 158)。《資本論》第一卷的這段名言就是在描述這種社會：「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將眾多的個人勞動力當成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Marx, 2017a: 77)。或者，用他在 1872 年〈論土地國有化〉中的話，這將是一個「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 (associations of free and equal producers) 所構成的社會」(Marx, 2009d: 233)。在這個階段，如他在《哥達綱領批判》所言：
「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genossenschaftlicher Reichtum；按：這個詞彙或許也可譯為「合作性質的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Marx, 2009f: 435-6)
借用一位學者所言，我們在二十一世紀重讀馬克思時，最好謹記：若嚴肅看待馬克思的思想，就應該將他詮釋為「闡述經濟民主的哲學家，而非強調國家控制的哲學家」(Collier, 2004: 112)。他多數與「共產主義」相關的論述，最終都扣連著經濟的民主化與自我管理。
馬克思在 1866 年 2 月 20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們之間存在的這種友誼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對任何關係都沒有作過這麼高的評價。(Marx, 1866)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係不只是終身不渝的友情，兩人在思想上亦有密切的合作。但恩格斯始終以「第二小提琴手」自居。他在 1884 年的一封信中說：「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註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還做得不錯。我高興我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當現在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時，就不免要出漏洞，這一點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強烈地感覺到。」(Engels, 1884)
儘管如此，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卻發揮了關鍵的角色。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時，絕對不能忽略這點。著名的「馬克思學」創始人 Maximilien Rubel (1905-1996) 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思想方式的真正產物」，而是「恩格斯心靈的果實」；儘管恩格斯自認是馬克思的繼承人，但實際上「非自願地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因此，研究者的任務是嚴謹考察「恩格斯的作品在社會主義思想遺產發展過程，乃至工人運動命運中的位置」(Rubel, 2000: 47-8, 53, 54)。
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形成的影響。首先，馬克思在世時只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1867 年）。馬克思過世後，恩格斯利用生命最後的十二年，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四版和《資本論》第二、三卷的編輯（分別出版於 1885 年和 1894 年），對馬克思學說的流傳與系統化功不可沒。在整理第二卷的手稿時，恩格斯在信件中留下這樣動人的文字：「這需要花費不少的勞動，因為像馬克思這樣的人，他的每一個字都貴似金玉。但是，我喜歡這種勞動，因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Engels, 2009d: 509)。
恩格斯強調，自己的編輯工作是「編成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文本，即盡可能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表述馬克思新得出的各種成果。只是在絕對不可避免的地方，並且在讀者一點也不會懷疑是誰在向他說話的地方，我才加進自己的話」(Marx, 2017b: 893)。然而，根據現有的研究，恩格斯的編輯工作其實分成幾類：調整原文的編排方式、提高某些段落的價值（例如將註釋改為正文）、擴充原文（如加入自己的話、補充歷史資料）、刪除原文、精簡原文、修飾原文（如加入連接句、刪除重複句）、修正原文（如訂正術語、數字、引文）等 (Vollgraf and Jungnickel, 2002: 42-3)。一般情況下，這些改動有助於表達馬克思的思路，但某些改動則有待商榷。其中較受注意的，是《資本論》第三卷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有關的章節，恩格斯在其中某些段落加入了自己的見解，影響了後人對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理解（較詳細的討論見萬毓澤，2018b: 122-39）。
其次，恩格斯的文字簡潔明快，這讓他在闡釋與傳佈「馬克思主義」時表現出強大的威力。如列寧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所言：「馬克思致力於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複雜現象。恩格斯則在筆調明快、往往是論戰性的著作中，根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經濟理論，闡明最一般的科學問題，以及過去和現在的各種現象。」(Lenin, 1984: 9) 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 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886) 都有這種簡潔明快的特色。
而最重要的「論戰性的著作」，當屬有「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之稱的《反杜林論》（寫於 1876 年 5 月至 1878 年 7 月）（前述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便是由這部著作的三章改寫而成）。雖然恩格斯寫這部著作只是為了「收拾無聊的杜林」(Engels, 1876)，但恩格斯在該書中將馬克思的思想轉變為一種完整的「世界觀」(Weltanschauumg)，一種包含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全面演化論 (Fetscher, 1991: 347)。這部著作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化，在社會民主黨內外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
《反杜林論》和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可說是「馬克思主義」成形過程中最引發爭議的一部份，主因之一在於恩格斯將辯證法運用到自然世界（即所謂「自然辯證法」），並將辯證法總結為三大「規律」：質量互變；對立的相互滲透；否定的否定 (Engels, 2015: 75)。
這些爭議，可以追溯到盧卡奇 (Georg Lukács)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 對恩格斯的批判。他認為恩格斯錯誤地追隨了黑格爾的腳步，將辯證法「擴大到對自然世界的認識上」(Lukács, 1996: 51n)。
多數論者都同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差異，但自 1960-70 年代以來，這種「馬恩差異論」逐漸上升為「馬恩對立論」，且已成為學界極為流行的說法，John Green (2008: 313) 甚至稱其為「新正統」(new orthodoxy)。根據這種「新正統」，馬克思是「人道∕人文主義哲學」的偉大闡發者，而恩格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則是「機械唯物論」(Ibid.)。George Lichtheim (1964)、Alfred Schmidt (1971)、Norman Levine (1975, 1984, 2006)、Terrell Carver (1983)、Paul Thomas (2008) 等人的著作是這種「新正統」的主要代表。在「馬恩對立論」的倡議者看來，「辯證法」只限於人文社會世界，任何將辯證法延伸至自然界的作法，都等於向「粗陋的實證主義」投降 (Foster, 2016)。
自 Lukács 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嚴厲拒斥「自然辯證法」的概念，一方面也嚴厲提防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對人文社會研究的入侵。換言之，對他們而言，自然科學和外部自然界都座落於「機械論和實證主義的範圍」(Foster, 2020)。換言之，「兩種文化」壁壘分明的現象，同樣存在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並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發揚光大（另見「馬克思主義」（中）的討論）。
然而，美國著名哲學家 Hilary Putnam (1982: 206) 曾說恩格斯是「他那個年代擁有最豐富科學知識的人之一」。就今天我們對馬克思的瞭解而言，恩格斯的理論工作與馬克思並沒有衝突，因為馬克思也不斷借鑑當時最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並將其整合進自己的研究工作。
過去常見的刻板印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有基本的分工，其中自然科學、軍事的部分由恩格斯負責，馬克思則專攻政治經濟學。但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 (MEGA²) 近年出版的文獻，馬克思其實終其一生都保持著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和關注。MEGA² 第四部分的第26卷和31卷便分別收錄了馬克思 1878 年 3-9 月的《地質學、礦物學與農業化學的摘錄與筆記》(Exzerpte und Notizen zur Geologie, Mineralogie und Agrikulturchemie) 以及馬克思、恩格斯 1877 年中期至 1883 年初的《自然科學的摘錄與筆記》(Naturwissenschaftliche Exzerpte und Notizen)。從這兩卷資料中，我們看到馬克思廣泛摘錄、研究了多種自然科學，包括地質學、礦物學、農業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電學等。這兩卷的出版，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我們過去對馬克思的認知。比如說，就連恩格斯也是透過馬克思的介紹，才閱讀、摘錄了德國農學家、氣候學家弗臘斯 (Karl Nikolas Fraas，1810-75) 的《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beider，1847)，並在《自然辯證法》中討論了動物及人類的活動影響植物界、導致氣候變遷的問題（見 Engels, 2015: 312-3；更完整的討論見萬毓澤，2018b: 153-6）。
晚近有越來越多學者試圖重新評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的貢獻，而不是簡單將其視為庸俗化的、「實證主義」版本的馬克思。這些學者認為，我們必須將恩格斯勾勒的自然辯證法（特別是他關於「自然史」的看法）(1) 放置在思想史的脈絡； (2) 與當代的科學知識對話，才能充分理解其洞察力（見如 McGarr , 1994；Wan, 2013；Kangal, 2020a, 2020b；Blackledge, 2019；Leslie, 2021）。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恩格斯的思想有豐富的生態意涵，對發展「生態馬克思主義」而言有不可抹滅的貢獻（見「馬克思主義」（下）的 1.2 節）。
恩格斯說：
「自然界不是存在著，而是生成著和消逝著」(die Natur nicht ist, sondern wird und vergeht) (Engels, 2015: 15)。
「純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量的分割就轉化為質的差別：物體純粹由分子構成，但它是本質上不同於分子的東西，正如分子又不同於原子一樣。正是由於這種差別，作為關於天體和地上物體的科學的力學，才同作為分子力學的物理學以及作為原子物理學的化學區分開來。」(Engels, 2015: 78)
若使用今天的語彙，恩格斯的學說對自然提出了一種歷史性的、非化約論（或「突現論」的）的理解方式，這是相當能夠與當代科學對話的。
對恩格斯而言，自然哲學的任務首先是「從理論和哲學的角度，摘要和總結由自然科學所揭露的自然世界的基本特徵」(Sayers, 1996: 158)。放在思想史的脈絡下，恩格斯從「辯證」的角度理解「自然的基本規律」，能夠使他的自然哲學有別於十九世紀德國流行的化約式、物理主義的唯物論；其次，由於他將自然理解為「一套複雜的歷史轉變過程」，便能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與當時自然科學的發展聯繫起來，尤其是達爾文的演化論和熱力學定律 (Callinicos, 2003: 301)。
這裡不妨先區分出兩種科學（Hollingsworth and Müller, 2008，另見如 Stepin, 2003）。首先是笛卡兒–牛頓典範 (Cartesian-Newtonian paradigm) 或「科學I」。這是一種機械論 (mechanistic) 的世界觀，強調化約 (reduction)，關注線性的因果關係與可逆性 (reversibility)，理論基礎是以牛頓為代表的古典力學；典型的隱喻是把世界當成一個巨大的機器，如時鐘。其次是「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s) 或「科學II」，強調的是非線性 (nonlinearity)、突現 (emergence)，包括各種新興學科，如非線性動態系統理論、非均衡熱動力學、自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理論、混沌理論、複雜適應系統理論等。
許多人文社會學者對自然科學的印象只停留在「科學I」（笛卡兒－牛頓典範）的階段，甚至經常簡單將自然科學等同於「實證主義」，並往往不假思索地將恩格斯的自然哲學等同於「粗陋的實證主義」。然而，恩格斯實際上敏銳察覺到「科學I」面臨的挑戰，也因此，他特別重視地質學、古生物學、熱力學（第二定律）、有機化學等新興學科。
如當代兩位重要的化學家所言：
「在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那個時代，物理科學看來已經摒棄了機械論的世界觀，而更接近於自然界的歷史發展的思想。恩格斯談到了三大主要發現：能量及支配其性質轉換的定律，作為生命的基本組成部分的細胞，和達爾文關於物種演化的發現。鑑於這些偉大的發現，恩格斯得出結論：機械論的世界觀已經死亡。」(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84: 252)。
又如 Bensaïd（2002: 288，轉引自 Callinicos, 2006: 211）所言：
「十九世紀中期，三項同時出現但邏輯各異的創新，促使牛頓典範的瓦解：達爾文的演化論、能量守恆原理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些關於轉型的『科學』指涉的不再是事實的確定性，而是機率、選擇和分岔 (bifurcation)。這些科學處理的是不穩定性和非均衡 (disequilibrium)、非週期性運動和時間之矢。」
若將恩格斯一些不合時宜的術語及行文段落汰除，他的基本思路與系統思維和複雜科學有諸多共通之處（另參考 Dobronravova, 1997；Rosser, 2000；Sève, 1998, 2005, 2008；Fuchs, 2003, 2005；Hofkirchner, 2006；Wan, 2013；張濤，2016）。比如說，《自然辯證法》中說「我們所接觸到的整個自然界構成一個系統，即各種物體相聯繫的總體，而我們在這裡所理解的物體，是指所有的物質存在，從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乙太粒子，如果我們承認乙太粒子存在的話。這些物體處於某種聯繫之中……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Engels, 2015: 133，中譯略有修改）。在這個段落中，「乙太粒子」當然是不合時宜的，但「整個自然界構成一個系統」卻是極為先進的想法。
此外，恩格斯的部分思路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社會）科學哲學的幾項關鍵問題，如突現（包括其歷時性及共時性的面向）、組織層次 (levels of organization)、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等 (Wan, 2013)。
當代亦有不少自然科學家受到（自然）辯證法的影響，英語世界較知名者如 Steven Rose、Stephen Jay Gould、Richard Lewontin、Richard Levins 等。這些學者除了活躍於各種政治與社會活動外，亦反對各式各樣的化約論（如基因決定論、社會生物學，或是有「新心靈科學」之稱的演化心理學）；法國也有部分哲學家及科學家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待當代自然科學面臨的挑戰，如 Gilles Cohen-Tannoudji、Pierre Jaeglé、Henri Atlan、Eftichios Bitsakis、Lucien Sève、Georges Gastaud 等。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馬克思與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與社會∕自然科學的關係。
馬克思留下的知識遺產極為龐大，但也引起許多爭議，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經常與處理、迴避或解決這些爭議的過程有關。以下僅列出幾種重要的爭議及一部分重要文獻：
3. 古典馬克思主義 (classical Marxism) 的成形
有些學者根據時序的先後來界定「古典馬克思主義」，將其限定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後、俄國革命之前的馬克思主義（如 Renton, 2002）。據此，古典馬克思主義內部可能就具有強烈的多元性甚至矛盾性。其中，在第二國際內部佔據一定地位的決定論式馬克思主義，經常被等同於「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 1891 年《艾爾福特綱領》已從「自然主義、宿命必然性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所討論的「歷史趨勢」（Colletti, 1972: 55；另見 Hansen, 1984）；德國社民黨和第二國際的主要理論家考茨基 (Karl Kautsky，1854-1938) 在解說《艾爾福特綱領》時，雖然提醒人們不能「消極地束起雙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滅」(Kautsky, 1963: 84)，但也明白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失敗：它的瓦解只是時間問題；不可抗拒的經濟發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產。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形式以代替現存的社會形勢，不再只是願望；它已成為必然的東西」（轉引自 Callinicos, 1990: 17-18）。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布洛赫 (Ernst Bloch, 1885-1977) 將這種馬克思主義稱為「庸俗、公式化、毫無傳統可言的馬克思主義」（轉引自 Kautzer, 2017: 46）。但要注意的是，第二國際並非只有德國社民黨，也不是只有「決定論」式或機械的馬克思主義觀（關於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見如 Giordani, 2018；Gaido and Quiroga, 2021）。
另一方面，Callinicos（1996: 15，另見 2007: 429-30）為「古典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更具規範性的定義：
「由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啟的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潮流，由後來的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對派所延續。這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的特色是將社會主義設想為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是受剝削和受壓迫者自己解放自己，而非交由某個代理人為自己完成解放。」
Deutscher (1988: 39) 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在我稱之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和庸俗馬克思主義 (vulgar Marxism) 之間，有著驚人的矛盾，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永遠是一種羞辱的矛盾。」他補充說明，所謂古典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同代人以及其後的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等人所發展出來的思想體系」，而「庸俗馬克思主義」則是「諸如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者們、史達林主義者們、赫魯雪夫份子以及其他類似份子的假馬克思主義」。
Callinicos 和 Deutscher 等人的界定方式，呼應了 Hal Draper (1966, 1992) 所謂的「社會主義的兩種靈魂」。在Draper看來，古往今來，「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from above) 始終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空想社會主義、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1850-1932)、費邊社 (Fabian Society)、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皆然。他們背後的核心世界觀是「必須由那些不受大眾控制的統治精英以不同的形式把『社會主義』交給感激涕零的大眾」(Draper, 1966: 4)。但另一方面，「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from below) 則針鋒相對，相信「社會主義的實現，只能透過積極行動的群眾『由下而上』地解放自我、憑自己的力量爭取自由、掌握命運，成為歷史舞台上的行動者」(Ibid.)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1871) 開宗明義指出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以及他對生產者合作運動的重視，都生動表現出這種精神（關於馬克思和第一國際，更詳細的討論見 Musto, 2018: 171-97；Löwy, 2014c；Comninel, 2014；關於馬克思和合作運動，以及更廣泛的對「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討論，見 Elliott, 1987；Hudis, 2012；Lorenzo, 2013；Roberto, 2014；Chattopadhyay, 2016；萬毓澤，2018b: 77-8）。
本文認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關鍵特色有二。除了強調「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外，還特別著重對（轉型中的）資本主義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之所以這樣界定，是因為 Perry Anderson 在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並將之對比「古典馬克思主義」時，便特別強調前者逐漸遠離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見「馬克思主義」（中）的討論）。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葛蘭西視為古典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人物。[7]
由於強調受壓迫者的自我解放，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不僅極為重視工人的基層自治組織，對群眾、政黨、工會的關係也有相當細緻的看法，與「包辦替代主義」（由黨或黨的菁英來「包辦」革命）差異極大。以下簡要論述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葛蘭西的觀點。
列寧的〈怎麼辦？〉(1901-1902) 和〈進一步，退兩步〉(1904) 常被視為「列寧式政黨」、「先鋒黨」或「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主流的看法認為「列寧把黨視為革命的工具。……黨一定要……緊密受到控制，而且是徹底忠實的組織。關鍵是狂熱精神，而非黨員本身。黨員的一言一行乃至作夢都必須以革命為念。……紀律要嚴明，不容異己」(Le Blanc, 1990: 2)。
托洛茨基 1904 年的〈我們的政治任務〉批判了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強調「黨的體制不能是兵營體制，正如黨不能把工廠當作榜樣一樣」(Trotsky, 1904)。他進一步說：
「新制度的任務是很複雜的，只有通過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的各種不同方法的競爭，通過長久的『爭論談判』，通過不斷的鬥爭，不僅是社會主義世界同資本主義世界的鬥爭，而且是社會主義內部各種派別之間的相互鬥爭（當無產階級專政將提出幾十個、幾百個新的、誰也無法預先解決的問題時，這些派別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這些任務才能完成。任何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都不能為了加快這一過程和使它簡單化而壓制這些流派和意見分歧……。」(Trotsky, 1904)
列寧 1902-1904 年的著作確實反對黨內的普遍民主，主張建立集中、嚴密的地下黨。但批評者往往忽略了他的寫作脈絡：沙俄當時仍是高壓的警察國家，根本不容許有合法的反對派，遑論是革命派。因此，當沙皇專制面臨危機，一般人民得到局部的政治自由時，列寧便放棄了〈怎麼辦？〉等文章中的許多主張。比如說，1905 年底，列寧在〈社會主義政黨與非黨的革命性〉中寫道：
「當黨愈來愈公開進行活動的時候，可能而且應該最廣泛地實行這種監督和領導（按：指黨代表與黨組織接受全黨的監督與領導），不僅受黨的『上層』的監督和領導，而且要受黨的『下層』，受全體加入黨的有組織的工人的監督和領導。……只有全黨實際參加來指導這一活動，才能夠切實地使真正社會主義的活動同一般的民主主義的活動明顯地區別開來。」(Lenin, 1905b)
同年稍早的 11 月，列寧在〈論黨的改組〉中，則首度提出黨內民主原則，包括民主集中制、普遍選舉制、公開性、幹部任期制以及嚴格的報告義務等 (Lenin, 1905a)。
另一方面，〈怎麼辦？〉中的「灌輸論」亦極為知名。列寧寫道：
「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Lenin, 1901-02，重點為筆者所加）
然而，1905 年俄國爆發革命，工人自發建立了蘇維埃，此時列寧便認為「工人階級本能地、自發地傾向社會民主主義」(Lenin, 1905a)。托洛茨基晚年未完成的史達林傳記也提到，「1905 年 8 月，史達林重述了列寧寫的〈怎麼辦？〉一書中企圖說明自發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階級覺悟的相互關係的一章的內容。按照列寧的說法，工人運動在聽其自然發展的情況下，不可挽救地會傾向於機會主義；革命的階級覺悟是由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的。……〈怎麼辦？〉的作者本人後來承認他的理論帶有偏見性質，從而承認了這個理論的錯誤。他是在反對『經濟主義』及其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盲目崇拜的鬥爭中附帶提出這種理論作為鬥爭武器的」(Trotsky, 1998b: 81)。
簡言之，若要完整評價列寧的組織與黨政理論，不能僅以〈怎麼辦？〉、〈進一步，退兩步〉等作品為依據，還必須考察他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大量著述，因為這些文字都是「針對當時運動面臨的具體局勢所提出的具體回應」(Molyneux, 1998: 49)（另見尹彥，2003；鄭異凡，2009；Draper, 1999；Lih, 2006；Löwy, 2009）。
盧森堡則在 1906 年的《群眾罷工、黨和工會》等許多著作中闡述了她的組織理論。她也批判列寧早期提出的集中制，強調群眾的「自發性」：「自發性因素在俄國的群眾罷工中之所以起著如此主要的作用，並不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是『未經訓練的』，而是因為革命不是靠訓導可以學會的」(Luxemburg, 2012: 178-9)。
盧森堡的許多文字，都徹底批判了「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
「人們認為，只需要把舊政府推翻，成立一個社會主義政府來領導，就可以發佈實行社會主義的命令。這又只不過是幻想。社會主義沒有也不能通過命令來實現，也不能通過一個哪怕是很出色的社會主義政府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通過群眾，通過每一個無產者來實行。群眾被資本的鎖鏈束縛在那裡，就必須在那裡把鎖鏈砸碎。」(Luxemburg, 2012: 432)
「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是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過的最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要求徹底改造國家並且對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實行徹底的變革。這種改造和變革是不可能由某個行政機構、委員會或者一個議會下命令來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眾本身去著手和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於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並且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領導著這全部生活。……無產階級群眾必須學會從被資本家投入生產過程的死機器變成這一過程的會思考的、自由的、主動的領導人。」(Luxemburg, 2012: 409-10)
盧森堡 1918 年在獄中撰寫的〈論俄國革命〉儘管引起許多爭議（例如盧森堡後來改變了她對布爾什維克解散立憲會議一事的評價），也不應被當成她對俄國革命的全盤否定，但其中仍有許多真知灼見，無疑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珍貴遺產：
「社會主義民主制是與廢除階級統治和建設社會主義同時開始的。它在社會主義政黨奪取政權的那一時刻開始了。它無非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啊：專政！但這一專政是在於運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於取消民主，是在於有力地、堅決地侵犯資產階級社會的既得權利和經濟關係，沒有這種侵犯，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能實現。但是這一專政必須是階級的事業，而不是極少數領導人以階級的名義實行的事業，這就是說，它必須處處來自群眾的積極參與，處於群眾的直接影響下，接受全體公眾的監督，從人民群眾日益發達的政治教育中產生出來。」(Luxemburg, 2012: 404)
另值得一提的是，盧森堡眼中的「人民群眾」絕非只有男性無產者。她的女性身份使她對性別議題極為敏感，並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針對家務勞動等問題提出了批判。舉例來說，他在 1912 年的〈女性選舉權和階級鬥爭〉(Frauenwahlrecht und Klassenkampf) 這篇演講中指出：
「只要資本統治和工資制度繼續存在，只有那些創造剩餘價值、產生資本主義利潤的勞動才會被認為是生產性的。……無產階級女性和母親在家中的所有辛勞都被視為非生產性的活動。這聽起來粗暴又荒唐，但恰恰對應了當前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粗暴和荒唐，而無產階級女性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清晰敏銳地掌握這個粗暴的現實。」(Luxemburg, 1912)
再看葛蘭西。葛蘭西從 1918 年起，就對俄國的「蘇維埃」組織形式產生濃厚興趣，並研究了各國的工人代表制。他號召工人建立「工廠委員會」(comitato di fabbrica)（由工廠的全體工人選舉代表，不分腦力與體力勞動）：
「目前，工人應當著手在『企業的全部權力歸工廠委員會』的口號下，把最優秀的和最有覺悟的同志選進廣泛的代表機構中，『企業的全部權力歸工廠委員會』這個口號應當同另一個口號，即『國家的全部權力歸工人和農民』的口號結合起來。」（Gramsci, 2008: 18；更多討論見 Williams, 1975；Joll, 1989: 23-33）
葛蘭西 1926 年 1 月在法國里昂 (Lyon) 參加義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出著名的〈里昂提綱〉（「義大利的形勢和義共的任務」）。文中說：
「認為黨能夠通過外部強加的權力來領導工人階級，這是不必要的。……我們堅信領導階級的能力不在於『宣告』自己是階級的革命機構，而在於它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份，『真正』能夠把自己同那個階級的所有階層連結起來，真正能夠在群眾中開展一場按照客觀條件所允許的方向發展的運動。黨只有靠它在群眾中活動的結果，才能使群眾承認它是『他們的』黨。」(Gramsci, 2008: 104)
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1930) 中則說：
「唯有以研究群眾本身的政治進程為基礎，我們才能理解黨與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們絕不會忽視這樣的角色。在這樣的進程中，黨與領導人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成分，但卻是極為重要的成分。若沒有一個起領導作用的組織，群眾的能量就會消散殆盡，就像沒有封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樣。但是推動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Trotsky, 2008b: xvi)
綜上所述，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運動史可說是受壓迫者由下而上的自我解放史，也是一部追求「自我管理」的民主運動史 (Roper, 2012；Barker, 2008；Ness and Azzellini, 2011；Azzellini, 2015；Azzellini and Kraft 2018；Marik, 2018；Amini, 2019)。一戰後，受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等國皆出現蓬勃的工人委員會運動，但都遭到鎮壓（如德國 1918-1923 年的革命運動，又如 1919 年 3-8 月短暫成立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Janos and Slottman, 1971；Kuhn, 2012；Broué；Harman, 2017；Pelz, 2018)。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等數百人更在 1919 年 1 月的柏林起義中遇害。再連結到蘇聯的狀況：列寧過世、托洛茨基失勢、左派反對派被剿滅，這一系列歷史事件，促成了「官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鞏固。
借用盧卡奇的話，「官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史達林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方面取得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勝利之後在蘇聯出現的那種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被一再重新解釋，以適應史達林統治的需要」(Lukács, 1990: 279)，並成為「激烈的政治鬥爭工具」以及「二十世紀最血腥、最壓迫的政權官方意識形態」(Ducange, 2020: 121)。尤有甚者，「馬克思名言集也出現了，大多數名言都脫離原本的脈絡」(Ibid.)。「官方馬克思主義」不僅嚴重背離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精神，「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成形，成為對「官方馬克思主義」的反動。
最後，除了以上提到的幾位代表人物，同一時期還有一些左翼活動家或知識份子延續了「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理念，也與古典馬克思主義有密切關係。如荷蘭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天文學家、革命家潘涅庫克 (Antonie Pannekoek，1873-1960) 是「委員會共產主義」(council communism) 的倡議者，特別重視工人委員會式的民主。他認為「工人委員會是在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工人藉此來爭取統治、摧毀資本主義、組織社會生產」；「這裡實現了完整的民主，每個參與勞動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委員會組織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屬於勞動者的民主，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Pannekoek, 1941-2；更多討論見 Gerber, 1989）。潘涅庫克的委員會民主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之一柯爾施 (Karl Korsch，1886-1961) 相當接近，除了值得比較外，也意謂「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詞有其模糊不明之處（見「馬克思主義」（中）的討論）。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轉型，古典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學上也有重要的突破，特別是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與批判。
十九世紀末的最後幾年，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如考茨基、盧森堡和英國的 Belfort Bax）已開始關注殖民地與帝國主義問題。美西戰爭 (1898) 和第二次波耳戰爭 (1899-1902) 等重要事件的爆發，使帝國主義問題成為第二國際內的爭論焦點 (Gaido and Quiroga, 2021: 52)。
1900 年 9 月，第二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中通過盧森堡起草的決議，其中對帝國主義提出了分析：「所有重要的文明國家一致捲入同樣的軍國主義、海上擴張主義，同樣地追逐殖民地，到處出現反動，尤其是國際間出現了持久的戰爭威脅，或者至少是一種持續的敵視狀態。」(Luxemburg, 1900) 從 1900 年到 1907 年，第二國際內出現多次爭論，如在 1907 年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荷蘭的萬科爾 (Henri Van Kol，1852-1925) 提出的決議草案竟主張「大會並不在原則上和在任何時候都譴責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起傳播文明的作用」(Lenin, 1907)；伯恩斯坦更在會議中強調「不應在殖民政策上採取簡單否定的立場，而是應該實行積極的社會主義殖民政策。我們應該放棄那種立即放棄殖民地的空想。這種觀點的最終結果就是把美國還給印地安人。殖民地就是在那兒。社會主義者必須承認，文明的民族必須對不文明的民族進行某種監管」，導致另一位德國代表認為伯恩斯坦「比英國的自由主義者還要帝國主義」(Day and Gaido, 2011: 25, 26)。在激烈的爭論之後，最後「大會從決議中刪去了這句話，而且比過去的決議更尖銳地譴責了殖民政策」(Lenin, 1907)。
古典馬克思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著作包括希法亭的《金融資本》(1910)、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1913)、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布哈林的《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1917) 等。這些著作雖然都對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進行了分析，卻不是純粹的理論研究，而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面臨了大環境的變化，必須對世界局勢有所釐清，再據此提出政治戰略（從十九世紀末到一戰前的帝國主義文獻彙編見 Day and Gaido, 2011）。
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或許是其中最通俗、卻最重要的代表著作。該書運用了希法亭對金融資本（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的分析 (Hilferding, 1994)，並綜合了英國激進自由派經濟學家霍布森 (John A. Hobson) 的帝國主義理論，確立了帝國主義不是一種「政策」，也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短暫階段，而是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達到的「最高階段」。
此外，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也值得一提。該書的獨特貢獻在於 (1) 凸顯了「帝國主義與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所受的剝削之間的關係」：由於工人沒有能力消費生產出來的所有商品，導致資本家必須向「非」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擴張，以尋找市場、原料及投資機會；(2) 主張帝國主義並不等同於資本主義的「最高」或「最後」的階段，而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馬克思所謂的「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並一直延續至今；(3) 「對於資本主義擴張對世界各民族和文化的影響具有人類學的敏感度」，並在書中考察了美洲／非洲原住民承受的災難、法國／英國殖民主義對阿爾及利亞、印度、南非、中國的侵略等議題 (Le Blanc, 2010: 163-5)。關於最後這點，盧森堡「極為重視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類型的社會以及不同的生產方式（或經濟形式、經濟體系）的並存」(Le Blanc, 2010: 163)。與其他古典馬克思主義者相比，盧森堡對殖民主義、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各種村社結構表現出特別強烈的關懷 (Löwy, 2010)，相當值得與晚期的馬克思做比較，也值得從後殖民或非歐洲中心論的觀點重新加以閱讀（見如 Hudis, 2018；Le Blanc, 2018；Chowdhury, 2018；Scott, 2021；Gordon and Cornell, 2021）。
自希法亭、盧森堡、列寧、布哈林等人以來，對資本主義的分期 (periodization) 與積累階段 (stages/phases of accumulation) 進行分析，便成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遺產（進一步參考 Heininger, 2004: 18-31；Callinicos, 2009），並可視為後來各種（馬克思主義）「中層理論」(middle-range/intermediate theory) 的先驅 (McDonough, 1995, 1999, 2003)，包括托洛茨基–曼德爾 (Ernest Mandel) 的長波理論、法國的調節學派、美國的積累社會結構論、日本的宇野學派等。此外，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也始終未曾停歇，並在晚近 David Harvey (2008)、John Smith (2016)、Patnaik and Patnaik (2017) 等人的辯論中再度受到注目（另見 Higginbottom, 2018；Callinicos, 2021）。
古典馬克思主義另一項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貢獻，來自托洛茨基與俄國經濟學者康德拉季耶夫 (Nikolai Kondratiev，1892-1938) 論辯時發展出的資本主義「長波」理論 (Trotsky, 1923)。
1920 年代初期，已經有經濟學者注意到，資本主義除了短期的景氣循環 (business cycle) 外，似乎還可區分出更長期的經濟波動。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 1790-1925 年的英、法、德、美等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以物價、利率、股價、工資、對外貿易、煤炭和生鐵的產量及消費量等統計數據為基礎，計算出資本主義自1789年以來，經歷了兩次約五十年的完整長週期 (Harman, 1999: 132)。熊彼得則在 1939 年首次將這種長期經濟波動稱為「康德拉季耶夫週期」(Schumpeter, 1964)，並沿用至今。
康德拉季耶夫論述經濟長波的首部主要著作《世界經濟及其在戰時和戰後的變動》出版於 1922 年。他認為，這些經濟的長期波動是資本主義的「內生」因素造成的，因此將之稱為週期／循環 (cycle)，以彰顯其循環特性。他認為，1920 年代發生的經濟危機將會「決定性地削弱世界經濟組成要素當中的不一致」，故「〔經濟危機〕是一個建立新的平衡的過程，而新的平衡將取代已經崩潰的舊有的平衡」(Day, 1976: 69, 68) 。
托洛茨基於 1923 年六月閱讀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後，立刻寫了〈論資本主義發展的波動〉一文加以批評。他說：
「康德拉季耶夫教授試圖把他在短期景氣循環中觀察到的『嚴格節奏』(strict rhythm)，移用於他所謂的長期循環的時期，我們可以馬上拒絕這種作法了。這種嘗試顯然是以形式上的類比為基礎，而做出的錯誤概括。短期循環的週期是由資本主義力量的內在動力所決定的。這種力量，只要有市場，便無處無時不會出現。至於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深思熟慮便同樣稱之為循環的那些長週期（50年），其特徵和持續時間卻不是由資本主義力量的內在運作所決定的，而是由那些讓資本主義得以出現的外在條件決定的。資本主義對新國家和與新大陸的吸納，自然資源的發現，以及戰爭與革命等『上層建築』秩序的重要因素，決定了資本主義發展中擴張、停滯與衰退期的特徵與更迭。」（Trotsky，1923b，重點為筆者所加）
比利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曼德爾 (Ernest Mandel, 1923-1995) 是二戰後首先嚴肅討論長波理論的人。他在 1962 年以法文完成的鉅著《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Traité d'Economie Marxiste) 處理了馬克思討論過的短期景氣循環，但尚未討論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波動。但兩年後，他以英文發表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Neo-Capitalism) 便比較了康德拉季耶夫、托洛茨基、熊彼得的論點，並大膽預言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將於 1960 年代末期左右結束（見 Mandel, 1964；Louçã, 1999: 104-5）。其他版本的長波理論（尤其是受熊彼得影響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技術決定論的色彩，即認為資本主義可透過內生的因素（主要是技術革新）而自動從衰退長波過渡到另一波擴張長波。相較下，曼德爾的長波理論繼承並發展了托洛茨基的觀點（故本文稱之為托洛茨基－曼德爾的長波理論），反對粗糙的技術決定論（衰退長波會引發技術革新，而技術革新會帶來新的擴張長波），強調各種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因素，即階級鬥爭、革命與反革命，以及金礦的發現、殖民地的征服等因素）(Mandel, 1998；Went, 2002a；Went, 2002b)，因此可視為一種「辯證、因參數而異的社會－經濟決定論」(dialectical, parametrical socioeconomic determinism) (Mandel, 1992b)。這種形式的「決定論」能夠在歷史危機中看出幾種結果的可能性，而不是無限的可能性或單一的可能性。換言之，曼德爾的看法很接近 Molyneux (1995) 所謂的「相對的決定論」，以有別於「絕對的決定論」與「絕對的非決定論」兩種極端。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並不是線性的，而是多線並存、共同演進。如果我們將「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及「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那麼當代仍然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不斷試圖繼承、恢復、豐富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以下將焦點擺在戰後法國以「自我管理」 (autogestion；self-management) 為核心的左翼思潮與運動，尤其是希臘裔的法籍思想家 Cornelius Castoriadis (1922-1997)，以及他參與創立的團體「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 (1949-67) 及其同名刊物 (1949-1965)（以下部分文字節錄及改寫自萬毓澤，2018c）。
盧森堡 1916 年的〈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又名《尤尼烏斯小冊子》）中說：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社會面臨著一種兩難處境：不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向野蠻狀態倒退。……我們今天面臨的抉擇是：或者是帝國主義勝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毀滅，就像在古羅馬那樣，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人種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會主義勝利，也就是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方法即戰爭的有覺悟的鬥爭行動取得勝利。這是世界歷史的一種兩難處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擺動，要由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來決定。」(Luxemburg, 2012: 323)
這是一種開放的史觀：人類的未來往何處去，取決於受壓迫者的自我解放運動，而非取決於「客觀」的經濟規律 (Löwy, 2013: 91-9)。這種觀點當然與第二國際內佔主導地位的決定論史觀格格不入，卻成為「社會主義或野蠻」這個法國團體的命名來源與行動指南。
Castoriadis 在 1950 年代的文章中一再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只能是工人的管理 (gestion ouvrière)。工人要管理權力，也就是群眾自主機構（蘇維埃或委員會）的權力；工人要管理經濟，也就是由生產者導引生產，且同樣由蘇維埃式的機構來加以組織。」(Castoriadis, 1955: 9-10) 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是一種徹底的政治－經濟民主化，由工人接管經濟生產、掌握政權機構，而非仰賴黨或官僚的發號施令。他說：
「社會主義是不再把社會劃分為發號施令者 (dirigeant) 與執行者 (executant)，而這既意謂要在所有層次落實工人管理（工廠、經濟與社會），也意謂要建立群眾機構的權力（蘇維埃、工廠委員會、各級委員會）。社會主義絕不是某個黨的權力，不論這個黨的意識型態或組織結構是什麼。」(Castoriadis, 2012: 197)
這是典型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立場，也就是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立場。儘管Castoriadis後來不再使用「社會主義」等概念，甚至宣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他的哲學反思……總是與更廣泛的自主 (autonomie；autonomy) 計畫扣合在一起，也就是追求一種強而有力的、清楚明白的政治 (la politique)，其目標是徹底探詢、轉化現存的社會制度。」(Adams, 2014: xi)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作品仍生動表現出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關懷。
1965 年，「社會主義或野蠻」的前成員 Yvon Bourdet (1920-2005) 和Alain Guillerm (1944-2005) 創辦了期刊《自我管理》 (Autogestion)（後更名為《自我管理與社會主義》〔Autogestion et socialisme〕），繼續推動「自我管理」的研究與運動；1968 年五月風暴中的激進左翼也將「自我管理」列入政治綱領，當時的學運領袖龔本第 (Daniel Cohn-Bendit, 1945-) 的名作《左翼主義：共產主義老年病之藥方》(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1968) 甚至有近八十頁「剽竊」自《社會主義與野蠻》(Hastings-King, 2014: 2n)；此外，「自我管理」的思路也影響了法國的左翼工會運動，如 1960-70 年代的法國民主工聯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 便是顯例。法國知名政治理論學者 Pierre Rosanvallon 在積極參與法國民主工聯的過程中，亦出版了他早期的代表作《自我管理的時代》(L’Âge de l’autogestion，1976)。
到 1970 年代為止，這種「自我管理」式的社會主義觀一直在法國激進左翼的理論與實踐中佔有重要位置。如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1901-1991) 當時便在《自我管理》的創刊號發表〈自我管理的理論問題〉(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utogestion)，主張「應該從兩方面來研究自我管理：它既是開闢道路的鬥爭手段，也是重新組織整個社會的手段：由下而上、從日常生活到國家，全面改造社會。其原則意謂延伸到社會的所有層級。」(Lefebvre, 1966: 68)
Castoriadis 的「自我管理」或「自主」方案包含了一部份經濟民主的構想。事實上，晚近許多經濟民主的文獻都很值得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對話（參考萬毓澤，2020）。Castoriadis 指出，工人在個別企業或廠場內的「自我管理」是不夠的，還應該將「自我管理」延伸到經濟領域，因為「在官僚化的經濟與社會『調控』的脈絡下設想社會主義的、自我管理的工廠，是荒謬無比的」(Castoriadis, 2005: 35)。換言之，要有更宏觀的、總體經濟層次上的經濟民主。他的設想大致是：
- 要有真正的消費者主權，才能帶來個人的自主。
- 賦予生產者集體的決策權力，在生產單位進行工人的自我管理。
- 透過集體有意識地、民主地決定如何在私人消費與公共消費之間分配消費品，以及如何在整體消費與整體投資之間分配總產品。換言之，社會成員必須共同決定是否要追求經濟成長 (Castoriadis, 1999: 174-5, 1997: 413, 1957: 46-8)。
- 由民主決定的經濟計畫並不是僵化、無彈性、不容質疑的教條，而是要隨著新技術、新產品、新問題與新困難的出現，隨時重新檢視並調整。
若真的實現自我管理，意謂「對社會做全盤的重新安排，就像如果工人的自我管理鞏固了，長遠來看也會出現另一種人格。另一種對經濟及組織的導引方式，另一種權力模式，另一種教育等，也必然隨之出現」(Castoriadis, 1964: 76) 。
Castoriadis 的思想歷久彌新，晚近不斷被重新挖掘與詮釋（見如 Memos, 2014；Karalis, 2014；Popp-Madsen, 2021；Schismenos et al., 2021）。本文之所以特別著墨其思想，還有另一個原因：Castoriadis 早期曾參與希臘與法國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派」）運動。雖然在《社會主義或野蠻》的創刊號中，由 Castoriadis 執筆的發刊辭嚴厲批判了托派「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改良主義態度」，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性質問題恰恰是托派觀念表現得最膚淺的地方」(Castoriadis, 1949: 1)，但「托洛茨基主義」（及其各種變體）仍然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延續到當代最重要的學術與政治遺產之一。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托洛茨基主義」深刻影響了 1930 年代以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內外的若干人物或思潮。其精髓或可概括為四點 (Bensaïd, 2006)：(1) 以不斷革命論對抗「一國社會主義論」；(2) 過渡性的要求、聯合陣線策略與對抗法西斯主義；(3) 對抗史達林主義與官僚體制；(4)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關於「托派」的發展歷史，可參考以下不同立場的書寫：Callinicos, 2015；Bensaïd, 2002a）。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略為處理其中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思想上特別有意義的第一及第三點。
首先是第一點（以不斷革命論對抗「一國社會主義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背後的學理基礎是「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UCD）。這是托洛茨基對歷史唯物論極有創造性的詮釋與重建，十餘年來受到國際關係學界（尤其是其中與歷史社會學關係較為密切的學者）的高度重視。國際關係學者 Rosenberg (2006: 313) 便認為，UCD 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概念化歷史過程本身，在其中，可以重新發現『國際』行為的地緣政治動力乃內在於社會發展的整體過程之中」。Alexander Anievas和Kerem Nisancioglu 的一系列著作便從 UCD 的角度重新書寫資本主義的起源史，並藉此提煉出一種嚴肅看待非西方社會的「國際主義」式社會變遷理論以及「非歐洲中心論」的歐洲史 (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3, 2015, 2016a, 2016b, 2017a；Anievas and Matin, 2016)，已受到各方重視並引發爭論（見如 Di Muzio and Dow, 2017；Duzgun, 2017；Mielants, 2017；Davidson, 2018a, 2018b, 2018c；Medved, 2018；Post, 2018；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7b, 2018；Christie and Degirmencioglu, 2019）。由於過去二十年來馬克思主義深受後殖民理論的衝擊（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 Vivek Chibber 對 Ranajit Guha、Partha Chatterjee、Dipesh Chakrabarty 等後殖民理論家發動的攻擊及其掀起的國際論戰，如 Chibber, 2013；Warren, 2017），Anievas 和 Nisancioglu 等人的知識方案有助於將馬克思主義「去歐洲中心主義化」，因此格外重要（另見「馬克思主義」（下）的 1.4 節）。
「不平衡發展」的概念，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裡已見雛形；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托洛茨基自《總結與前瞻》、《俄國革命史》以來等著作，則為這個理論提供了扎實的基礎。所謂的「不平衡」，意謂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區域與區域、區域內部的不平衡發展；所謂的「綜合」，則意謂在受資本主義中心國支配的邊陲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殖民地中，最先進的生產方式（包括階級關係、產業結構、技術等）往往與該社會最落後的成分（如封建關係、農奴制）「綜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托洛茨基分析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俄國時指出：
「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不是從手工業開始的。資本主義對俄國的征服，是伴隨著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而實現的…。藉由使落後國家處於經濟奴隸的地位，歐洲資本將其主要的生產部門與通訊工具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擴散出來，跨越了一連串中間的技術與經濟發展階段，而這些階段原來在起源國中是必須逐一通過的。」（轉引自 Löwy, 1995: 112）
他又在〈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中說：
「俄國的發展，首先顯出來的是它的落後性。但歷史的落後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將依樣畫葫蘆地於 100 年或 200 年後再走先進國家所已走過的道路。寧可說這個國家產生完全不同的『綜合』的社會形態，其中資本主義技術和結構上最高的成就，納入了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蠻的社會關係之內，改變這些關係，支配這些關係，造成一種獨特的階級關係。」（Trotsky, 1998a: 592，中譯略有修改）
這使得俄國本國的資產階級相對軟弱，並且讓俄國（集中在現代大工業中）的都市無產階級擁有相對重要的社會與政治地位。如 Smith (1994: 7) 所言，「綜合與不平衡發展現象的存在，嘲弄了所謂資本主義具有固定、必然的發展階段的各種說法」。換言之，不平衡與綜合發展理論使馬克思主義者「得以擺脫把歷史視作為一系列預先決定的、次序不變的歷史階段的演化式史觀」，從而在政治戰略上「脫離了歐洲中心論，認為邊緣國家有可能成為歷史運動的先鋒」(Löwy, 1995: 116-7)。
再看第三點（「對抗史達林主義與官僚體制」）。蘇聯的官僚化與史達林主義的興起是促使古典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面臨困難、發生轉型的關鍵因素之一（見「馬克思主義」（中）的討論）。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則極力試圖捍衛並延續古典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在 1936 年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試圖回到（或挽救）列寧的傳統。列寧 1917 年 8-9 月寫的經典著作《國家與革命》詳細討論了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指出「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就是強調「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Lenin, 2001: 25)。而最能說明國家機器特徵的，就是「官吏」和「常備軍」這兩種機構，列寧將其稱為「『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Lenin, 2001: 26-7)。他批評當時許多人都片面強調「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但卻刻意「忘記」馬克思學說的關鍵：「無產階級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即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Lenin, 2001: 22)。
《被背叛的革命》進一步發揮馬克思及列寧的國家消亡論，嚴厲批判「那些崇拜蘇聯的人們，這些人崇拜一個絲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國家」。托洛茨基這樣描述當時的蘇聯：「官僚不但沒有銷聲匿跡，讓位於民眾，反而變成一種毫無監督的力量統治著民眾。軍隊不但沒有被武裝的人民所代替，反而產生了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Trotsky, 2008: 59, 61)。諷刺的是，史達林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竟然在 1935 年的第七次大會中通過決議，聲明「社會主義最後不可變更的勝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全面的加強，在蘇聯已經成功了」。但托洛茨基反問，如果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為何還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完全違反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專政若有『加強』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壓迫若有「加強」的必要），不是證明沒有階級的和諧社會勝利了，而是證明新的社會對抗增長了。那麼，這到底說明了什麼呢？由於勞動生產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資料」。歸根究底，對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言，「官僚制度與社會的和諧，是互相成反比例的」(Trotsly, 2008: 71, 62)。他進一步說：
「批評的自由和思想鬥爭乃是黨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內容。現在人們所宣揚的，說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容許黨內各種派別的存在，那完全是墮落時期的一種神話。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就是派別鬥爭的歷史。」(Trotsky, 2008: 100)
「黨的民主制，僅只遺留在老一代人們的記憶和回想之中了。而蘇維埃、工會、合作社、以及文化機關和體育機關的民主制，也都跟著消滅了。高踞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各級黨部書記的無限權威。早在『極權主義』這一名辭從德國輸入的幾年之前，蘇聯的政制就已經是這種制度了。」(Trotsky, 2008: 104)
托洛茨基過世後，與「托洛茨基主義」的發展、分裂或重組最相關的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就是（托洛茨基來不及充分發展的）「蘇聯的社會性質」問題。托洛茨基及部份以「正統」自居的追隨者將其視為「墮落工人國家」(degenerated workers’state)。根據托洛茨基晚期的看法，蘇聯這個工人國家是「一種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預備制度」，或「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一個矛盾的社會」，它「一開始立即帶有兩重性質：它是社會主義的，由於它保障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它又是資產階級的，由於它根據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來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這種方法的各種的結果」；而蘇聯的未來「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其走向「要由各種活的社會力量的鬥爭來決定，而且不是在一國範圍內，而是要在國際範圍內」(Trotsky, 2008: 57, 238, 63, 58)。
但也有許多後繼者不滿托洛茨基始終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儘管是「墮落」的），陸續開闢了不同的理論道路，提出諸如「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如 C. L. R. James、Raya Dunayevskaya、Tony Cliff）、「官僚資本主義」（bureaucratic capitalism，如 Cornelius Castoriadis、Claude Lefort）、「官僚集體主義」（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如 Max Shachtman、James Burnham、Irving Howe、Bruno Rizzi、Hal Draper）等看法，並在政治上集結起來（見以下不同立場的批判性考察：McNeal, 1977；van der Linden, 2007；Callinicos, 2015；Sperber, 2019）。
這些爭論不僅間接影響了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社會的診斷，對當前的「爭取另一個世界的運動」而言也仍有意義：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的樣貌究竟為何？如何看待國家或科層體制在其中的角色？蘇聯式體制（的失敗）有哪些值得借鑑之處？在學術領域，托洛茨基留下的對於官僚體制的分析，也與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如韋伯）鼎足並立（見如 Mandel, 1992a；Twiss, 2014）。
當代繼承托洛茨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經常認為自己是在延續「古典馬克思主義」，但也強調必須秉持開放的精神來深化傳統。如曼德爾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持續發展、納入新的事實和新的科學考慮」，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之一就是考察重要的經驗變化」（Mandel and Agnoli, 1980: 7，轉引自 de Jong, 2020）。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
[1] 恩格斯1882年11月給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的信中說：「誠然，法國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產物，以致有一次馬克思對拉法格說：『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Engels, 1971: 385)
[2] 在較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的概念是「交往」 (Verkehr) 、「交往形式」 (Verkehrsform) 、「交往關係」 (Verkehrsverhältnisse) 或「生產和交往關係」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交往」的確切看法及其理論意涵是學界還在爭論的議題。
[3]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也引述過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克思親自修訂過的《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 (1872-75) 中，馬克思把「制約」這個字改成了「支配」 (dominer) (Marx, 2016a: 75n) 。這有可能是為了降低「制約」一詞（常被理解為機械的「決定」）的決定論色彩。
[4] 這兩段文字扼要表達了孫中興 (2013) 區分的歷史唯物論的三個面向：「形構論」（社會形構涵蓋的元素，如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論」（這些元素的相互關係，如基礎「制約」上層建築）及「歷史論」（社會形構的發展動力，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
[5] 馬克思旅居巴黎期間（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留下了「巴黎手稿」，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個筆記本」以及〈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但後者經常受到忽略。針對該文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考如Hudis (2012: 56-8) 及吕梁山、潘瑞 (2013) 。
[6] 這裡的「共同體」（中國大陸的譯本在不同的脈絡中譯為「社會聯繫」或「社會存在物」）的原文不是Gemeinschaft，而是Gemeinwesen。恩格斯在給倍倍爾 (August Bebel) 的信中，建議在「國家」逐漸消亡後，把「國家」這個詞改成Gemeinwesen，並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 (Engels, 1963: 7-8) 。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作品中，也用這個字來指涉（共同體中的）「個人」，例如這句話：「人是特殊的個體，並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為個體，成為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 (das wirkliche individuelle Gemeinwesen) (Marx, 2014: 81) 。有學者指出，馬克思在1850-60年代逐漸放棄了Gemeinschaft這個詞彙，而較常使用Gemeinwesen，如《大綱》就出現多次 (Basso, 2012: 98, 174) 。
[7] Das (2017, 2020) 則只列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托洛茨基（他取其姓名的第一個字母，稱為「MELLT馬克思主義」），不包括葛蘭西。本文認為，葛蘭西固然可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儘管這個概念有其限制），但也是古典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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