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定義
1.2 分析
1.2.1 生物學的
1.2.2 主權
1.2.3 權力
1.2.4 治理性
1.3 向治理性轉向
1.4 多價的概念
4. 生命政治的歷史：Ian Hacking 生命統計史的補充與商榷
5. 生命政治與當代思想家：Negri and Hardt, Agamben, Esposito
5.1 內格里與哈特的諸眾與生命政治
5.2 阿岡本的裸命與生命政治
5.3 艾斯波西托論生命與哲學
簡單地說，傅科 (1990, pp.135-145) 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建立起一個可以稱之為工作紀律和懲戒技術的系統，通過監視、等級、審查、訴狀、報告等等，圍繞著個人肉體的權力，稱之為規訓權力 (disciplinary power)。這一種權力形式是針對肉體的，懲戒藉由權力機構、制度機構、個人化，把肉體當作力量的焦點來操縱，必須使力量既有用又順從，在學校、醫院、軍隊等空間裡實現。然而，從 18 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權力。不是懲戒， 卻也不排斥懲戒技術，這個非懲戒權力技術運用的對象是人的生命，不是針對肉體的人，而是針對活著的人，稱之為生命權力 (bio-power)。新的權力技術是透過人口，例如大眾化，人群組成整體的大眾，這個大眾受到生命特有的整體過程，如出生、死亡、生產、疾病等影進行影響調節與控制。這兩種權力型態不是對立的，可以視為微觀與巨觀的兩端，透過許多不同的法令、制度、機構、運作、人為、技術等部署，構成所謂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前一種規訓在人的身體上形成所謂的解剖政治 (anatomo-politics of the human body)，之後出現的第二種政治：人口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 (Foucault, 1990, p.139)。生命政治的技術干預以及運作權力的場域得以形成的知識與權力的條件。首先，必須要有人口的概念，人口不是個人或肉體的集合，而是一個新的實體、複雜的實體。第二、關注的只有集體的現象，第三、在生命政治學建立的機制中，首先是干預、統計評估、 總體測量，不是要改變某個特殊的現象，也不是改變某個作為個體的人。從總體意義的普遍現象的層面上進行干預 (intervention) 與調節 (regulation)。這一端的生命政治的技術不是環繞在肉體上面，而是作用於生命，他必須將肉體置入集體的生物過程中(出生率、死亡率、疾病率)，透過針對大眾的生物學或生命社會學的過程來實現，這種整體過程導致了新的機構，由國家進行的生命調節，如醫療制度、 救濟基金、保險等。18 世紀之後，與總體人口有關的知識成為生命政治的對象和控制的目標。
從分析觀點來看，傅柯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有四個組成向度，並與其他概念結合、共生與擴張：生命或生物的 (bio- or biological)、主權 (sovereignty)、權力 (power) 與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生命政治作為一個詞組，在傅柯生前出版的作品中，首次出現在《性史》第一卷的最後一章〈死亡的權利與管理生命的權力〉（Droit de mort et pouvoir sur la vie; The 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 死に対する権利と生に対する権力），「死與生」、「權利與權力」在標題對仗。傅柯區分權利代表政治上的階層身份以及法律上的法治，而權力指的就是生命權力。本文中未來出現 7 次「權利」字眼，其英文原文均是 right。本章最初的 10 頁 (Foucault, 1990, pp.135-145) 是傅柯對生命政治最經典、而且反覆被引用與討論的段落。頁 145 之後，傅柯解釋到生命作為政治的問題意識，是性為何成為一個政治議題的背景，然後傅柯就繼續回到原本的軸線上結束《性史》的第一冊。這短短的 10 頁左右，其實只有主權與權力的部分比較清晰，生物的如何變成政治的，以及政治技術如何變成治理性，還要仰賴他死後出版的法蘭西學院講座與其他手稿、講稿來補充。
首先，放在《性史》的脈絡中，在中世紀，生命或者生物的性環繞在肉體與懺悔的主題上，到了近代則裂解為許多論述。例如、生物學、醫療、精神病學、心理學、教育學以及政治評論。(Foucault, 1990, p.34) 人類的性從第一人稱的告白，變成客觀化的言說。18世紀開始，性的言說市場成長擴張多樣化，同時，社會醫療與國家逐漸以種族主義正當化對性的控制。這期間，環繞性形成的知識與權力機制雖不是全面應用到全體人類上，但已開始具備相對自主性，並持續且有效地控制著性的問題，包含四個面向：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兒童的性的教育化、生殖行為的社會化、變態愉悅的的精神病學化。(Foucault, 1990, pp. 104-105) 到了 19 世紀之後，性看來已經被整合到兩個知識理路中：再生產的生物學，以及性的醫學。(Foucault, 1990, p.54) 相對應的知識權力羅織不正常的人作為標靶：歇斯底里女人、手淫兒童、馬爾薩斯配偶以及變態的成人。在這些論述策略中，生物的生命，在此也是性，都要成為有用的性、有用的生命。
第二條線索：主權。延續《規訓與懲罰》的旨趣，將資本主義的分析置於 17 世紀以來更廣泛的主權權力轉變之中看待。主權是什麼？傅柯區分從羅馬時期以降到近代，決斷個人生死、集體戰爭的新舊主權有何不同，主權權力從舊式的取命與放生，變成新式的護育生命與遠離死亡。生命權力作為一種主權與生命的關係，「有人可能會說取命或放生 (take life or let live) 的古代權利，已被保護生命 (foster life) 或禁止死亡 (disallow it to the point of death) 的權力所取代。」(Foucault, 1990, p. 138)。古代掌握生殺大權的主權只能透過殺生來建立對生命的權利，權利在現實中是取命或放生，象徵符號都是殺人的劍，透過強取豪奪的方式，一種扣除的機制，佔有、課稅、徵役，佔有生命以至於能夠凌駕其上。(p.136) 而新主權界限止於死亡，支配生命是權力的利基。雖然新的主權也進行戰爭，但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人口的生物學存在」(Foucault, 1990, p. 137)。以上可以視為傅柯如何看待生命政治式的新主權的簡明版。當初傅柯寫得並不複雜也不難懂，只是他在此處並沒有深究或者指出到底是那個地區、國家、時期、君王等等明確指示，或者說，傅柯並不認為這一定就是國家，也可能是開放或者擴張的主權現象。實際上，直到現在，傅柯死後數十年，造成什麼是生命政治沒有定論的部分原因，就是有關主權的這10頁。
再者，生命政治式的生命權力 (bio-power)，這種養育、照料身體的生命權力有兩種，一種用在個人身體上，一種用在社會整體。自 17 世紀以來，沿兩軸或兩極發展，一是專注在身體上作為一台機器，目標是透過規範、優化、指導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身體的生產力和順從程度。身體變成了機器以實現經濟生產力的最大化。通過這些過程，身體變成由這些規範組成的機器，這些過程和技術構成了傅柯所謂的人體解剖—政治 (anatomo-politics of the human body)。另一端則是專注於「物種身體，身體充斥著生命的機制和作為生物過程的基礎：繁殖、出生、死亡率、健康水平、預期壽命和壽命，以及所有可以導致這些變化的條件。」(Foucault, 1990, p. 139)。這個「物種身體」是通過傅柯稱之為「調節控制」(regulatory controls) 進行干預，多重關聯的政治技術構成了「人口的生命政治」(a bio-politics of population)。因此，這種新的主權權力利用人體的解剖學政治將人體個體化，以便最有效地約束它們，同時，也通過調節控制來控制集體的人口。但調節控制人口的生命政治抓大放小，相輔相成，使得解剖學政治的主權權力得以極小化。(Foucault, 1990, p. 143)。
在 1975-1976 年法蘭西學院講座《必須保衛社會》，傅柯的語氣比較強烈。他認為新舊生命權力是兩種不同的生命權力，並認為生命政治深深地影響種族主義的興起。「自從第一次取得對個體模式的身體權力之後，第二次奪取的權力不是個體化的，而是大眾化的，不是針對作為身體的人，而是針對作為物種的人。在 18 世紀建立的人體解剖學政治之後，在世紀末出現了一種不再是人體解剖學政治學的東西，但是我會稱這是人種的「生命政治」。」(Foucault, 2003, p.243) 加入種族、種族戰爭、種族主義，傅柯強調的部分與《性史》有些差別，國家角色變得更重要。《性史》中只有一處提到納粹，而《必須保衛社會》除了大量的分析種族論述到種族主義外，更是多處以納粹為例，傅柯認為納粹實際上是 18 世紀以來新權力機制的爆發性發展。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比納粹政體擁有更多規訓權力，也沒有對生物進行如此嚴格、如此強硬管理的國家。規訓權力與生命權力同時滲透並納粹社會，除了控制生物性、繁殖與遺傳，同時疾病與意外也不放過。沒有那個社會比納粹更有紀律，或更關心為了現存的或計畫的社會加上萬全保險，控制生物過程中隨機因素是該政體刻不容緩的目標之一。「這種貫穿整個納粹社會整體的殺戮權力，首先體現在殺生的權力，即生殺大權，不僅授予國家，而且授予全部的人， 或相當數量的人（如 SA、SS 等）。最終，納粹德國的每個人都對他或她的鄰居擁有生死攸關的權力，即使只是通報，實際上意味著除掉隔壁的人。」(Foucault, 2003, p. 259)
第四個面向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類似生命政治，但更強調國家理性，後來且取而代之的概念。治理性是晚期傅柯思想的另外一個震央。但在《性史》當中現的治理 (govern) 這個字是動詞居多，常與管理統治 (administer) 連在一起。換句話說，在《性史》中，傅柯尚未正式將治理的各種政治技術轉換為治理性。例如，此時傅柯的語氣還不是那麼確定：「如果將生命歷史 (bio-history) 應用到生命運動和歷史進程相互干涉的程度，那麼就必須談論生命權力來定義是什麼將生命及其機制帶入了精確計算，以及使知識—權力成為改變人類生命的中介。並非生命已經完全整合到治理和管理它的技術中；反之，生命不斷地逃逸。」(Foucault, 1990, p.143) 治理性的部分在傅柯晚期的作品中，不論是對自我、國家理性或新自由主義的分析，都比生命政治還要完整，應留待治理性的專文處理。在此我只摘出傅柯從生命權力向治理性轉向的段落。
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傅柯指出 16 與 17 世紀新的治理藝術 (art of governing) 中出現了國家理性。人口問題對於重農主義 (physiocrats) 來說完全不同於重商主義認為人口的增加就是資源的擴大而已。對於重農主義來說，人口的不僅僅是居住在領土之內的人民的總數，而是一個基於多種因素造成的變項。不是由各種自然環境因素決定的，而是「自然環境」變成多種可以被人為改變的因素，所以出現了有別於政策的技術和經濟思想的「人口的政治問題」(the political problem of population)。(Foucault, 2009, p.366)
在《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中傅柯重提人口問題，「生命政治…始於十八世紀，把政府實做中面對的問題理性化，將活著的人的團體的現象特徵建構成一個人口的問題：如健康、衛生、出生率、壽 命、種族…。」(Foucault, 2008, p. 317) 只不過，雖名為《生命政治的誕生》，但相關的內容並沒有比《安全、領土與人口》來得多。
這個問題的政策面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福利國家，一方面則是醫療化政策。 一則為了「確定並增加國家的力量，使力量更好地謀取人民的福利。」 二則是「秩序和規訓的維持，使其生活舒服並提供其生活所需物資之調節。」(Foucault, 2009, p. 367) 後者正好就是生命政治的架構讓國家富有、平靜、快樂 (wealth- tranquility- happiness)，這個發展開始於十八世紀後半，人口管理需要健康政策配合以減少嬰兒死亡、避免傳染病、減低地方性的疾病、干預生存條件，影響並強加標準於他們身上，以及保證適當的醫療設備和服務。這些一般稱為醫療政策，公眾健康、社會醫療。將人口視為生命集體和共存生命，凸顯特別的生物學和病理學的特徵，並將人們置於特定的知識與技術之下。(Foucault, 2009, p.367)
「某人 (J. -B. Moheau) 的一篇文章（指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他無疑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生命政治、生命權力的第一位偉大理論家。他談到一些不同的東西，出生率，這當然是主要問題之一，但很快我們看到環境 (milieu) 的概念出現在這裡，作為權力干預的目標，在我看來完全不同於從主權和領土的司法意義以及規訓空間來看。」(Foucault, 2009, p. 22) 如傅柯所說生命政治是一個框架，生命權力是運行的技術，人口是對象與環境，國家理性則展現在治理性上。針對講座內容中做語意分析，則要將生命政治等同於人口相關的知識建構及干預調節 。在這年的講座裡，傅柯還提到一次生命政治，他問道：「我們能否談論像是「治理性」的東西，例如隔離的技術對於精神病學來說是什麼？對懲戒系統來說規訓技術是什麼？對醫療機構來說生命政治是什麼？」(Foucault, 2009, p.381)
原本，傅柯賦予生命政治作為凌駕個人身體規訓權力之上的權力及技術。從社會醫療、公共健康、人口統計的執行面向來看，控制調節人口明顯比微觀的個人身體範圍更廣，但仍屬中層概念，作用在空間地方、衛生醫療、地方知識。相較以為對象的生命政治，治理性能涵括的範圍與彈性更大。除了國家、市場、勞動與意識之外，還包含瘋癲、懲戒、性、真理的機制。19 世紀之後的治理性是一種新的環繞著自由主義為中心的政治理性或國家理性。隨著普遍國家理性的興起與帝國主義經濟與市場的擴張，治理性的影響所及超越國家之外。
傅柯 (2008, p.78) 曾經表示在年度講座要處理三個問題：法律與秩序、國家與市民社會以及生命政治的問題及生命的問題。事實上只處理前兩點，1979 年 1 月 10 日的演講，他說明為何要解釋自由主義，因為「只有當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自由主義是什麼政府政體，我們才會能夠掌握什麼是生命政治。」(Foucault, 2008, p. 22) 和他在 1979 年 3 月 7 日演講開始時表示：「我想向你保證，不論如何，我確實打算談論生命政治，然而，事情就是這樣，我最終還是談了很多，也許是太多的新自由主義，德國式的新自由主義。」(Foucault, 2008, p.185) 法蘭西學院講座講稿經常會出現許多傅柯的自問自答，但不見得馬上得到答案。也就是，公開演講也是傅柯展示他進行研究與探索的過程。事實上，這年傅柯的脫稿演出，還是很精彩。
Thomas Lemke (2011, p.34) 認為傅柯使用生命政治這個字眼並非首尾一貫，也常在文本中調整意義。雖然，在不同段落所強調的重點不同，但一般來說，狹義的生命政治表示 18-19 兩個世紀發展起來、人口的政治技術、現代種族主義的核心機制，以及從社會調節及自我治理中分離的治理技藝。作為傅柯的關鍵概念，生命政治的概念體系甚至不到一本書的篇幅，只有散佈在幾本書的幾個章節。傅柯生前使用 bio-politics 比 bio-power 場合跟次數都少，甚至這對概念經常互相指涉。例如，生命權力是生命政治的統治技藝與操作，生命政治是生命權力於微觀與巨觀層次上運作叢集的具體型態。這對概念在傅柯的著作中並不具備整全的定義與操作化，也不具有內在統一性並，也不與治理性概念互斥。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主權權力一樣，生命政治或生命權力也具有演繹性與外延的彈性。
從視域融合的觀點來看，廣義地說，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傅柯使用生命政治概念的不同方式大致上包含：作為生物發展史一部分、指隨著社會醫療的興起轉變的結果、作為社會經濟史中資本主義時期的階段、作為現代性歷史的一種新主權形式、以及作為具有新自由主義特色的權力形式。借用傅柯的老師剛居朗的字眼，在此定位為多價的 (polyvalent)：化學術語中意指容易與其他元素結合、相互作用的元素，或者多功能的抗體、生態環境中找到逆棲的多價疫苗，在社會中扮演多工角色的人員。傅柯的問題意識中，生命政治並不是單義的，有很多用途和效價。此外，幸賴傅柯的檔案整理，不論是講稿、手稿、筆記、傳記、相關研究在他死後仍持續繼續出版，甚至熱烈。只要當代的傅柯熱尚未停歇，新觀點就會持續出現。傅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權力雖很難限縮其定義，但其延伸發展論述、跨學科的應用研究及生產異質話語空間的潛能卻也很驚人。
Stuart Elden 與 Bernard Harcourt 號稱發現 1973, 1974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講課中的〈社會醫療的誕生〉(The Birth Of Social Medicine) 這篇講稿，在生命政治概念文本群的時序性，比起《性史》或《必須保衛社會》來得更早。的確在〈社會醫療的誕生〉一文中，傅柯對社會醫療提出許多新的看法或意見，遣詞用字也與《性史》中的字句類似。例如「社會對個人的控制不僅通過意識或意識形態來實現，而且還通過身體和身體來實現。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來說，生命政治、生物的、軀體的、肉體的，比什麼都重要。 身體是一種生命政治現實； 醫學是一種生命政治策略。」(Foucault, 2000, p. 137)
或者晚一點在 1982 年在佛蒙特大學演講的講稿〈個體的政治技術〉(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s) 中提到「它（國家）對作為生物的生物行使權力，因此，它的政治必須是一種生命政治。 既然人口不過是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照顧的東西，當然，如果有必要，國家有權屠殺牠。 所以反過來生命政治就是死亡政治。 嗯，我很清楚，這些只是提議的草圖和指標。」(Foucault, 2000, p.416)
相對於傅柯的正常化 (normalization) 這個重要概念，健康是一個比較性的概念，也不是侷限於身體的技術，健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於常態是一個標準化的控制，對於人口健康控制的技術也有別於正常與規範化，但這個階段卻非常重要，因為生命政治必須先對活著的人進行特殊的建構。〈18 世紀的健康政治〉(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提到「在 18 世紀，我們發現一個更進一步的功能產生了，把社會變成生理幸福、健康和理想壽命的環境的部署，這三個功能的實行——秩序、富有、健康，透過多重的調節與機構的組成，在 18 世紀有了一個通稱的名字，治安 (police)。」(Foucault, 2000, p. 94) 窮人的疾病問題被認為是源於其經濟特殊性，健康和人口的生理幸福也被視為是政治問題，社會整體的治安必須伴隨這些經濟調節和秩序的需要。藉助對健康進行的「治安」，一種新的、多重的、分析的「經濟」，透過醫療活動來進行的「經濟」也才加深醫學的重要性。新的疾病分類政治學 (noso-politics) 才從慈善的狹義脈絡，轉變到更普遍的「醫療治安」(medical police) 的形式，包含醫療的強制和醫療服務的分配。調節生命的技術和懲戒肉體的技術，調節生命的技術在 18 世紀是以人口健康為干預的場域，19 世紀的知識對象變成了生命的正常化 (normalization) 的問題。傅柯運用剛居朗的規範的與常態的 (normal) 概念。規範 (norms)，既能夠運用於需要紀律化的肉體，又可以運用於需要調節的人口，所以讓兩種權力技術終於覆蓋了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到人口的全部。生命政治的終極關懷：正常的人與常態化的人口。
1986 年德勒茲出版法文本《傅柯》，1987 年旋即被翻譯為日文，1988 年英文版出版。其中提到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有兩個大的段落。首先分析受尼采道德系譜學影響的傅柯權力觀點，接著說明《規訓與懲罰》書中的權力是新的，在 18 世紀，透過空間配置、時間秩序，以及時空的構成等等實際作用的權力，不是全然壓迫的、也不是強制的、而是透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向形成的權力關係，這就是我們熟知的全景敞視 (panopticon)。而《性史》提到同時間也出現了另外一種稱為生命權力的運作：「產生作用的權力就如同力的功能，......，另一種甫出現的新功能則是管理與控制人口眾多且開放擴張的空間條件下的生命。正是如此，概率被引進方法及權力的範疇，使生命成為概率就具有意義。簡而言之，這兩種現代社會的功能分別是：解剖學政治以及生命政治，一個關乎身體、一個關乎人口。」(Deleuze, 1988, p. 72) 談了很多傅柯的權力觀點後，他問到傅柯性史中最棒的篇幅在哪裡？說了什麼？他說是就是生命政治那一頁，「當權力拋棄主權模式，移情規訓模式，當權力變成人口、控制與管理生命的「生命權力」或「生命政治」時。生命實際上變成了權力的新客體。從那時候開始，法律逐漸放棄主權的象徵：殺生的權利(死刑)，但是允許自身生產更多的大屠殺與種族滅絕：不是回到殺人的舊法，相反地，以種族、地小人稠、生存條件與人口延續之名進行殺人…。」(Deleuze, 1988, p.92) 德勒茲作為傅柯親近的學術友人，先見之明地掌握了傅柯在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概念之一。在論述傅柯的專著中，德勒茲著重生命權力多過生命政治，但是有提供生命權力作為生命的權力，尼采、史賓諾沙、傅柯三人對抵抗的觀點，是對生命政治的抵抗與生命的展現，德勒茲如何看待生命的潛能，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讀者可以在他逝後出版的《純粹內在》(pure immanence) 中可以繼續追究德勒茲的命題。
相較於德勒茲，英語世界傅柯導論專著能夠對生命政治的概念進行比較清晰的描述，要等到法蘭西學院講座陸續出版之後，尤其是英文版的，例如 2003 年《必須保衛社會》、2007 年《安全、領土與人口》、2008 年《生命政治的誕生》。傅柯生前並沒有對生命權力、生命政治、治理性這三個相近的概念進行非常仔細的區分。雖概念不完全相同，但許多許多論題之範圍重疊並延續。因此，我想透過幾位傅柯導論的學者對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這一組概念與其他慨念的區分，提供某幾種簡單的理解方式。
1985 年 J. G. Merquior (1985, p.121) 引用與詮釋《性史》中生命政治的段落：18 世紀開始，人口學家與政府首長們開始研究人口、賣淫以及疾病傳播的模式，性不再只是被評斷，也是被管理的東西。解剖學政治與生命政治，透過如心理學、醫學、與人口學，「懺悔的」身體如同社會關注與政治操作的對象被捕獲了。在 Merquior 書中，生命政治概括性的道德化與醫療化，又回到偏重個體與身體的層次，尤其是放在精神病學的脈絡中。
Barry Smart (1985; 2002) 從社會學的權力與知識傳統看傅柯。從權力與知識觀點來看，傅柯與社會學傳統中的韋伯、曼海姆或馬克思主義不同。他認為傅柯透過建立權力與知識的關聯，以及人類透過客觀化的方式成為主體的過程探索權力問題。在歷史的過程中，性的管理形成生命與權力絞接的技術與操作，而生命權力凌駕國家權力之上。前者不難理解，而第二點，Smart (1985; 2002, pp. 121-124) 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學者 Poulantzas 批評傅柯去階級、去國家的權力觀點。
Sara Mills (2003) 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傅柯的生命權力，他同意 Dreyfus and Rabinow (1986) 評論傅柯的生命權力時，解釋國家政府為何要積極介入人口與控制，是為了生產有效勞動力的個體。然而他認為生命權力不只與作為整體的人口有關，而且也是對性的歷史分析。他認為傅柯的分析重點挑戰了過去被接受的性認同觀點。在《性史》三冊中，傅柯回顧希臘以降對性的概念化，因此，生命權力的觀點也可以用在 19 世紀主流性論述的分析。
Gary Gutting (2005) 認為傅柯在性史最後一章似乎是要在性之外發展生命權力的意義。生命權力包含所有指導我們活著的權力形式，不僅只是性，還包含生物學的規範。他認為生命權力與統治生命的任務有關，在人體的解剖政治以及人口的生命政治兩個層次上運作。前者增補《臨床醫學的誕生》使醫療的政治意義更清楚。後者著重國家全體人口必須被保護、指導與促進。因此資本主義必備醫療與教育以保證合格的勞動力、透過種族主義確保人口淨化與存續、戰爭理論家的總體戰概念是整體社會人口而不只是戰鬥部隊而已。Gutting (2005, p.96) 認為傅柯研究現代的性歷史的計畫目的是為了擴展現代生命權力的歷史，如同他在 1970 年代末期關注醫療與精神病學的知識旨趣來自他對權力的新觀點，接續提出的治理性，也是針對人口的治理技術。然而 Gutting 企圖賦予生命權力概念在傅柯著作中的包攝性與置高點，但是沒有更多的資源去詮釋傅柯如何在人口這個層次上論述生命政治的運作。生命政治中人口學偏向的論述或探討，在《性史》2,3 冊中幾乎不見了，反而是研究古希臘的性與自我。Gutting (2005, p.100) 委婉地為傅柯辯解：「他應該是有預見一些更廣泛的計畫可以通過生命權力與自我形構來掌握性的歷史。但是在生命的末期，他似乎更加遠離性的歷史。」
Clare O’Farrell (2005) 認為從傅柯的著作年譜來看，規訓式權力主要出現在 1973-1975 年，1973 年法蘭西學院講座的《精神病理學權力》以及《規訓與懲罰》兩本著作中。1976 年的《性史》與《必須保衛社會》中啟用了生命政治一詞，傅柯強調這是一種新的權力，18 世紀的規訓只是權力的開端或者微觀且透過身體執行的一部分，一個分支。新的權力則是在巨觀結構的另一端運作，關注在管理全體人口的出生、死亡與健康。實際上運作的知識與技術包含個人衛生、公共衛生、生育控制與性，越來越精細的知識系統與管理，尤其是如何透過醫療與道德控制與管理所謂的「性」是最主要的部分。《必須保衛社會》中則是提到大屠殺與種族滅絕，也是生命權力的一體兩面。O’Farrell (2005, p.106) 舉出生命權力概念在傅柯作品中也只有存在短暫一段時間就被棄用，在 1978 年之後，傅柯就轉向治理性，再也不回頭了。而且即使在 1979 年法蘭西學院講座《生命政治的誕生》中也很少討論到生命政治。
Lemke (2011, pp.118-120) 從傅柯的著作出發，生命政治的概念並非難以捉摸或者無邊無際的蔓生。傅柯生命政治有幾個具有啟發的面向，其中，當代生命政治的政體如何搭載在個人身體與生物過程中？Lemke 建議：身體除了解剖學與生理的意義之外，也是信息網絡，同時也要對主體化 (subjectivation) 的形式進行分析。關於例如在科學、醫學、道德、宗教與其他權威指導下，並在社會認可的身體和性別配置的基礎上，主體如何自我增能的方式進行分析。
生命政治的概念，如果只是鎖定、質問生命政治的使用價值，其實可能不脫 1975-1978 三年間的三個講座以及一本出版。加上 1973-1974 年里約熱內盧的講綱，以及文集中的從傅柯的傳記來看，生命政治或者生命權力的概念又如何生成？參考 Didier Eribon, James Miller, David Macey 的傳記寫作，得知，從傳記作家所蒐集到的傅柯參照點並不太一樣。
Pierre Bourdieu 曾經盛讚過 Didier Eribon 的《傅柯》，在書封上寫到「那些希望獲得最深入了解米歇爾·福柯和他的作品的人，應該閱讀這本傳記，並盡可能仔細閱讀。Didier Eribon 基於個人與傅柯深交的直覺，以及從文件和採訪中收集的材料。他不僅生動、細緻地描繪一個神秘而難以捉摸的人，而且還對法國知識界及其所有儀式和戀物進行了徹底準確的描述。此書像本精彩小說一樣吸引我們的注意。」Eribon (1991, p. 271)「《性史》是一本小書…，其中速寫他對自由主義、人口管理，也就是「生命政治」的研究。論權利、法律與規範的這幾頁令人震驚，震撼的文句引起大量的評論。」Eribon 稍微簡述一下當時受到批評的句子是「權力來自底層」(power comes from below)，而 Eribon 幫傅柯辯解，對於傅柯的權力觀點不能斷章取義，應該要放在權力關係的迴路網絡中看待。除此之外，Eribon 認為生命政治的字眼雖然嚇人，但應該還是要回到《規訓與懲罰》的脈絡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性史》第一冊的最後一章出現的生命政治，與《性史》的另外一個對話對象拉岡的關係不大。很明顯地，生命政治並不在與拉岡的對話脈絡中。
David Macey (1993) 出版的《傅柯》同樣也是超過 600 頁的巨著，Macey 當時所蒐集的傅柯著作編年史對於後來編輯傅柯文集與法蘭西學院講座都提供了非常多的資源，Macey 勾勒傅柯的思想傳記與摘要法蘭西講座內容，當時已經接觸到許多尚未整理過的檔案，後來也翻譯了《必須保衛社會》，是英語世界最早出版的法蘭西學院講座。Stuart Elden (2018, p. 677) 提到相較於 Macey 的《傅柯》，自慚他的《早期傅柯》(The Early Foucault) 根本就不能夠叫做傳記。Macey (1993, pp. 502-503) 認為生命政治乃是從規訓權力過度到治理性的過度概念。性是權力的對象與目標，例如：健康、繁殖、人類的未來、社會整體的活力。知識與權力的運作圍繞著兩個端點組織起來：人類身體的解剖學政治以及人口的生命政治。傅柯只是在《性史》中大綱式的提出這個概念，主要是在法蘭西學院講座中幾度重返生命政治的概念。最後，在《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中，扼要地定義：生命政治是從 18 世紀開始，將一群人的生命被建構為人口的統治問題將之合理化的作為：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種族…。 我們可以意識到自 19 世紀開始，這些問題已經擴張並且變成政治與經濟的議題，「逐漸地，新的主題「治理性」正在成形。」(Macey, 1993, pp.503)
1993 年 James Miller 出版《傅柯的生死愛慾》，也是一本旁徵博引觸及傅柯在政治、左派、性經驗等生命歷程的傳記，然而談到生命政治一詞，Miller 認為雖然在《性史》出版時首次提出，但性如何變成知識與權力的對象，則放在規訓權力的研究中比較恰當。Miller 認為傅柯在《性史》最後一章確實企圖展開一種新的生命權力與政治，但是關於性的研究，後來的軸線是真理與自我，而不是權力。Miller 提到做採訪時，受訪者表示傅柯在課堂上發展這個問題意識時看起來很痛苦，隨後《安全、領土與人口》的法蘭西學院講座就提出治理性來取代生命政治，也就是他並沒有繼續發展這個概念。最後，生命政治的問題意識，在《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一開始，就結束了。(Miller, 1993, p.299) 三位傳記作家在90年代中期出版的傅柯傳，分別提到了傅柯對生命政治概念的棄用。後來在法蘭西學院講座出版後，字裡行間，也解讀得到類似的意味。
4. 生命政治的歷史：Ian Hacking 生命統計史的補充與商榷
生物學史 (bio-history) 畢竟不是生命政治史。當然，傅柯也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是一個歷史編纂學家，也就是透過史料重建對歷史發展的解釋。所以，若以傅柯的社會思想史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來看歷史，千萬不要拿歷史學家的斷代或分期的標準對待傅柯，太苛刻了。但是畢竟為了更了解傅柯的生命政治是否真有其歷史，這一段我想透過 Ian Hacking 的人口統計史的科學史進行增補。Hacking 是第一位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英語系學者，講座 (2000-2006) 名稱哲學與科學概念史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tific concepts)。
Hacking (1990, pp. 21-22)《征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 反對傅科在《性史》第一冊的第 140 頁，將蘇斯米希 (Süssmilch)，一個牧師，私人從事統計事業，視為傅科所謂的生命政治學 (biopolitics) 舞台上的演員。他出版的「神授法則」（1741, 1747 and 1775-1776 三個版本），有很多人口管理的評論，他認為傅柯並沒有深究這些著作的意義；還有，馬爾薩斯 Malthus 在 1789 年出版的人口論，其中一個結論是：窮人應該少生孩子，否則只有自討苦吃，以及德國在七年戰爭 (1757-1763) 年之後因為人口不足，對於人口進行區分的生命政治。他們搞出種種綜合措施、統計評估和干預手段，其目的在於把整個社會體或群體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所以這些跟生命政治的關係有那麼直接嗎？
Hacking接著反對生命政治與解剖政治的對立，生命政治學和解剖政治學是一對孿生子，後者的焦點在於身體，前者在於生物過程：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準、平均壽命和長壽。他也反對傅科聲稱生命政治始於十八世紀，他認為在西方文明中，生命政治在十八世紀甚至更早就非常盛行。(Hacking, 1990, p. 22)
Hacking (2006, p. 102) 在《機率的誕生》(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中指出在 1603 年，倫敦每個星期都統計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這是最早官方的生命統計資料。到了 1671 年，年金的資料才由 John de Witt 進行嚴肅的分析，Hacking 認為從此之後，人口的統計就開始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此結合當然還不能算是生命政治的技術學，但是這時候發展出來的對統計資料的嚴肅分析顯示出一點，年金中已經具備調節的概念，因為人口統計是和職業分佈、死亡率、商貿統計一起量化來計算。1662 年，英國的政治算數 (Political Arithmetic)。始於約翰・格勞特 (John Graunt, 1620-1674) 與威廉・佩第 (William Petty, 1623-1687) 是最早使用人口統計資料來進行政治計算的人（Süssmilch 稱 Graunt 為統計學的哥倫布），為什麼沒有人更早這樣做呢？在中世紀，法國和英國就透過教會以及教區來進行人口統計，但是問題在於人口統計的資料對於封建社會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一個稅收建立在土地和耕種的社會，根本無須關心到底有多少人。
從英國的例子來看，早在 17 世紀，生命的統計就已經不單純只是為了計算人口，而是為了一個財政的標準和另外一套跟存活無關的生命計算。死亡率跟真的死亡可以沒有關係，只跟國家財政的計算有關。例如，人口的多寡不是一個靜態的量，而是由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紀錄所組成，組成的方式也不是當年的加減，而是對未來人口組成的計算。例如女嬰兒的出生率與婚姻的計算有直接關係，但是相距可能 16 年，而婚姻又與下一代的出生人口計算有密切關係。國家對人口的控制，不是透過控制活著的人，而是透過計算未來的人口組成進行調節的。例如，在英國，1825 年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種類的有關疾病的定律，但到了 1840 年，各種刊物充斥著根據性別、居所、 疾病和職業分類的定律。(Hacking, 1990, pp.47-54)
傅科 (2000, p.156) 在〈公眾健康的誕生〉的註釋提及 George Rosen 的公共健康史研究來說明公眾健康的誕生。Rosen 在 1953 年與 1958 年的研究早於傅柯，他認為所謂的人口計算始於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傳染病流行的時候，但是此時人口的統計並沒有被應用到健康的問題。當時所謂的政治算數是一種把與理性計算的藝術運用在政府有關的事物上。(Rosen, 1993, p. 87)
Hacking (1990, pp.16-26) 不盡然反駁傅柯所有主張。例如，普魯士(德國)的例子與傅科在〈公眾健康的誕生〉一文中相近。普魯士的統計學與國家學的關係，作為生命計算與國家統治發展史的例證。在普魯士的例子，生命政治的起源與傅柯類似。18 世紀，在日耳曼地區，統計學被官方所使用在人口控制上面，開始具有國家學的意義，此時，也正是普魯士邁向德意志帝國之路途中。因為從統計當中發展出新的指標，如種族、階級、等等，這些新指標正是與戰爭、 種族屠殺、階級衝突有密切關係。 從 18 世紀到 19 世紀，統計學沒有停滯，一步一步地從出生、 死亡、婚姻，向疾病、犯罪、性、和道德領域邁進。當統計學在法國被運用在計算道德秩序之時，統計中常數的概念也就開始與正常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結結實實的政治技術。
Hacking (1990; 2006) 帶著強烈的科學史關懷，他認為 17 世紀的統計學所代表新生命政治比傅科早一個世紀，參考點是概念史，但統計何時可能具有「干預」生命的政治作用力？統計技術被國家大量運用在人口健康上面，作為一種政治干預，是在 18 世紀以後的事，但是，英國的壽險與保險金的計算代表生命政治又早於 18 世紀就誕生了，所以怎麼理解才好呢？顯然，Hacking 不同意傅柯對生命政治帶著一種結構功能論的看法，套套邏輯地運用在解釋生命政治的興起與出現，他一貫的建構論式科學史的態度，認為應該是概率 (probability) 的計算先出現，然後才被運用在人口統計和人口政策上面；壽險計畫應該建立死亡率和生命的期望值上，但實際的知識與權力運作的迴路，則是政治算數與年金的計算根植於概率的研究當中，並且在人口政策中被充分地發展。《馴服偶然》回溯到 17 世紀中葉英國的政治算數與年金的問題，進而寫 18 世紀的德英法的國家統計史，作為生命政治的參考很有價值。
5. 生命政治與當代思想家：Negri and Hardt, Agamben, Esposito
「在西方世界之外，飢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比起微生物學誕生之前，人類面臨的生物學風險可能更大，當然也更嚴重。但是，當人類的生命被押注在自己的政治戰略上時，稱為社會的「現代性門檻」(threshold of modernity) 的東西已經到來。幾千年來，人仍然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具有能力成為政治存有的動物；而現代人是政治將他作為生命的存有變成問題的動物。」(Foucault, 1990, p.143) 這一段開啟了傅柯的生命政治在政治哲學或思想的對話性，也是本段接著要談的主題。
Negri and Hardt (2000) 認為伴隨全球市場與生產流通生成一種新的全球秩序，換言之也是一種新的主權。因此所謂「帝國」(empire) 不只是隱喻而已，而且是有效調控全球交換的政治主體，也是統治世界的主權權力。雖然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過去的民族國家主權逐漸式微，但兩位作者並不認為主權就會因此瓦解。而是伴隨新的經濟與社會的生產及交換，主權以新的形式，以一系列國家與超越國家的有機組合構成。而 Negri and Hardt (2004) 的後繼作品《諸眾》(multitude) 則是新的政治工作，也是當代政治與社會思想高度關注的概念。例如諸眾如何可能成為新的革命主體？概念所指涉的對象帶來新的解放與自由可能性。諸眾不同於人民 (the people)、大眾 (the masses) 工人階級 (working class) 的概念，諸眾是開放、納入的概念，不只是經濟生產，而且是更普遍的社會生產。例如溝通、社會關係、生活方式的生產，而最直接關係到的是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帶著多樣性與傳播網路之新連結。
Negri and Hardt (2000) 的《帝國》對於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有褒有貶。他們不同意傅柯的生命政治與生命權力都是用來表達主權權力的干預與管制。他們認為生命政治應該是種對抗帝國的政治，生命權力是來自底層的諸眾近用的權力，這個觀點受到德勒茲與瓜達里的影響比較大。兩位作者在帝國中回應傅柯在 20 年前的概念，他們認為受益於生命政治的脈絡，可以拋開過去的研究只能再現新的帝國權利及帝國秩序，而無出路的無力困境。生命政治的典範架構分析，可以捕捉生命權力的所有物質性面向，捕捉生命政治的生產性與動力。(Negri and Hardt, 2000, pp.26-27) 但是兩位作者也認為，若是深究傅柯的生命權力與控制社會就會發現傅柯的弱點是論證生命動力與生產動力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我們如果問傅柯誰或者什麼驅動體系或者誰是『生命」(bios)』，他恐怕是說不出口的，或者根本無話可說。傅柯最終還是難以捕捉生命政治社會的生產動力。」(Negri and Hardt, 2000, p.29) 生命政治是《帝國》觀看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典範，作者們不同意的是傅柯並未提供革命的生命政略，「所以如何在生命的權力與政治組織之間建立關係，包含、社會、經濟以及活生生的生命都在此新世界中體現，這是生命政治的組織結構為諸眾的實踐開啟了制定權力的大門。」(Negri and Hardt, 2000, pp.405-406)
傅柯認為透過死亡體現權利是古代君主王權關心的問題。近代的的生命政治使得死亡變成一個非事件 (non-event) 之外逐漸地被邊緣化。但是阿岡本 (Agamben, 1998) 的 Homo Sacer 卻認為認為生命在政治和主權決斷 (decision) 下變成裸命 (bare life)。相較於生命政治或者常態，死亡一直都是主權決斷最重要的一部份。阿岡本在生命政治上的討論與關懷與傅柯正巧背道而馳。
Agamben (1998) 在 Homo Sacer 一書，運用史密特 (Carl Schmitt) 的主權理論和傅科的生命政治構築一個生殺大權的主權 (Sovereignty over life and death)。藉由「例外」(exception)、「不值得活的生命：裸命」(life unworthy of being lived: bare life) 兩個概念重新關照死亡這個問題。主權是決定例外狀態，例如戰爭、戒嚴等等。對於生命而言，死亡是個例外狀態。只有主權才能決斷何者該死，也是主權行使決斷的範圍。Agamben 有別於傅科，傅柯是把監獄當作現代社會的原型，而 Agamben 把集中營當作生命政治的典範，集中營決斷了誰不值得活。生命政治變成死亡政治 (thanatopolitics)，所謂「裸命」變成生命政治內在的核心。因此，在司法審判下，死刑或者無期徒刑，誰該死？怎麼死？醫學上腦死的標準怎麼做？或者失蹤人口的死亡判定？這是屬於司法與醫學的範疇。裸命是生物性存活的死者 (biologically alive dead) 該如何處置的相關問題。不同於司法與醫學，但是卻剛好可以看到現代生命政治在生死邊界這個模糊空間的建構一個無人空間，不是沒有人，而是在這狀態下的人都可能成了不值得活下去或者可殺的裸命。
在 Agamben (1998) 之 Homo Sacer 書中的「不值得活的生命」(Life that does not deserve to live)、人體實驗 (VP) 以及政治化死亡 (politicizing death) 三章中，分別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進行了一個安樂死計畫 (euthanasia program) 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的集中營內部的人體實驗以及哈佛醫學委員會的腦死判定。這三章突顯了死亡政治中醫學和科學的面向，Agamben 並無意將這三章中談論的問題當作是世界大戰的特殊處境，而是將這三者當作現代生命政治的典範。Agamben 認為現代性的特徵：生命政治的地平線，也就是死亡，一度只有君王才能夠穿透的無人之域，現在換成醫生、科學家和法官。
現代社會的誕生之於傅柯可以說是一種正常化 (normalization) 的歷史過程。因此可以進一步從死亡如何被常規化的角度來考察不正常死亡的問題，但是我們面臨一個傅柯式分析的難題，不正常死亡不同於不正常的人，不正常的死亡不能被矯正，不能被恢復常態。所以照理說，死亡應該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性最無需在意的，因為死亡意味著勞動力的缺無，死亡無法生產任何活生生的東西。但是死亡並非資本主義認為的不生產，反而死亡不斷地生產，它生產意義、恐慌、動亂、失序、傳染病、年金、衛生問題。所以，現代性死亡的特質中展現出來的隔離與排除、調節與控制，就形成了生命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環，同時也被傅柯的生命政治的命題忽略：對死亡的控制。
當代生命政治的研究受到 Agamben 的 Homo Sacer 影響，開始思考生命政治的一體兩面，可能是主權的死亡權力或者更詳備的死亡政體才是傅柯的生命政治的啟示。所以，死亡的權力系譜學是什麼？死亡隸屬於那一個知識系統？被那個知識系統所操縱？生命政治的技術開始以死亡為關照點，從死亡政體的面向展向出其特殊性來。
Esposito 在〈生命政治之謎〉一文中指出，生命政治不是傅柯首創，生命政治這個術語首次出現在 20 世紀初。Esposito 指出的，最重要的參考文獻是 Karl Binding 的 Zum Werden und Leben der Staaten (1920)、Eberhard Dennert 的 Der Staat als lebendiger Organismus (1920) 和 Edward Hahn 的 Der Staat, ein Lebenswesen (1926)。所有這些文本都從生物的角度來解釋和定義狀態 (Esposito, 2008, p. 16)。但瑞典政治理論家魯道夫．凱倫 (Rudolph Kjellén) 在其 1920 年出版的《政治制度綱要》(Grundriss zu einem System der Politik) 中引入了生命政治一詞。「這種張力是生活本身的特徵。 . .促使我為這樣一門學科命名為生命政治學，它類似於生命科學，即生物學。……以這種方式命名它也表達了社會對生活規律的依賴，並且最重要的是，將國家本身推向了仲裁者或至少是調解者的角色。」（引自 Esposito, 2008, p. 17）換句話說，Kjellén 沒有將國家定義為法律和社會契約的產物，而是將國家視為一種「生活方式」(living form)，一種有機體的概念。
第二個生命政治理論的來源是比較生物學，Esposito 指的是 Jacob von Uexküll 的 Staatsbiologie: Anatomie, Physiologie, Pathologie des Staates (1920)，其中國家在生物學術語中被定義為具有特定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身體。 國家的病態是：國家（這裡理解為德國國家）的身體被「寄生蟲」穿透，應該由國家醫生根除。 在這方面，Uexküll 書中的生命政治修辭預言了十年後會出現的納粹國家理論。(Esposito, 2008, p.17)
最後是英語系世界的 Morley Roberts 的生物政治學：社會和軀體有機體的生理學、病理學和政治學論文集，1938 年在倫敦出版。 羅伯茨將國家描述為一個有機體，將國家的防禦裝置與身體的免疫系統進行了比較。正如身體的免疫系統排斥外來因素一樣，國家也應該排斥另一個種族的威脅因素。 因此，羅伯茨的書預測了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利用的種族主義生命政治。(Esposito, 2008, p.18)
Esposito 的貢獻在於與傅柯商榷生命政治概念史的起源，並非針對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有誤而攻擊傅柯，Esposito 創造了一個 bios 的哲學式討論的空間，並在與傅柯的對話中發展出屬於他的新哲學：免疫政治。
當代的傅科研究是一個龐大的學術生產事業，不論是英語、法文、德文的研究能量都相當驚人。 2022 年 4 月 5 日由 Worldcat 全球最大的網路圖書目錄搜尋 Michel Foucault，統計還不包括引用傅柯的期刊論文或可取得的檔案，以書籍形式的各種語言出版品的有 17935 件。1990 年後每年都以 100 條以上的書目速度在生產印刷書籍，2000 年過後，每年的傅柯的印刷出版書籍就超過 300 件。當然其中有同一本書的不同地區版本與譯本。縮小一點看，搜尋統計得到的生命政治書目，英語系的出版書籍有 1522 本，其中直接與傅柯相關的有 293 本。其中包含許多新編的傅柯讀本、批判評論、超越傅柯等，如 Falzon, O’Leary and Sawicki (2013)、Campbell and Sitze (2013)、Prozorov and Rentea (2017) 等可以參考。也包含新的世界局勢對於生命政治的新思考，例如戰爭與種族問題。也有生命政治框架中繼續延伸發展的議題，例如：健康、生物倫理、生物科技、性別、身體研究，還有沒有被傅柯文本觸及的文學、媒介以及生態學的議題。這些主題與內容的展開，代表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具有其獨自的生命與發展，在人類的知識領域繼續流通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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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
1. 傅柯研究的資源匯集與整理
[https://michel-foucault.com/](https://michel-foucault.com/)
2. 傅科中心
[https://centremichelfoucault.com/](https://centremichelfoucault.com/)
3. 線上期刊 (Foucault Studies)
[https://rauli.cbs.dk/index.php/foucault-studies/index](https://rauli.cbs.dk/index.php/foucault-studies/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