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女性主義自然式的經驗主義——林恩．尼爾森 (Feminist Naturalized Empiricism——Lynn Nelson)
2. 女性主義價值理論——伊麗莎白．安德森 (Feminist Value Theory——E. Anderson)
3. 女性主義脈絡主義——海倫．蘭吉諾 (Feminist Contextualism——H. Longino)
4. 女性主義立場論——桑德拉．哈定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S. Harding)
5. 女性主義立場經驗主義——克莉絲丁．因特曼 (Feminist Standpoint Empiricism——Kristen Intemann)
6. 對於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批評：高級迷信——保羅．葛羅斯和諾曼．李維 (Higher Superstition——Gross, Paul R. and Norman Levitt)
7.1 威瑟 (2001)「關係中的細胞」的癌症研究
7.2 Roy (2004) 以試管研究為實驗方法的褪黑激素研究
1. 女性主義自然式的經驗主義——林恩．尼爾森 (Feminist Naturalized Empiricism——Lynn Nelson)
林恩．尼爾森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著作包括 (1990). “Who knows: From Quine to a feminist empiricism” (1990)、“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1993a)、“A Question of Evidence” (1993b)、“On Quine” (2000)、“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WV Quine” (2003)、“Biology and femi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2017)、以及 “Underdetermination, holism,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2022）。從畢生研究可看出，尼爾森 (1990; 2000、2003、2017、2022) 承襲蒯因 (W.V. Quine) 的「不足限定說」(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 與 「整體論」(Holism) ，主張「科學理論無法（不足以）被經驗觀察所決定，意即我們無法由經驗證據決定獨一無二為真的理論」，也「拒絕分析／綜合語句的區分、以至於拒絕先驗／後驗語句的區分」，採取「自然主義式的知識論」取徑，亦即「歡迎利用經驗科學的資料與數據，來理解經驗知識的概念。只要科學必須以優先於科學的東西來證成的這種錯覺被放棄，引進科學研究成果來達到證成科學自身的作法，就不用擔心會有循環的疑慮（請參見〈蒯因〉）。
根據「不足限定說」，尼爾森高度認同觀察是負載理論 (observations are theory-laden) 的，理論不能由經驗資料所限定 (theories are underdetermined by empirical data) 外，所以可以有兩種以上科學理論和同樣的觀察相容。理論證成不是各別命題和經驗間的實證，而是整體理論和經驗之關係。換言之，科學理論，觀察與證據三者不是各自獨立，而是互為條件、錯落交織的網絡關係，在理論下指引觀測，經驗中已經體現出當時所有的世界觀（如天文、物理，宗教與常識）。同時，尼爾森 (1990; 2000、2003、2017、2022) 始終認同蒯因的 「整體論」是反對如阿基米德的槓桿支點，採取奧圖．紐拉特 (Otto Neurath) 在大海航行船隻的比喻，將人世間當前已知與可行的科學知識、概念架構與常理等等看成是已經開啟的航行，知識的修正與進步不可能如笛卡兒的懷疑論般全部打掉重鍊，而是在航行中逐步與點滴的修繕破損船身。
值得ㄧ提的是：雖然，尼爾森畢生追隨蒯因的科學哲學觀，但是也始終以「女性主義的自然式的經驗主義」與蒯因的「自然式的經驗主義」有所區別。兩者最根本的區分有以下兩點：
第一：尼爾始終關注價值，甚至明確更主張將「價值」納入「整體論」中，從而與女性主義科學哲學者 (Anderson, 2004、 Douglass, 2000, 2021、Intemann, 2005、Longino, 1996) 般挑戰科學價值中立說 (value-free)。如同女性主義科學批判者一樣，尼爾森不認為價值中立是科學好壞的判準，尼爾森（2022）說道：
我把好的科學視為符合公認的研究重點、規範、方法和理論，以及尋求產生滿足經驗恰當性標準的理論實踐。 我發現反對價值中立科學的可能性和可欲性的論點令人信服，也不認為價值中立的科學理想所洞察的不偏不倚 (neutrality) 是好科學的必要條件。 壞科學的概念應該被理解為為支持偏愛的假設、理論或研究計劃而涉及故意忽視已有的證據，蓄意操縱資料等。 從經驗主義方法出發的女性主義者正確地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的批評不是專注於壞科學，而是專注於算好但不成功的科學 (Nelson 2022)。
尼爾森 (2022) 主張蒯因的 「溫和整體論」 (moderate holism) 可以推論出局部的、可概括的不可限定說（溫和不可限定說），據以支持女性主義科學哲學論證價值觀為好科學的訴求。
這些呼籲試圖理解和解釋男性中心主義和其他有問題的性別方法如何進入好科學，以及相反的情況——同樣是負載價值的女性主義性別和科學方法有助於好科學 (Nelson 2022)。
第二，尼爾森反對科學活動的個人主義說法，知識證成並非科學家獨立發現與研究，其所在的科學社群才是知識的載體，也由科學社群來評價科學解釋與客觀性。
什麼構成主張的證據不是由個人決定的，而是由社群在構建、採用和完善理論的同時接受的標準決定的。這些標準限制了個人可能相信的東西以及我們共同參與的理論化 (Nelson 1990: 277)。
所以，知識主體不是如笛卡兒 「我思故我在」 的孤立沈思者，而是以科學社群為單位，以其理論和實踐來決定哲學解釋和科學實踐的評價 (Nelson 1996: 101)。
根據 「溫和整體論」和本於科學社群的「社會知識論」 ，尼爾森主張「女性主義自然式的經驗主義」也和「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 一樣，重新檢視假說、理論與證據間的關係。直到今日，「證據會說話」，或是耳熟能詳的柯南名言：「真相只有一個」，深入人心。人人希望如福爾摩斯般具有敏銳洞察力外，更想在偵探懸疑的團團迷霧中拼湊出唯一的清晰圖像（真相）。然而，尼爾森和此詞條中所將介紹的各款「女性主義脈絡主義」一樣，粉碎了敏銳洞察力是價值中立 (value-free) 的迷夢外，也打擊了「真相只有一個」所預設的獨立於觀察之外的客觀世界。說起來，「證據會說話」中的「證據」不是根據獨立於所要證明的假說外純經驗觀察，而是從理論引導觀察來解釋為「會說話的證據」。如蒯因所言:「 每天的觀察以及科學觀察不僅部分受到概念的影響，而是因為它們才有可能」(Nelson 2017: 49)。既然語言、概念系統、理論與假說的整體預設背景是證據中的一環，尼爾森主張：證據與可被證明的假說（定理）間並非平行與獨立外，兩者之間還有（未經察覺與無根據的）背景假設（如性別刻板印象、性別隱喻）、以及兼具規範 (normative) 與經驗 (empirical) 脈絡而充滿價值的概念 (evaluatively thick) 的層層中介 (Nelson 2017: 53、175)。
尼爾森在近期專書中《生物學與女性主義：哲學概論》(2017) 鉅細彌遺地剖析女性主義與生物學的關係，爬梳傳統生物學（包括達爾文性擇理論 (Sexual Selection)、親代投資理論 (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靈長類學、人類社會生物學 (Human Sociobiology）、發展生物學、神經內分泌學、演化心理學、神經生物學與醫學等等）的研究模式與成果，繼而引介女性主義脈絡主義所進行的批判，對於女性主義是否成功改造科學 (Has Feminism Change Science?) 的大哉問大抵是正面肯定外，但是也表示必須持續關注並致力於爭議問題（如神經生物學對於大腦的性別化研究）。總體而言，尼爾森從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批判視角，指出處處以 「理論是價值中立」之名，其實其研究假設與觀察預設男性中心主義 (androcentrism) 與性別板印象的用語與隱喻。
舉例而言，尼爾森 (2017: 171-197) 在『生物學與女性主義：哲學概論』第七章中 (2017) 爬梳自上世紀 60 年代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重點，聚焦於解釋為何大體而言，男孩的數學好，女孩語言力強的問題，比如「男性右半球佔主導地位的假設」。哈里斯與萊文 (Harris and Levine) (1965) 研究雄性激素組織老鼠下視丘神經元，從而觀察老鼠腦內的性別化。此後，雄激素和認知能力與攻擊性的因果關係（比如小鼠走迷宮的能力、實驗動物表現的打鬥行為），備受關注。格施溫德和貝漢 (Geschwind and Behan) (1982) 主張睪固酮支配右腦側化（抑制左腦皮質發展），而發達的右腦會強化視覺與空間能力。時至今日，生殖腺賀爾蒙、腦結構、認知能力與（性別）行為四者間的密切相關的論點橫跨生物學各領域。男女腦部部位功能分殊的研究成果提供社會性別差異的生物基礎，而後者又是神經內分泌學對於腦功能側化假設的背景。
尼爾森 (2017: 180) 詳述女性主義批派格施溫德和貝漢 (Geschwind and Behan) (1982) 主張睪固酮支配右腦側化導致男孩數學好的假說。格施溫德和貝漢解釋的機制如下：
在男性胎兒中，Y 染色體分泌 H-Y 抗原→H-Y 抗原有助於男性的內部性腺發育→男性內部性腺分泌睪固酮→睪固酮以減慢左腦發展而產生右腦側化→右腦側化導致好的視覺空間能力→好的視覺空間能力導致好的數學能力 (Nelson 2017: 180)。
對於上述解釋機制，女性主義從方法論、實驗操作（動物小鼠擬態）、經驗證據不足 (empirical unwarranted)、隱含的背景預設（性別刻板印象）與可能忽略的其他因素（如社會與文化）。就方法論而言，女性主義批判格施溫德和貝漢 (1982) 採取「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性／別差異的根本原因是生物學）、「線性」(linear)（實體和過程之間的單向因果關係）與「層級」(hierarchical)（ㄧ或多個實體和過程因果決定中間和最終結果）的主流研究方法，雖然符合成熟科學簡單化的操作模式，也深受科學家所愛戴，但是睪固酮會減慢左腦發展而產生右腦側化的因果機制，還未定論 (Nelson 2017: 180)，強調兩者間是單向的因果關係是「過度簡化複雜的生物關係」，因為胚胎細胞間、母體環境與胎兒發育的各階段是複雜與「非線性互動」。此外，女性主義批判將實驗室中小鼠大腦研究外推到人腦在經驗證據的恰當性與保證性，比如小鼠走迷宮的「空間視覺」能力與人腦解決數學能力間的關係，缺乏論述與證據 (Nelson 2017: 174、181-182)。再者，女性主義批評男女腦部部位功能分殊的研究預設「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以性別二元的刻板印象來分類雄性／雌性激素、黃體素的循環與攻擊性行為的剖析。大腦的性別化研究研究傳統並非如其研究團隊所自居是不受歷史與社會脈絡干預，本於經驗的價值中立的客觀研究。最後，尼爾森 (2017: 184-185) 從自身經驗（父親是數學家，數學能力受肯定與栽培）來支持女性主義者以社會因素來說明為何男孩數學較好（如男孩的玩具會增強空間視覺能力）。所以，女性主義主張男女在空間視覺能力的差異或許是來自性/別差異的經驗函數 (a function of experiences that often differ by sex/gender）(Jordan-Young and Rumian 2012:110) (Nelson 2017:183)。如果是，補救方法之一是：讓女生打約十小時的電玩就能大幅改善女生的空間轉換能力 (Nelson 2017:183)。
綜言之，尼爾森 (2017) 從（廣義）生物學（包括靈長類學、生物演化、神經內分泌學、演化心理學與醫學）的相關研究中剖析種種本於經驗的價值中立的客觀研究的底蘊是「厚評價的」(evaluatively thick)（兼具規範與經驗內容）(Nelson 2017: 223-224)。比如生物學家藍迪·托恩希爾 (Randy Thornhill) 和人類學家克雷格·帕爾默 (Craig T. Palmer) (2000) 從性擇與自然適應的生物基礎來解釋 「強暴」 行為，強調「強暴」特徵是為了適應環境的事實，在今日已經是 「不適應」(maladaptive) 的表現 (Nelson 2017:223)。然而，女性主義批判剖析此中所謂的事實描述 「強暴」行為 「適應」 與 「不適應”」的自然發展史，其實理論背景已經預設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男性攻擊、領導、濫交; 反之，女性被動、靦腆與一夫ㄧ妻等等），並據以引導所謂「價值中立」的經驗觀察，進而將研究成果視為是符合客觀性的事實定論，並聲稱該研究成果不帶有對於行為價值與規範性的建議（如強暴已不是適應環境的表徵是描述事實，而不是對於行為的規範性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當女性主義批判科學操作其實是「厚評價的」(Nelson 2017: 223-224)，往往被科學家們譏諷為犯了「自然主義的謬誤」，亦即：事實與價值間具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因為事實的描述語句具有真假值，而價值語句並非描述語句，不具有真假值 (Nelson 2017:221-225)。然而弔詭的是：尼爾森從所列舉的生物學研究，處處都如演化心理學般，問題不在於「從純粹的事實假說避免推導出規範性結論。而是因為假說並不是純粹的事實，支持假說的預設也不是（純粹的事實）」(Nelson 2017:225)。
正如我們在之前討論女性主義者對演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中提出的關於性／性別的特定假設的批評時所看到的，女性主義者指出了研究計劃中更多充滿評價和假設的例子 (Nelson 2017: 225)。
尼爾森指出：在醫學領域中充斥著以男性取樣研究然後外推於婦女，原因「婦女賀爾蒙週期變數會潛在影響研究結果，所以偏好男性樣本」(Nelson 2017: 162)。所以，尼爾森主張所謂好壞科學的判準不在於科學是否能夠擺脫「厚評價的」（兼具規範與經驗內容），而是要敏於假說與預設的價值背景外，還要以嚴謹的態度來檢驗經驗、觀察與理論三者間的證據恰當性與可證性。此據，尼爾森 (2017:127) 提出生物學處理性別的三種研究方式，包括性別的作用完全是性別政治的功能，或是科學家提出的關於性和性別的問題和假設純粹是經驗性的，並不反映歷史社會脈絡，以及尼爾森所支持的性別在生物學中作為組織原則的作用反映了當前的科學和社會背景。
關鍵是，至少可以說，第三種解釋——性別在生物學中作為組織原則的作用反映了當前的科學和社會背景——比第一種解釋更有道理，後者認為它的作用主要或完全是性別政治的功能，並且比第二種解釋更有道理，根據第二種解釋，科學家提出的關於性和性別的問題和假設純粹是經驗性的，並不反映歷史社會脈絡 (Nelson 2017: 127)。
尼爾森 (2017: 127) 主張從挖掘科學假設中所隱含的社會脈絡，既不是政治操作，也不是科學家進行獨立與可重複的實驗操作，而是讓以社群為單位的科學活動可以避免不利的社會脈絡（如男性中心主義），並營造好的社會脈絡（如性別平等）讓集體的科學活動健全發展。
綜言之，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挑戰事實與價值截然分立、不可跨越的主張，申論（社會）價值不僅有利於發現事實，還進一步主張好的價值還會是事實中必要的構成要素。換言之，尼爾森的女性主義脈絡主義支持科學研究成果的倫理蘊含 (Nelson 2017: 225-240)，亦即符合客觀性的事實定論中也蘊含著對於行為價值與規範性的建議。所以，尼爾森肯定女性主義科學研究強調負載價值的女性主義性別和科學方法有助於好科學，並且列出女性主義對（廣義）生物學的提問，包括 (2017: 21-22):
女性在什麼時期和出於什麼原因無法參與生物學？是否存在 「非正式障礙」，阻礙他們在一個或多個生物學領域的充分參與和成功？
女性和／或女性主義者湧入以前代表性不足的生物學，是否對關於性別/性別的研究問題、方法或假設有任何影響？
生物學家對性別／性別和性別，以及它們之間的生物學、行為、智力和／或其他差異提出什麼問題？他們的問題以什麼方式構建？
生物學家根據他們的研究得出了哪些關於性別的結論，包括它們之間的差異？這些結論的證據是什麼？
生物學涉及哪些女性關注的問題，哪些問題沒有解決？
如果有的話，生物學家對性／性別的看法如何影響她或他對至少在表面上與性別無關的問題的理論方面？
關於女性和男性（社會別）、女人和男人（生理性）的生物學理論如何在進行生物學的更大社會背景下反映信仰和價值觀？
(Nelson 2017:21-22)
尼爾森肯定女性主義批判對於生物學的貢獻，諸如和婦女身體與疾病高度關關的醫學領域近年來對於對於婦女相關疾病（如經前症候群、產後憂鬱症、乳癌、停經等）的研究中是，除了不再以普遍是根據雄性動物實驗數據外，也更關注於從環境因素來解決婦女各種身心問題，不再僅以冠上 「疾病 」來看待婦女更年期（如以賀爾蒙替代療法來處理婦女停經），忽視了 「整體論」 所強調的錯綜複雜關係，諸如社會價值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對於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
2. 女性主義價值理論——伊麗莎白．安德森 (Feminist Value Theory——E. Anderson)
上一節中介紹尼爾森主張科學如何是「厚評價的」（兼具規範與經驗內容），除了要能敏於假說與預設的價值背景外，還要以嚴謹的態度來檢驗經驗、觀察與理論三者間的證據恰當性與可證性 (Nelson 2017: 223-224)。說起來，尼爾森對於「厚評價的」的見解深受伊麗莎白．安德森 (2004) 女性主義價值理論的影響，也是此節的重點。
伊麗莎白·安德森 (2004: 11) 以 8 階段研究規劃的科學模型，說明科學家如何從形成研究假設的社會背景，在明確的問題性的引導下進行觀察與收集資料，繼而進行分析與下結論。安德森 (2004: 11) 的 「8 階段科學模型」如下：
根據 8 階段科學模型，安德森企圖說明（社會）科學研究結論 (8) 是根據 (1) 而來，而 (1) 中所涉及的背景興趣包含認知價值外（ㄧ致，客觀），也包含非認知價值（如社會、文化……），而且後者對於形塑問題意識 (2)，深具影響性，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研究結論 (8)。
以研究離婚為例，安德森 (2004) 剖析在傳統家庭價值的背景下 (1)，離婚與破碎 (break)、創傷 (trauma)，喪失 (loss) 與欠缺 (lack) 等評價性價值觀密不可分，形塑的相關問題在於:離婚對於配偶與子女是否造成負面效果？(“Does divorce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2)，然後從沒離婚家庭與離婚家庭的對照中，比較福祉的度量（如疾病、貧窮、行為問題等等）（(4)、(5)），然後根據統計的迴歸分析，聚焦於自變量對於結果的主要影響，據以決定是否測量群體間的總體差異，將平均結果作為群體所有成員的代表已排除個體差異；或是聚焦於自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結果的影響（(6)、(7)），從而獲得離婚對於女性與子女造成莫大的傷害的結論 (8)。
相對於根據傳統婚姻價值的背景，安德森也根據「8 階段科學模型」來提供女性主義的研究架構，研究的背景興趣上不再預設傳統家庭的價值觀，對於離婚持模棱兩可的立場——離婚可能是男人能夠離開妻子，使其處於不利地位; 也可能允許婦女逃脫壓迫性的關係 (1)。所以形塑的相關問題不在於: 離婚對於配偶與子女是否造成負面效果？而是探問個人的差異性，尤其是離婚對於個人日後的影響之差別，並且關注個人歷經離婚後會賦予何種意義？(“How do individuals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and over time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divorce on them and the meanings they ascribe to it ?”) (2)。於是，相對於以破碎、創傷、喪失與欠缺等評價性價值概念來闡述離婚，女性主義從既是危機也是轉機的雙重性，轉而從「個人成長的機會」來闡述離婚並不是一個重大的單一事件，而是長期的調適過程外，採取 「分居的共同育兒家庭」(family with co-parents living in different households) 概念來評估隨著時間進展而轉好或轉壞的新處境 (3)。在資料收集與分析上，女性主義除了採用統計回歸分析外，也將採用交互作用分析來分析 「組內異質性」(within-group heterogeneity)，還特別關注個人的自我評價，針對個案進行深入訪談（(4)、(5)、(6)）。最後，從離婚會是「個人成長的機會」與「分居的共同育兒家庭」 的背景與概念下，女性主義架構對於離婚研究的結論是: 從所收集資料分析中，70％ 的婦女肯定離婚後的自我成長的正面評價 (Anderson 2004: 15; Stewart et al. 1997: 66)。
以上，從離婚研究的 「傳統婚姻說」 與 「女性主義的機轉說」的對比顯示：有別於科學傳統所標榜的價值中立的客觀性，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根據科學操作所通用的 「8 階段科學模型」 來分析科學活動，藉以顯示出科學成果 (8) 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而是承載著價值 (value-laden)，而且科學成果所承載的價值是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的評價性價值。
對於安德森所剖析的 「8 階段科學模型」，尼爾森從「厚評價的」來肯認其重要性，因為「正如女性主義哲學家伊麗莎白·安德森所主張的，充滿評價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女性主義者對其在生物學研究領域中發現的刻板印象和隱喻的擔憂」(Nelson 2017: 67)。下一節中將介紹海倫·蘭吉諾 (1990) 所強調的科學研究的脈絡價值，在研究女孩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 (CAH, congenital adrenocortical hyperplasia) 的課題上，也如同尼爾森和安德森一樣，密切關注科學成果 (8) 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而是承載著價值，而且科學成果所承載的價值是與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的評價性價值。
3. 女性主義脈絡主義——海倫．蘭吉諾 (Feminist Contextualism——H. Longino)
如同第一節中所介紹的林恩．尼爾森，海倫．蘭吉諾也是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最具代表性思想家之一，著作包括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1990)、“The Fate of Knowledge” (2002) 和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How Scientists Investigate Aggression and Sexuality” (2013)。自始至終，蘭吉諾都如同尼爾森一樣，主張科學社群才是知識的載體，也由科學社群來評價科學解釋與客觀性。蘭吉諾 (1990; 2002) 以 「社會知識」 來界定 認知者研究課題、檢證、發表與貢獻是根據在該社會脈絡下公認的「科學研究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 (C)，其中同儕討論、交流新知與透明公開的嚴格審查，是建立科學知識的充要條件。蘭吉諾也如同尼爾森和安德森一樣，重視科學家如何進行實驗操作，也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就率先對於內分泌學家安克·艾爾哈特 (Anke Erhardt) 團隊對於女孩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 (CAH, congenital adrenocortical hyperplasia) 研究，進行觀察分析與批評 (Longino 1990; Nelson 2017: 187-190)。
首先，蘭吉諾追蹤安克．艾爾哈特團隊對於 CAH（女孩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研究的假設，亦即「雄激素受體在人腦的性別分化中起主要作用」，根據性賀爾蒙對於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性別角色行為的影響的研究背景下，操控實驗室中小鼠（與人類相類的哺乳動物）的性賀爾蒙濃度以觀察相應的行為（如雄性賀爾蒙濃度越高，鬥性越強；雌性賀爾蒙越多，表現越溫和）。Erhardt 研究團隊獲得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的年輕女性所表現的男人婆行為 (tomboyism)（如好動、外向，不安於室），追根究底是源自於出生前暴露於母體中高濃度的雄性激素環境所導致。該研究成果「確定性激素對大腦組織的影響是大多數關於性激素對行為影響的假設的核心」，因為假設如果健全，則為後者提供了一個中心機制，「一種在基因型及其行為表達之間起仲介作用的機制」(Longino 1990: 118)。然後，Erhardt 研究團隊對於 CAH 患者的異常社會行為可以取得生物機制的解釋，以性激素的通路（如細胞核中睾固酮與其代謝物）的順暢與閉塞為原因來解釋性別行為的正常或不正常表現，藉由補充相關激素的治療來改善其行為與症狀（如 CAH 患者終其一生要接受可體松治療來彌補先天性腎上腺素的不足）。
蘭吉諾 (1990:120) 的批評包括：科學家們研究背景興趣所假設的性／別二元性，其中陰柔/陽剛只是 「人格的理想型」(ideals of personhood)，不應具以為生理性的刻板印象。蘭吉諾 (1990: 168) 說道：
因此，當男女被描述為儼然所有男性都同樣地體現陽剛性，而所有女性都體現了陰柔性，我們會對生理男與生理女產生刻板印象。顯然的，性別概念也是規定理想 (prescriptive ideals)。詞彙如“娘娘腔”、“假小子、“婊子”或“懦夫”，指涉明顯偏離於理想型者。1970 初期 Broverman 著名研究顯示：心理治療師們，人格認同的守護者，傾向於 “健康” 的二元化，亦即：男女的理想人格。」(Longino 1990: 168)。
除了二元性的預設 (the assumption of dimorphism) 外，蘭吉諾 (1990: 120) 根據動物實驗所推定的人類行為的有效性。蘭吉諾 (1990: 120) 說道：
目前尚不清楚實驗的動物可充分地類比於對於人類孩童與成人的研究。同時，尚未顯示動物在籠子裡的打鬥行為會類似於兒童的粗暴和翻滾遊戲和戶外遊戲。也無法顯示粗暴和翻滾的頻率與強度在運動能力 (athleticism) 傾向上扮演的向度，以對照相反的閱讀傾向。人類孩童和成人行為，比如說，展現出的意向性不是研究的小鼠的刻板印象行為的特徵 (Longino 1990: 120)。
最後，蘭吉諾 (1990:170-171) 分析在性別二元背景下所進行的生物決定論研究不利於強調性別多重性與著重複雜因素交織的互動論。蘭吉諾 (1990:171) 說道：
只要二元性仍然是論述的中心，其他差異模式的可能性和實現就只能持續隱匿。尤其是，與性和性行為相關的人格組成模式可能存在多重性的想法——比如：在生理性別、性取向、生殖狀況、階級、種族，性意識形態或道德的交叉點上構建的性別多樣性 (a multiplicity of genders)——始終被埋沒 (Longino 1990：1701)。
如同尼爾森 (2017) 與安德森 (2004) 一樣，蘭吉諾 (1990) 剖析生物學（如遺傳學、內分泌學、腦神經學等等）並不是如所宣稱的本於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其實是在異性戀的社會價值，採取二元化的性別概念的背景下所生產的科學知識。換句話說，蘭吉諾挑戰科學傳統中向來標榜 「發現脈絡」與 「證成脈絡」 不相關的論點，說明前者所具有的價值取向不僅引導科學家的提問與假設外，也是科學成果中的一環。
也如同尼爾森 (2017) 與安德森 (2004) 一樣，蘭吉諾 (2002) 致力於推展女性主義科學哲學，主張女性主義價值觀的研究（婦女疾病、產後憂鬱症、經濟處境、幸福指數與更年期等等）也可以是保持客觀性的好科學外，科學社群中容納多樣性（科學家與研究課題）將有助於促進科學的進步。為了辯護價值多元有助於好科學，並且避免落入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蘭吉諾 (2002) 致力於以科學社群為單位的知識論與真理觀。
蘭吉諾 (2002: 122; 145) 從具體觀察科學家的實驗挖掘知識的社會性，獲取科學知識的途徑不是來自於科學家的獨立性研究。換言之，認知主體不是孤立的研究者，而是以科學社群為單位的團體行動。蘭吉諾 (2002: 122; 145) 說道：
誰是 S（認知者）？知識社會論知中，直到社群 C 正確地處理假設、模型等等，否則沒有人知道它們。孤立的科學家無法產生知識，因為產生知識需要由 C 成員參與產生認識論上可接受的內容的實踐，這些可接受的內容不僅由數據支持外，在推理和背景假設方面也經受住了其他科學家（以四個標準為特徵）的批判性檢驗 (Longino 2002: 122;145)。
引文中顯示以科學研究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 (C) 來界定認知者 (S) 外，知識的證成不再是本於命題的「證成的真信念」，而是 「知識的接受性」(epistemic acceptability) (EA) (Longino 2002: 135-6)。
內容 A 是社群 C 在時間 t 中可接受的知識，如果支持 A 的數據 d 在 t 時對 C 的推論與背景假設來說是明顯的，並且 C 的特徵是批評管道 (venues for criticism)，接受批評 (uptake of criticism)、公開標準 (public standards) 和知識權威適度平等 (tempered equality of intellectual authority) 下，C 在時間 t 的這些推理和背景假設從盡可能多的角度經受住了批判性檢驗 (Longino 2002: 135-6)。
引文中提及的四個標準：批評管道、接受批評、公開標準和知識權威的適度平等 (tempered equality of intellectual authority)，據以讓科學研究社群 (C) 免於壟斷科學研究並避免黑箱作業，也以民主開放性和公開的溝通平台以廣納不同科學社群下的知識生產。所以，在科學民主的開放架構下，既可以強調價值多樣性來避免主流知識的壟斷，還是能夠具有科學的客觀性而不會淪於相對主義的濫觴。Longino (1993: 113) 說明多元主義的科學研究不會淪於相對主義：
社群受到運作的標準的制約，社群中的個別成員進一步受到與這些標準相關的關鍵互動要求的制約。主張系統間可能存在無法妥協但融貫且經驗上充分的解釋世界的某些部分，該主張並不是支持相對主義，而是肯認認知需求的變異，而這種變化會產生認知多樣性 (Longino 1993: 113)。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蘭吉諾除了從「知識的接受性」(epistemic acceptability) (EA) 和「知識生產實踐」(knowledge-productive practices) (KP) 來理解知識證成特徵外，還採用模型（模式，統計圖表、模擬）和「適配」(conformation) 概念來來取代傳統上以命題為本並根據與事實符應 (correspondence) 與融貫 (coherence) 來理解真理的觀點。模型（模式，統計圖表、模擬）以非命題內容為本，強調模型中複雜的關係／結構與所模擬對象的符合程度 (degree of fitness)，也就是「適配」。根據蘭吉諾，「適配」(conformation) (2002: 117-121) 的定義是：
「適配」涵蓋了一系列成功類別; 所需的特定成功類型取決於內容的特徵——無論是單一命題、抽象的物理原理、統計主張、圖表、模式、方程式等。在代表性成功的類別中，真理是一個限制性的概念——在這裡，「程度」(degree) 和「特點」(respect) 消失了。其餘的則取決於正在進行的科學工作的目的和方法的程度 (degree) (Longino 2002: 117-121) 。
模型中假設的關係/結構越是能夠符經驗世界的某些部分，模型所根據的理論就越適切，也越具有預測性。迄今，科學普遍採用模型理論方法，比如：王寶貫 (2023) 以三維運動方程、熱力方程、以及各項雲微物理過程（比如多少雨滴會蒸發、多少會凍結、多少冰晶會形成）、紊流閉合法與數值方法架構雲模式以研究雷暴。透過電腦高解析度，成功模擬出我們在人造衛星裡觀測到的過衝雲頂 (overshooting tops) 與環境風場相互作用下的許多風暴特徵，比如冷圈、冷-U (cold- U) 或是砧上卷雲 (above-anvil cirrus plumes) 現象，並據以計算出雷暴的可能產生時間，也可以看到雷暴裡的詳細結構（包含冰、雪花、冰雹等）、垂直氣流分布並預測雷暴的上升速度。
根據蘭吉諾對於價值脈絡對於科學證成的重要性，即使是看似抽象的雲模式科學研究，研究背景的旨趣是當前對於全球氣候議題的高度重視，但是氣候研究中所蘊含的解決全球暖化的研究旨趣與價值，仍然會是好的科學研究。所以，再拉回此節一開始蘭吉諾對於艾爾哈特團隊的批評，以互動論與多元主義來建立科學的民主化，一方面肯定即使科學假設與理論背負二元性研究背景，仍然可以是好的科學研究。比如尼拉奧·沙阿 (Nirao Shah) (2022) 史丹福大學團隊從操弄小鼠腦神經元中控制性荷爾蒙的循環機制中，據以掌握人類如何由基因（與其神經元的表現）來決定性別分化的不同表現（男性好鬥、女性顧家），成為後續治療上針對男女不同的疾病（比如男性為主的自閉症、帕金森症，成癮、思覺失調症；女性居多的更年期症狀、阿茲海默病, 產後憂鬱症，經前症候群），開發不同的藥物或是基因治療。
總體而言，朗吉諾一方面鼓吹女性主義科學的另類研究，一方面也不詆毀主流科學研究，對後者以二元性假設的研究旨趣看成本理想人格 (ideal of personhood) 的設定，在科學民主的公開平台中開放其它差異模式，尤其是著重於多重因素交錯（如生理性別、性取向、生殖狀況、階級、種族，性意識形態）的互動模式。於是，女性主義和非女性主義科學家為研究帶來了不同的觀點和假設，讓科學更開放、公平外，也更強化科學的客觀性。
4. 女性主義立場論——桑德拉．哈定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S. Harding)
女性主義立場論起源於 7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在社會學的開拓者多蘿西．史密斯 (Dorothy Smith) 和南希．哈特索克 (Nancy Hartsock)，其他學者緊接著發揚其在自然科學上的理論蘊涵，包括希拉蕊．羅斯 (Hilary Rose)、派翠西亞．希爾·柯林斯 (Patricia Hill Collins)、 唐娜．哈拉維 (Donna Haraway)、 桑德拉．哈定 (Sandra Harding) 和艾莉森．懷利 (Alison Wylie) 等等，紛紛致力於強調知識是依賴於社會處境的 (knowledge is socially situated)、弱勢者擁有認知的獨特位置、以及區分女人立場 (women’s standpoint) 和婦女觀點 (viewpoint, perspective) 的根本差異 (Smith, 1987; Harding, 1991, 2004a; Intemann, 2010)。近期研究者以克里斯汀．因特曼 (Kristen Intemann) (2010) 企圖彙整立場論與女性主義經驗主義以形成女性立場經驗主義 (feminist standpoint empiricism)（參考下一節）。
此節中所介紹的桑德拉‧哈定是女性主義立場論的領軍人物，其著作包括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1986)、“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1991)、“Sciences from Below: Feminisms, Postcolonialities, and Modernities” (2008)，以及 “O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Another Logic of Scientific Research” (2015)。當尼爾森、安德森與蘭吉諾紛紛從生物（如遺傳學、內分泌學、腦神經學等等）剖析其所宣稱的科學研究是本於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究其實是在異性戀的社會價值中，採取二元化的性別概念的背景下所生產的科學知識，哈定 (1991: 77-102) 以物理學進行女性主義批評。
哈定 (1991:77-102) 對於以物理學為科學典範的批評，說明該信念背後的六點錯誤信念，包括：
(1) 自然科學是價值中立的﹑無偏見的﹑客觀的；自然科學向來標榜遠離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不受任何利益團體的操控，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科學活動；
(2) 只有錯誤信仰才有「社會原因」，科學定律或有關科學陳述的證立或合法性和「社會原因」（社會形成條件）不相關；
(3) 科學的方法是獨特的，即以形式化（由數學公式來表示）和量化為主；
(4) 科學成果被誤用與濫用所造成的科技與文明危機，應該歸咎於應用科學或是公共政策，而非純科學的純理論研究；
(5) 自然科學家是最清楚自己這門學科中的理論與操作程序，所以 「門外漢」（人文﹑社會學家）要從事批判科學的工作，真是自不量力；
(6) 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的最佳模型，所以在科學統一論的層級中，物理學佔有最重要地位。這個信念在實證主義倡導科學統一論時達於大成。
（Harding, 1991; 吳秀瑾 2005; 2013）
如同尼爾森和蘭吉諾都強調「知識社會學」，哈定也從知識是社會建構的觀點出發，主張科學的客觀性並不是建立在命題（判斷）和事實間之 「符應論」，而是根據「客觀的是社會的」(the objective is the social)，更進而以「知識是座落於社會的」(knowledge is socially situated) 結構性脈絡來掌握知識生產的先決社會條件（Harding, 1991; 2004a; Tanesini, 1999: 163; 吳秀瑾 2005; 2013）。哈定主張以社會科學為科學研究典範，因為科學研究與理論建構和社會整體關係息息相關，所以科學信仰或命題均有其社會的因素，是相對於特定的歷史﹑經濟﹑政治與心理等因素而來; 雖然知識具有歷史﹑經濟﹑政治與心理的相對性，但是科學信仰或命題在知識的判斷上不會淪於相對主義，因為只要我們能夠以批判的角度來分辨出哪些社會因素是有利於形成更客觀的科學發展，從而努力去改變現有的社會關係，建構新的社會條件，據此來推動出更客觀的科學陳述。
於是，哈定 (1991) 就兩個層面來解釋她認為傳統自然科學觀是「弱客觀性」，因為其所標榜的客觀性判準，不是太狹隘，就是太廣泛。就狹隘面言，客觀性所標榜的價值中立、無私與普遍，代表與歸納的是科學共同體 的社會價值觀，卻排除所有外於科學共同體社群的社會價值觀；就廣泛面言，客觀性強調科學研究應剔除所有社會價值和利益觀，卻忽略了並非所有社會價值和利益觀都對科學有害。相反的，Harding 認為其中某些價值觀不僅對科學無害，反而更能提昇科學發展與進步。
自始至終，哈定 (1991; 2004a) 主張要以「女性生命」(women’s life) 為根據的「女性認知優勢」來發展更好的科學研究。換言之，哈定的女性主義立場論標榜從「女性生命」出發的科學研究會比傳統的科學價值中立觀要來的更客觀（強客觀性）。追溯立場論的理論源頭是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影響，哈定 (1991; 2004a) 致力於區分個人經驗 (experience) 與坐落於客觀社會位置 (situatedness) 的區別，以 「女性生命」(women’s life) 而非 「女性經驗」(women’s experience) 作為批判主流知識的立基點 (Hartsock, 1983; Rose, 1983; Smith; 1987; Harding, 1991, 2004a; Tanesini, 1999; Intemann, 2010) 。
「女性生命」指涉女性經驗所在之深層客觀位置和社會生產關係，是 「性別－階層社會」(gender-stratified society) 中所分屬的不同行動，只有差異，並無高下。反之，「女性經驗」則本於個人主義的根本預設，強調婦女所經歷的日常生活經驗。「女性生命」 與 「女性經驗」的根本性差異在於：前者以女性生命世界強調人是社會的存在，不能抽離於社會生產關係去進行抽象的認知；個人的所知所感所見所言已經交織著層層疊疊的社會關係、權力機制與既有的整體生命世界；以及知識、信念與價值概念架構仰賴於社會勞動中以身體實踐的體現 (embodiment) 並契合於真實世界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哈定根據「女性生命」的深層社會事實，從而批評個人主義傳統，以主體的意識為主，個人所見與所言是知識的根據外，傾向於「鳥瞰視野」(view from nowhere) 的去脈絡化知識。(Smith, 1987; Harding, 2004a)。反之，立場論強調 「脈絡視野」(view from somewhere)，據而從「知識是座落於社會的 (Harding, 1991; 2004a; Tanesini, 1999: 163arding, 1991; 2004a; Tanesini, 1999: 163)。
對照於自然科學自居價值中立的「弱客觀性」，哈定主張從「女性生命」出發的科學研究可以極大化科學客觀性，是「強客觀性」。「女性生命」出發點有三點研究特徵，分別是：
(1) 研究取向應從貶抑與忽視的生活觀點入手；
(2) 研究取向應從「理性的他者」(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入手，提供另類於「勝者為王」的歷史論述；
(3) 研究取向應從「內部邊緣人」(outsiders within) 入手，得以更全面與完整的掌握實在之全貌，不會失之偏跛頗。
就 (1) 而言，在性別勞動分工的社會架構下，女性勞動越是成功，男性就越是看不見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因此就男性觀點而言，僅認為女性勞動（家務與家務化的女性工作）並非是真正的人類行動，女性的見識亦不構成知識証成（語言使用需統一）的要件， 被排除在以抽象思維為主的歷史與文化成就之外。事實上，女性工作和工人階級一樣，女性的社會位置是 「雙重的」，既是維繫社會安定秩序的中心支柱，卻是權力的邊緣（如同馬克思的勞動階級分析）。 可見，「女性生命」座落於既中心又邊緣的雙重社會位置，賦予其得天獨厚的知識優勢，一來是因為處於權力邊緣位置從而不需刻意維繫主流統治制度，即便是主流統治制度崩解，亦無損失; 二來是在社會中心支柱的瞭望角下，能掌握社會安定之權力機制外。根據 「女性生命」所成立的女性知識命題所具有的知識優勢，一方面可以指出科學研究所預設的「同質」（無階層）之共同經驗世界之謬誤，另一方面可降低以男性生活為主導的知識命題的偏見與錯誤 (Harding, 1991)。
就 (2) 而言，哈定從「反身性」原則 (reflexivity) 來判別客觀性之強弱，「反身性」原則越強，就越客觀（強客觀性）；反之，就越不客觀（弱客觀性）。從「強客觀性」的「反身性」原則來看，傳統的科學價值中立觀不自知（即不能反省）的絕對化和普遍化的觀點——即是以僅代表父系體系的利益與價值觀做為全人類的價值與利益。源此，科學的研究目標，方法和著重課題，雖名之為是使全人類受益，但是往往是造福社會中特定的主導階級。相對地，從 「女性生命」 出發的科學觀完全了解（來自於批判）自身的利益與價值觀的特殊社會條件，據此出發的理論建構，不宣稱其為普遍的與價值中立的，不會企圖去絕對化自身觀點，更談不上在絕對化過程中去邊緣化他者 ，更不會壓制社會中他者的價值觀與其特定的利益。
就 (3) 而言，立場論更以「內部邊緣人」 的理論研究，剖析研究者 「既外又內」的邊緣研究位置與雙重的人身經驗，既熟悉主流社會價值與知識概念的內部觀點外，更能指出主流科學研究所預設 的盲點，建立更合於弱勢邊緣團體的集體意識，進而更有助於推動科學進步（Harding, 1991; Intemann, 2010; 吳秀瑾 2013:68）。尼爾森 (2017:88-90) 提及上世紀 80 年代靈長類學家珍妮．阿特曼 (Jeanne Altmann) 如何以母親、科學家與女性主義者的多重身分來克服靈長類學的研究傳統，包括：標榜價值中立的純粹客觀觀察（諸如不能給研究動物暱稱、要以編號顯示、避免共情等等），以及研究重心在於觀察雄性動物的支配行為。然而，阿特曼的母親身分讓其關注母狒狒的親子互動，驚訝於母狒狒們就跟必須兼顧職場與家庭的人類母親一樣，總是在百務交責間（吃、喝、紀律、社會化等等）心分數用且井然有序。所以，當狒狒研究往往聚焦於雄性如何鞏固統治地位時，阿特曼觀察到母狒狒在「樽節」(budgeting) 的百務中與狒狒群體們多方互動，是維繫狒狒群體動態的關鍵因素 (Nelson 2017: 89)。同樣的，也是在上世紀 80 年代，卡羅．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從「不同的聲音」來分析道德人格發展理論，以別於向來從「全景視野」(view from everywhere) 的去脈絡化來建立原則性的道德規範，轉而從女性生命的生育、安養、照顧中建立另類於傳統道德哲學的「關懷倫理學」（參考〈關懷倫理學〉《華文哲學百科》）。
總言之，哈定主張立場觀點論著重在超越價值中立與判斷相對主義的非此即彼 (either/or) 的錯誤選擇。哈定另闢徯徑，找到知識論與科學觀可以既是價值承載的（文化相對主義），又是判斷客觀主義 (both-and)。而且，依哈定之見，知識客觀性的立足點與評量標準，與其說是超越性別的反身性批判，還毋寧說，比重更大的落在以「女性生命」為根據的女性認知優勢之上。是以，哈定的立場論與尼爾森、安德森和蘭吉諾相互呼應，女性座落的位置與知識生產息息相關，女性不僅不是次等、不夠格的認知者。哈定更進一步主張，因為女性所座落的劣勢的社會位置而得以比向來居於支配地位的男性還要夠格成為客觀知識的判斷者與評量者。
5. 女性主義立場經驗主義——克莉絲丁．因特曼 (Feminist Standpoint Empiricism——Kristen Intemann)
比起以上各節中所介紹的元老級人物，克莉絲丁．因特曼是中生代的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致力於爬梳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各種論述，尤其著重於比較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立場論間的雷同與差異，進而主張以「女性主義立場經驗主義」(Feminist Standpoint Empiricism) 來彙整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立場論 (Intemann 2010)。
首先，克莉絲．因特曼 (2010) 分別分析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立場論各自的特點。女性主義經驗主義有三大特徵，分別是：
(1) 脈絡主義：目標、認知價值和方法引導特定研究脈絡。
(2) 規範性：目標、認知價值觀、方法和其他背景假設並不總是獨立於社會、倫理和政治價值。
(3) 社會性：客觀性和正當性的棲所是科學社郡，而不是個別的科學家。通過以最小化個人偏見的負面影響的方式構建科學社群來促進客觀性。(Intemann 2010: 782)
因特曼剖析立場論的兩大特徵，分別是：
1.「處境性知識命題」(the situated-knowledge Thesis)：社會位置系統地影響我們的經驗，塑造和限制我們所知道的，因此知識是從特定立場獲得的 (Wylie 2003)。
2.「知識優勢命題」(The Thesis of Epistemic Advantage)：某些立場，特別是邊緣化或受壓迫群體的立場，在知識上有優越性（至少在某些脈絡下）。(Intemann 2010: 782)
因特曼 (2010) 主張：立場論的「處境性知識命題」與女性主義經驗主義的三大特徵（脈絡、規範與社會性），高度一致。因特曼 (2010:787)：
根據這種解釋，立場女性主義開始看起來很像女性主義的經驗主義。兩種觀點都是社會認識論的觀點，因為它們都認為社群而不是個人是正當性和客觀性的所在。他們是脈絡主義的，因為他們認識到證成是在特定背景假設、方法和價值觀中。此外，他們將科學社群的多樣性作為批判性評估這些假設的核心，以促進客觀性和獲得知識。兩種觀點都是規範性的，因為它們都拒絕將客觀性視為「價值中立」，並認識到道德和政治投入有助於減少偏見，而不一定會產生偏見 (Intemann 2010: 787)。
因特曼 (2010) 追溯過去 25 年間兩理論發展軌跡，兩理論就脈絡主義、規範性和知識社會三方面，同步且重疊，儼然化而為一。兩理論都同樣重視知識証成的脈絡 (contextual)、都認為科學的假說與理論已負載價值 (value-laden, normative)、也都主張科學的客觀性在於科學社群中的價值多元性，從民主開放性和公開的溝通平台中避免主流社會的價值壟斷（如性別主義、種族主義與 帝國主義等等）(social)。
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立場女性主義都是經驗主義、脈絡主義和規範性社會認識論觀點。在這些方面，當代女性主義經驗主義者和立場論女性主義者的共同點似乎多於任一方支持者所能肯認 (Intemann 2010: 793)。
然而，因特曼 (2010: 790-792) 在分析兩理論的共同點後，也繼而剖析立場論的「知識優勢命題」所界定的多樣性與價值觀與女性主義經驗主義所標榜的多樣性與價值所扮演的角色，迴然不同。
首先，每種觀點都對客觀性所需的多樣性類型以及為什麼需要多樣性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其次，它們為社會和政治價值觀在增強客觀性方面設定了不同的角色，這對科學中可欲的價值觀以及它們可以合法扮演的角色都有影響。這些差異將在下面詳細討論。在每種情況下，我都認為女性主義經驗主義會從採用立場觀點中受益 (Intemann 2010: 790)。
首先，就可以促進客觀性的「多樣性」而言，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如上節中蘭吉諾呼籲科學民主）強調「利益與價值的多樣性」，以公開透明的科學討論平台，納入來自各種團體的利益與價值觀，並接受各界批評以避免主流價值的偏見。相對的，立場論根據「知識優勢命題」，從「社會位置的多樣性」(diversity of social positions) 與「內部邊緣人」(”insider-outsiders”) 的雙重經驗（如既是女性研究者，又熟悉社會刻板印象）來說明價值多樣性立足於體現的生命世界，在社會位置的權力關係中所顯現的價值，除了有別於個人經驗與偏好外，也凸顯擁有雙重經驗者所提供的證據力更具正當性。所以，因特曼 (2010: 791-792) 批判科學民主的廣納多樣性，只是形式上的接受所有可能的利益（包括各種邪門歪道團體），缺乏在廣納百川的多樣性經驗中分辨虛實與真假外，也忽略了歷史上不具代表性的社會群體，他們的經歷可能與特定的研究背景有關」(Intemann 2010: 792)。
此外，就價值所扮演的角色而言，為了避免落入「偏見悖論」(”bias paradox”) 的指控，亦即：「如果不認為不偏不倚是好，那又怎會反對男人的偏見呢？」(“if we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impartial, then how can we object to men’s being partial?”) (Intemann 2010: 792)，女性主義經驗主義者強調在科學社群中要「平衡偏見」(“balanced partiality”)，以異值的多元性來取代主流科學社群的同質性。女性主義經驗主義解決「偏見悖論」的做法是：「當不被檢查與允許背景假設不受審查時，偏見是壞的。只要存在「平衡偏見 」的系統，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就可以被最小化 (Intemann 2010: 793)。所以，「平衡偏見 」的系統中並不支持任何特定價值與利益，價值只是知識生產的工具。
相對的，立場論強調價值的實質內涵，標榜弱勢位置中所顯現的價值有助於科學客觀性。價值不只是知識生產的工具，而是構成知識的一環。
立場論支持特定的道德和政治承諾，而不是其他承諾。女性主義立場的發展假定，例如，壓迫是不義的，揭示性別是有價值的，等級制度的權力結構應該有內在價值 (Intemann 2010: 793)。
於是，立場論解決「偏見悖論」的做法是區分價值判斷的立足點與可證成性。凡是出於性歧視、（族群、性別等）壓迫與層級化的權力不對等都是不可證成的價值判斷 (Intemann 2010: 793)。所以，問題不在於價值產生成見，而是不可證成的價值判斷產生有問題的成見外，也不利於發展好科學。
綜言之，因特曼 (2010) 追隨立場論對於多樣性與價值的理論觀點，主張女性主義經驗主義所支持的科學民主無法捍衛價值多元主義而不陷入知識相對主義的陷阱外，也沒有以「平衡偏見」來恰當回應「偏見悖論」。所以，因特曼 (2010) 建議要彙整兩理論，在科學社群共同認可的自由民主公共論壇中必須納入從「知識優勢命題」的「社會位置的多樣性」與「內部邊緣人」的雙重經驗外，還要致力於排除不可證成的價值判斷與有問題的成見，據以兼顧價值多元主義而不陷入知識相對主義。所以，如同上節中哈定對於「強客觀性」的辯護，因特曼 (2010) 致力於超越價值與事實的二元對立。此外，為了避免落入必須在價值中立與知識相對主義間僅能二選一的難題，因特曼 (2010) 從彙整兩理論所形成的「女性主義立場經驗論」找到知識論與科學觀可以既是價值承載的（價值多元主義），又能夠憑藉「內部邊緣人」的雙重經驗的有利證據來獲得知識與發展科學客觀性。
6. 對於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批評：高級迷信——保羅．葛羅斯和諾曼．李維 (Higher Superstition——Gross, Paul R. and Norman Levitt)
即使已經出版四分之一世紀之久，葛羅斯和李維在專書《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 中對於女性主義的科學批判的嚴厲批判，仍然是擲地有聲，萬般犀利，也仍然是女性主義的科學批判必須正視與克服的重重困難。在《高級迷信》第五章 「揭示性別的水晶球」中，葛羅斯和李維觀開宗明義地宣稱，根據其所處的美國大學教育（距今已經約 25 年），因為廣泛實施 「肯定措施」(Affirmative Action) 與平等機會策略，性別歧視已經是歷史遺跡，倒是甚囂塵上的女性主義造成對於白人男性的歧視（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187）。隨後，葛羅斯和李維對女性主義科學觀的代表性重要人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包括坎貝爾和坎貝爾－萊特所寫的「朝向女性主義的代數」、生物學和性別研究群（簡稱 BGSG）對生物學的批判、哈定強客觀性學說和女性主義立場、唐娜·哈蘿維的科學建構論、 凱勒對生物的融會情感和蘭吉諾的脈絡價值（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195-240）。葛羅斯和李維指出這些女性主義對於科學的批判是根據：「由於男性觀點的不適切，在迄今看似穩固的科學中有極其明顯的缺點，而且有缺失的諸理論可以被女性主義的見解修正或取代。」（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189）葛羅斯和李維剖析女性主義的科學批判以顯微鏡來放大檢驗科學用語中的隱喻（精子大軍、妓女卵子、主宰分子等等）以顯示科學「被性歧視的意識形態所污染的證據」（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195），並且企圖「把口語當作詮釋為深層知識論錯誤的工具，一直是女性主義批判中永遠存在的要素，也是最愚蠢的要素之一。」（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204）。然後，葛羅斯和李維分別從數學、生物學，物理學各科學領域來批評女性主義所建立的另類科學
葛羅斯和李維分析坎貝爾和坎貝爾-萊特所寫的「朝向女性主義的代數」，批判該論文僅止於把數學所使用的「處理」(attack) 一個問題、「應用 (explore) 一個理論」的用語看成是侵略、暴力、宰制和性別歧視（陳瑞麟、薛清江譯 2001: 195），繼而提出基礎的數學教育中，具體的數學題目要避免性別歧視與注意措辭，使無權力的學生覺得舒適，不害怕數學這類老生常談的建議，對於數學的另類方法與知識論，付之闕如。
在生物學與遺傳學方面，不論是生物學和性別研究群（簡稱 BGSG）對生物學的批判，還是凱勒的「對生物的融會情感」，其實是一群不懂科學的「宗教的狂熱分子、烏托邦主義者、總體主義者」以顯微鏡來放大檢驗科學用語中的隱喻（精子大軍、妓女卵子、主宰分子等等）以顯示科學深受性歧視的意識形態的偏見，但是卻無法對於所要批判的科學內容（如胚胎發生學）進行具體細節分析，包括資料是否有誤、實驗控制是否精確、統計分析法是否缺失。於是，葛羅斯和李維舉歌德和牛頓在光學研究的落差來說明科學研究的態度、方法與實驗，高下分明。歌德堅持對自然的親近與情感，「光對歌德來說，是自然的一個基本存在物，即那些不能也不該被分解的事物之一。不允許菱鏡來分解光，也不允許計算來分解光。」（同上，2001: 224）。當凱勒還取法歌德的對自然的親近與情感，從 「女性特質」來撰寫諾貝爾獎得主麥可林托克玉蜀黍發展遺傳學的傳記，葛羅斯和李維批評凱勒標舉麥可林托克為另類 「女人科學」研究典範，其實是穿鑿附會，因為 「麥可林托克的作品是抽象的；它堅實的奠基在形式遺傳學的抽象概念之上，她只是看到其他人沒有看到的東西。她最好的作品支持了仍有影響力的波柏式理念—構成好科學的成分是建構一組可駁斥的假說，並且設計實驗來公正地進行駁斥。為了做出有效率的設計，好的實驗家必定很接近實驗對象，否則他們不能指認出相干變數以排除它們。」(2001: 229-230) 。
緊接著，葛羅斯和李維批評哈定對於物理學的批評、強客觀性學說和女性主義立場。就物理學而言，哈定無法舉證 「物理學無可避免地也被歧視的信念所扭曲外，她論斷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一本「強姦手冊」(2001: 215)，也只是煙幕般的盾詞，無法顯示現代物理的問題、概念、理論、語言和方法也負載了性別。就 「強客觀性學說」而言，哈定主張一旦合乎比例數目的女人、黑人、土著美國人、拉丁裔、男同性戀、女同性戀，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加入科學的行列，科學家變得更開放，更有發明力，尤其是更客觀。葛羅斯和李維批評道: 「擴大科學家的陣容將會產生更多或許更好的科學，但就像它不會創造出非洲科學或者同性戀科學一般地不會有女人的科學」(2001: 215)，因為主張族群與科學的關係是發揚 種族本質論，「科學就像其他每種人類產品，是種族性的而且被血統所限定了」(2001: 212) 。
就「女性主義立場」而言，雖然哈定宣稱「女人不同的社會活動，為較不乖張且更完全的人類理解提供了可能性」(2001: 221)，但是卻也只是哈定所採取的三種流行的基本策略之一（包括：女性主義立場、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和源自於德希達與傅柯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對於三種策略，葛羅斯和李維抱怨實在無法區分女性主義立場與經驗論外，對於後現代所追求的「促成決裂的永恆局部煽動者」的政治鬥爭是近似於宗教狂熱的愚蠢無聊。葛羅斯和李維批評道: 「哈定婉拒在三個策略中進行選擇，因為一、她在每一個當中都看到某種好處，而且二、每一個都不完整。她現在推薦三個都應該遵行。為了使現代科學達到標準，所需的當然是在科學認識論上進行更女性主義式的研究。但是，我們必須說像這一類的 「辯護」策略沒有多大效力。」(2001: 222)
在《高級迷信》第五章 「揭示性別的水晶球」中的尾聲中，葛羅斯和李維探討蘭吉諾以「構成價值」 與「脈絡價值」的區分來探討科學「假定通常可能是負載價值的，而且一些價值可能是（蘭吉諾並不堅持他們必定是）脈絡價值」(2001: 232)。相對於葛羅斯和李維將哈定、凱勒與坎貝爾-萊特等女性主義科學批判的極度嘲諷，他們對於蘭吉諾不會輕藐指控科學是「西方的」或者「「男性中心的」，以及提出「 建議研究者所不知的「脈絡」價值能夠影響實驗的設計和資料的解釋」大表贊同。他們套用蘭吉諾的「脈絡價值」概念來說明科學研究活動。「假說來自觀察， 而驗證假說的實驗則是針對觀察而提出的，但假說擁有語言，它不存在於觀察之中。簡言之，假說擁有外於資料，而且不能透過資料的作用來驗證的假定（即語言）。那些假定通常可能是負載價值的；而且一些價值可能是（蘭吉諾並不堅持他們必定是）脈絡價值。可是，即使脈絡價值隱藏在假說中，從而理論由驗證假說來維繫，也「沒有形式上的基礎可以論證說：受脈絡價值影響的推論必定是壞的科學。」 可能是，可能也不是。如蘭吉諾所見，每種情況都必須研究。」(2001: 232)
雖然，葛羅斯和李維肯定蘭吉諾主張「以真正詳細的分析科學家所做的事，以及他們如何詳細思考」(2001: 233) 來分析科學實驗中所可能隱含的脈絡價值，但是他們從蘭吉諾的代表性研究（如胚胎發生學中帶有 Y 染色體的胚胎的睪丸激素之早期產生）中只看到「過度敏感的反本質主義者宣稱她已偵查到的隱含態度」，仍然無法看到其對於所要研究的科學內容（如胚胎發生學）進行具體細節分析，包括資料是否有誤、實驗控制是否精確、統計分析法是否缺失 (2001: 235)。
此外，他們指出：即使蘭吉諾並非沒有指出胚胎發生學中帶有 Y 染色體的胚胎的睪丸激素之早期產生，使胎兒成為男性也造成其男性行為的可能錯誤，包括未認知的干預變項，如「胎兒期就男性化的女孩覺察或可能意識到她們自己的特殊條件」來反駁「懷孕期的荷爾蒙量和孩提期的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2001: 235)，葛羅斯和李維對於蘭吉諾引入的複雜（非線性）模型（包括了生理、環境、歷史與心理元素）來支持互動論，不以為然。根據葛羅斯和李維，因為即使互動論模型採用神經元 「天擇理論」（局部區域與環境訊號可能影響大腦結構，以致影響思想的理論），神經元「天擇理論」不會是「非線性的」，也不會支持蘭吉諾所要反對的生物決定論。他們批評道:
胚胎發生這門嚴格生物學再度被壓倒在陽剛化之下。在這樣的批評下，科學本身變成一種不可容忍的限制、恐怖的危險。對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就如同對電子運算和超光速空間旅行的夢想家來說，它代表令人厭惡的限制——她隨後導出結論說：因為標準科學可能被我們不喜歡的脈絡價值所沾染，作為女性主義者，讓我們以我們支持的脈絡價值來引導我們的科學。如此，針對最初的問題，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答案: 女性主義科學是可能的。的確，它存在著！它是政治性的，它的答案很可能由不同於對立立場的研究者所獲得的答案，就是這樣！(2001: 237)
綜合以上批評，葛羅斯和李維批評女性主義的建構論經不起檢驗，因為根據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發展來看，無法證明經驗科學的最終產品是（男性的、意識型態的）社會建構; 反之，科學不是建構論的最直接證據是科學普遍有效。更甚者，在所謂女性主義的新脈絡中看不出既重要又正確的科學成果 (2001:195-240)。所以，沒有女性主義，只會產生更多或許更好的科學。女性主義代表者普遍不懂得科學，這些 「老式道德化的女性氣質擅用煙幕般」的遁詞（如科學被利用去撈錢且從事戰爭），迴避重要且有爭議的科學，如「霹靂爆炸理論、生命的起源、外星人的搜尋、銀河中的暗物質、可計算性、細胞傳訊歷程、擊敗愛滋病、人類語言的起源」，根本拒絕學習他們想批判的科學本身，所以在女性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舊科學被摒棄，也沒有產生任何新科學；女性主義無法指出，因為傳統的脈絡價值讓科學的長期且非瑣碎的成果出了差錯。總之，葛羅斯和李維主張: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是矛盾組合外，也是反科學，因為 「女性主義的文化分析，迄今也未曾在邏輯、預測力、數學、物理學化學，或者生物學（雖然與很多抱怨相反）的可應用性上，指出任何未被偵測到的缺失。」(2001: 190)
對於葛羅斯和李維批評所謂的新的女性主義的新脈絡中看不出既重要又正確的科學成果的嚴厲批評，著者肯定葛羅斯和李維對於蘭吉諾「脈絡價值」的公允評價，既然科學假說是負載價值的，那麼女性主義的科學批判就更應該嚴謹來分辨不可證成的價值判斷以利於發展好科學。此詞條中所介紹的各種女性主義科學哲學都標舉嚴謹與客觀性，以「反身性」來提醒研究者必須始終察覺研究假說的背景所隱含的社會（文化）價值，在自我揭露的透明性與開放性（多元的異質性）中，科學假說的設計與實驗也必須嚴謹，如葛羅斯和李維所要求的嚴格的科學研究，包括資料是否有誤、實驗控制是否精確、統計分析法是否缺失。
此外，近年來女性主義科學哲學不斷汲取 「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 的方法論與設計自然實驗的研究成果，如下節中所要介紹的兩個科學實例外，也高度期待最近期的相關研究，如葉筱凡 (2024) 剖析癌症生物學發展中「體細胞突變論」(Somatic Mutation Theory, SMT) 和「組織領域論」(Tissue Organization Field Theory, TOFT) 索托 (A. M. Soto) 和索南夏因 (C. Sonnenschein) 在本世紀初所提出的另類研究癌症）的區別。根據葉筱凡 (2024) 的剖析：「SMT 的目標起於認定癌症生成的原因是基因突變，而 TOFT 則是認定間質細胞與上皮細胞互動受到干擾，在細胞組織領域層次發生突現現象，腫瘤細胞可逆轉為正常細胞，後者理論的價值在於因資料的新穎帶來理論的新穎性，由實驗確定細胞互動存有的異質性，為癌症研究的分歧提供說明，甚至提醒同行研究者，不要未對既有假說進行檢查就予以相信，因為理論假說裡總有意識形態，SMT 以為是機制論式的預設有其價值，但其實實際上做不到，那是錯誤保證 (false assurance)」。 總體而言，葉筱凡 (2024) 肯定 TOFT 非機制論式的認知價值、符合蘭吉諾的女性主義價值、新穎性與存有論異質性，以一種較為隱然，但具有強大經驗證據為據的方式，是癌症生物學研究的新進路。
如上節所言，葛羅斯和李維批評所謂的新的女性主義的新脈絡中看不出既重要又正確的科學成果。這節中將就麗莎．H．威瑟 (Lisa H. Weasel) (2001, 2004) 和德博萊娜．羅伊 (Deboleena Roy) (2004, 2008a; 2008b) 這兩位分子生物學家的科學研究為代表，說明兩者都著重於避免「想要研究生命就得殺死生命」 的關懷，處心積慮的設想出不同的實驗操作方式。威瑟 (2001)「關係中的細胞」的癌症研究，羅伊 (2004) 以「體外研究」(in vitro research) 所進行的雌激素和褪黑激素研究，都是根據女性的「關聯式知識」，強調個體和周遭人物與社會的整體生態關係，更以關係性的價值來建立其理論模式，以生態共生為藍本來取代分子生物學中所慣用的「化約主義」與 「層級化」的理論假設，以關聯、合作、溝通與互動的用語與比喻來取代傳統分子生物學中所慣用的分裂與征服 。
威瑟 (2001) 的科學研究深受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對於傳統科學的批評的影響，將其研究焦點擺在批評傳統分子生物學的理論根據、研究假設與實驗模式，進而提出另類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方法論。
首先，就批評的部分而言，威瑟 (2001) 指出生物學中不管細胞學也好、分子生物學也好，都是根據「化約主義」 和 「層級化」 的思想模式。「化約主義」顯示為了要理解生命的機制，必須將生命做越細越小的分割，以便獲得細胞、DNA、RNA 或蛋白質等以便於研究。弔詭的是，想要研究生命就得殺死生命 (Weasel, 2001: 427)。同時，這樣的實驗作法也充分的反映了理論的預設，在生物學課本中，細胞的圖像往往以兩個同心圓將細胞視為個個獨立的單位，以細胞膜為邊界，抵禦 外界環境的干擾，同時保衛細胞內部的最重要控制中心——主導基因 (Master gene)，而且細胞核中的基因組掌管了生命甚至於整個演化的密碼與意義。這樣的理論背景呼應了生物用語所廣泛使用的支配與控制的比喻，同時也與無所不在的父權思想不謀而合。
比如說用「分裂與征服」(divide and conquer) 的態度所透顯的男性雄風，穿透 (penetrating) 自然和萬物。然而，基因的作用只是細胞和內外反應與互動中無數的相關與互相依賴事件中的一環 (Weasel, 2001: 431)。如果傳統上往往將主導基因比喻為控制中心或是人腦，威瑟認為更好的比喻是將細胞核視為子宮，細胞膜是和外界相連的臍帶 (Weasel, 2001: 432)。不難看出，威瑟企圖以生態比喻諸如共生、溝通、合作與整體關係來重新建構細胞與分子生物學。在生態架構下，細胞儼然就是不斷和環境進行交換的生命單位，細胞膜在細胞內部不同區間和細部外部的循環流動，就好比是生態過程的交替與接續 (Weasel, 2001: 432)。
將細胞視為生態系的認知，使得威瑟認為細胞不能個自獨立與分離，而是要和其他同類型的細胞共生共存。所以，威瑟進而認為所謂健康的細胞是那些未經人工技術在生物外部的操作下，能夠在它們所屬的細胞環境中發展出非常正確的生長調節機制 (Weasel, 2001: 433)。於是，當威瑟 (2001) 以依附性與協調性的價值觀來觀察癌症細胞時，她不再將癌症細胞看成是惡意的暴君，吞噬了正常細胞的成長與分裂循環所造成的控制危機;而是更關注於細胞的環境。
就「關係中的細胞」的科學模式而言，威瑟主張癌症是細胞在內部與外部的溝通上功能失調的結果，因為細胞接受器不能接受環境傳來的訊息，但是該細胞仍然持續的對內部細胞傳遞訊息，造成細胞大量蘩殖、增生，從而外部環境失去同調的整體平衡。總而言之，威瑟主張癌症是異常的溝通與有害的細胞關係所造成 (Weasel, 2001: 433)。根據這樣的理解，威瑟建議有效的癌症治療方案是恢復溝通程序與關係使得細胞能夠回復整體的同調性。該治療的特點是給予細胞所需的成分使其繼續成長，完成被癌症所干擾的正常生命周期並扭轉癌症條件 (Weasel, 2001: 434)。威瑟以這樣的整體治療取徑 (holistic approach) 來取代臨床中以電療與化療來企圖殺死侵略細胞，進而強調重視細胞的整體環境所具有的臨床價值，其中以急性前骨髓細胞白血病 (acute premyclocytic leukemia) 的臨床治療最為顯著 (Weasel, 2001: 433)。
根據威瑟將細胞視為生態系的關聯式認知模式，不難理解她對於幹細胞研究和基因改造食物等最具爭議的基因科技議題所抱持的反對態度 (Weasel 2008)。威瑟的反對理由如下:
首先，因為這些基因科技都是根據「化約主義」與 「層級化」 的理論假設，將生命細胞做最細最小的分割，凸顯幹細胞是未分化的細胞但是將會發展出所有組織與器官的細胞類型，其地位正如同主導基 因和細胞膜的主從關係，由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用語中充斥了全能性幹細胞 (totipotent stem cell) 和多能力性幹細胞 (pluripotent stem cell) 的主控性和已分化特定細胞類型的從屬性。
其次，胚胎幹細胞研究是使用精密人工技術在有機體外部下的嚴密操作，並非是全能和多功能幹細胞在其自然的細胞生態環境下，健康的發展出特定細胞與特定組織。
最後，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語言也充分反應了「分裂與征服」的價值取向，找到導致疾病的元兇，從根本加以治療，進而以「尋找與摧毀」的基因治療策略，從多能力性幹細胞的未分化與主控性中，尋找分化機制中的根本缺失和破 壞因子，徹底掃除疾病 (Weasel, 2001: 433) 。
反之，威瑟以關聯式認知模式來建構另類基因治療方式，包括：極力避免「想要研究生命就得殺死生命」的兩難困境，主張研究方法應該從幹細胞生長的自然環境中去觀察與研究細胞分化 的過程與機制，在依附性與協調性的價值觀下提出問題、進行實驗設計。於是，相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所講求的人工營造的高度精密環境去隔離、培養與製造特定的細胞類型，威瑟等女性主義科學家則尋求讓全能性幹細胞和多能力性幹細胞在其自然的細胞生態環境下，健康的發展出特定細胞與特定組織。
除了基因治療議題外，威瑟 (2008) 更將研究焦點延伸於影響人類至深 的基因改造食物的爭議中，也理路一貫的主張有機體在自然中所發展的協調性，反對在有機體外部所進行的基因隔離與精密的人工操作，質疑基因改造食物對於人體所可能造成的致病風險。不難推知，與其以基因改造技術來避免蟲害、延長生長週期或是提高產量，威瑟 (2008) 更強調有機耕作，致力於找出植物生長與土壤環境的依附與整體協調性，從而永續經營。
7.2 Roy (2004) 以試管研究為實驗方法的褪黑激素研究
羅伊 (2004, 2008a) 的科學研究在於探討褪黑激素 (Melatonin) 對於性腺激素 (GnRH) 的雌激素的生物效應，觀察褪黑激素對於 女性避孕和生育週期的影響，進而評估婦女是否可以安心服用含褪黑激素的口服避孕藥。眾所周知，褪黑激素一向是用以調整時差的補充藥品。近年來，除了在治療睡眠的成果外，褪黑激素對於調節男女生育的可能影響，引起了研究者的好奇，因為它用來做為口服避孕藥。研究課題包括褪黑激素和性類固醇的作用、與性腺激素的活動是否相關、增加褪黑激素的分泌是 否可以抑制或停止「下視丘／腦下垂體／性腺軸」(Hypothalmic-Pituitary-Gonadal) 生殖軸的活動。目前已經發展出一種以褪黑激素為主的避孕藥正在進行第三階段的臨床試驗。
無庸置疑，羅伊 (2004) 以褪黑激素對於下視丘/腦下垂體／性腺軸生殖軸的活動的關係為研究課題，算是熱門研究課題。但是由於羅伊 (2004, 2008a; 2008b) 深受立場論所影響，奉行哈定 (1991: 138-163) 的 「強客觀性」 的「反身性」立場，從 「女性生命」出發的科學觀，完全了解（來自於批判）自身的利益與價值觀的特殊社會條件，據此出發的科學理論假設與知識生產，理解知識的正當性與其必有的限制，擺脫所獲得的知識的正當性是源於價值中立，避免將知識冠以普世與純粹的客觀性。
再者，羅伊 (2004, 2008a) 亦深信哈定 (1991: 98) 對於物理學的批評， 代之以社會科學做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模式與典範。影響所及，羅伊 (2004, 2008a) 提出類似於社會科學方法論來取代科學方法論， 以定位問題意識源起 (locating Origins of Problematics) 、揭露研究課題的目的(uncovering the Purposes of Inquiry)、詮釋理論假說與証據(interpreting Hypothesis and Evidence)、以及建立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的關係(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quirer and her/his Subject of Inquiry) (Roy, 2004: 263)，以有別於科學方法論中的理論假說、取材、方法、結果與討論。 很明顯的，女性主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讓研究者曝露在放大鏡下，檢視研究者的性別、社會空間與生活方式所蘊涵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從而可以充分理解其所形成的理論假說的價值取向，並且防止收集証據時有意無意間所受到的意識型態的影響，也能夠承認所得到的科學知識的限制。
就羅伊所一脈相承的女性主義科學研究，在提升女性健康（男性亦然）的研究動機下，羅伊的問題意識在於當主流科學從下視丘／腦下垂體／性腺軸為層級系統的理論架構下，進行性腺激素的雌激素和雄性激素的相關神經分泌學研究，在理論假設上主張丘腦下部區塊掌控性腺激素 (GnRH) 的分泌，進而以松果體的褪黑激素來調節女性丘腦下部的性腺激素，從而開發避孕藥來調節女性的生育週期，以及雌激素補充治療來改善婦女更年期不適。 羅伊的關切點是:以褪黑激素為基礎的避孕藥和雌激素補充治療對於婦女更年期的作用，對於婦女的健康的影響，從而進行其實驗問題設計與實驗方法。羅伊的研究課題的目的是探討褪黑激素在基因表現上對於性腺神經元 (GnRH neurons) 的作用。由於研究課題是從分子的基因表現來著手，羅伊充分理解此理論假說所蘊涵的基因決定論觀點。在提供証據的實驗操作中，因為深信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平等地位，羅伊 (2004, 2008a, 2008b) 刻意放棄採用神精內分泌學所慣用的動物實驗，轉而採用罕見的培養細胞的試管研究方法。如此一來，其實驗操作反而更為合乎生物領域深信的的基因決定論觀點，但是也因此要小心提防細胞研究的限制，可能忽略從動物活體研究所獲得的整體性知識。
培養細胞的試管研究方法所代表的正是如何在看似迎合科學主流的操作模式中，以科學主流所信奉的根本學理，証明該理論所假設的化約主義和層級化的主控模式是錯誤的。羅伊 (2004, 2008a) 的細胞試管研究方法依然驗証褪黑激素對於性腺神經元的複雜作用，指出下視丘／腦下垂體／性腺軸在身體的功能是透過一連串環狀反饋，而非受到腦部層級系統化下，中央由上而下的控制。羅伊 (2004: 266) 的研究結論是婦女不應服用含褪黑激素成分的口服避孕藥，理由是褪黑激素不僅抑制婦女排卵，還會使腦部產生抗促性腺激素的效果。換言之，褪黑激素抑制生育正常所需的多種荷爾蒙，過量與長期使用會損害婦女生育健康。
此詞條中所介紹的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們，如尼爾森、安德森、蘭吉諾、哈定和因特曼等，都重視知識証成的脈絡、科學的假說與理論已負載價值、也都主張科學的客觀性在於科學社群中的價值多元性，要從民主開放性和公開的溝通平台中避免主流社會的價值壟斷（如性別主義、種族主義與 帝國主義等等）。誠如因特曼 (2010) 所言，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女性主義脈絡主義與女性主義立場論在發展的趨勢上越來越一致，幾乎同調。整體而言，當代所有女性主義科學哲學流派均強調科學研究的社會（政治）脈絡，立場論者更以「知識優勢命題」的「社會位置的多樣性」與「內部邊緣人」的雙重經驗，讓證成假說的證據更充分。可見，各種女性主義科學哲學不是互相競爭與衝突的理論，而是目標一致的反對事實與價值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據以批判「證明脈絡」 與 「發現脈絡」 的區分外，也挑戰自休姆以降以「自然主義謬誤」來否定任何想要跨越實然/應然區分的另類研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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