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特定權利 (specific rights)
2.2 酌情決定權 (discretionary rights)
2.3 權利集合 (right-packages)
2.4 權利類型 (right-categories)
2.5 權利名稱 (right-names)
筆者將范伯格對於「訴求的衝突」的觀點整理如下：
首先，范伯格指出當人民提出法律訴求時，常常與他人的訴求發生衝突。范伯格認為究其原因在於「提出訴求」僅是「提出相關理由以要求某事物」，而這可以「提出觀點」(having a point)、「提出控訴」(having a complaint) 或「提出案件」(having a case) 來理解；並且，訴求可依據立論強弱而有程度之別，而立論薄弱的訴求將不受法律認可。因此當兩個人的訴求同時要求同一個事物時，兩者的訴求便發生衝突，並且法律不可能兩者皆認可，而必須做出裁定：兩者皆值得進一步聽審、兩者皆是無效訴求或僅其中一方的訴求有效。(Feinberg, 1973: 68)
接著，范伯格指出訴求間的衝突並不會構成問題；然而，若兩個相互衝突的訴求皆被法院判定為有效訴求，便會構成問題。至於「有效訴求間的衝突該如何處理」此一問題，筆者將於本文第三節再介紹范伯格的回應。(Feinberg, 1973: 68)
如前一節所述，范伯格認為訴求的衝突並不構成問題，而真正構成問題的是：當兩個相同的訴求皆被法律認可為有效訴求。例如：法律同時承認某人 A 對某特定 10 畆田（X）的排他擁有權，也承認另一人 B 對 X 也享有同樣權利。(Feinberg, 1973: 69)
接著，范伯格認為為了處理權利衝突的問題，我們必須針對權利的普遍性 (generality) 加以區分。范伯格將權利分為5種，筆者將依次介紹。(Feinberg, 1973: 69)
范伯格認為特定權利為具體指出某特定的人於何時、何地可以採取某行為或擁有某事物的權利，並且是普遍性最低的權利。例如：某人 A 有權於投票日的投票時段投給候選人 B；某人 C 有權擁有自己口袋裡的皮夾；某人 D 有權在自己家喝得酩酊大醉。(Feinberg, 1973: 69)
2.2 酌情決定權 (discretionary rights)
范伯格認為酌情決定權是指不受法律義務強制做或不做某行為 X，而可自行決定是否做 X 的權利。此外，酌情決定權的普遍性高於特定權利，並且特定權利為酌情決定權的個例。例如下列權利都是酌情決定權：某人 A 有權於投票日的投票時段投給候選人 B 或任何候選人；某人 C 有權擁有隨意處置自己的現金；某人 D 有權決定自家的事務；某人 E 有權搭飛機到任何地方；某人 F 有權在任何宗教的教堂做禮拜。(Feinberg, 1973: 69)
並且，范伯格指出酌情決定權的普遍性，依據 a. 權利保障的選擇範圍與 b. 權利保障的選項多寡，也有程度之別。a 如：「某人 A 做某事的權利」比「某人 A 說某事的權利」的普遍性更高，因為說某事只是做某事的其中一種；
b 如：「某人 A 可選擇 X、Y 或 Z 的權利」比「某人 A 可選擇 X 或 Y 的權利」的普遍性更高，因為前者提供的選項數量較多；例如：「某人 A 有選擇任何車種的權利」比「某人 A 有選擇國產車的權利」的普遍性更高。(Feinberg, 1973: 70)
此外，范伯格認為酌情決定權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某人 A 不僅有選擇的權利也有不作任何選擇的權利。例如：A 有到任何教堂禮拜的權利，且 A 也有不到任何教堂禮拜的權利；A 有投票給任何候選人的權利，且 A 也有不投票給任何候選人的權利。(Feinberg, 1973: 70)
范伯格認為不同的酌情決定權，時常因為都與特定活動或主題相關，而組織起來，並冠上一個共同的名字，在此情況下該組酌情決定權即為一個權利集合。例如：公平審判權 (right to a fair trial) 包含傳喚辯護證人的權利、不自證其罪的權利、交叉審問的權利等其他與審判相關的權利；而公民權 (civil rights)包含投票權、使用公設的權利等等。(Feinberg, 1973: 70)
范伯格認為當特定權利、酌情決定權與權利組保護的利益 (interest) 相同而歸為同一類權利時即為權利類型。如：對人權 (personal rights) 保障的利益是相對於對物權 (property rights)；而公民權 (civil rights) 保障的利益是相對於經濟權 (economic rights) (Feinberg, 1973: 70)
范伯格認為權利名稱皆以「X 的權利」或「X 權」(The right to...) 的形式表述，並且權利名稱可以適用於酌情決定權（如：傳喚證人的權利、自行選擇去什麼教堂做禮拜的權利），也可適用於權利集合（如：公平審判的權利、自由信仰的權利）及權利類型（如：生命權、財產權）。(Feinberg, 1973: 70)
除此之外，范伯格指出當人們要指引理想、表達盡可能地維護特定人類價值（如：生命、自由、財產、所有物）時，也會以「理想或價值+權」此一權利名稱的方式表述，范伯格稱此類權利為理念權利 (ideal directive right)。並且，范伯格提到諸如宣言、憲法、哲學討論提及的古老的偉大權利（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與追求幸福的權利），雖以權利名稱稱呼，但其實是理念權利，且不應理解為特定權利，而應視為一個理想、模糊的概念，它指引人盡可能地維護相關的價值。(Feinberg, 1973: 70-71)
於本節筆者將介紹范伯格區分的兩種權利衝突：普遍權利 (general right) 的衝突以及特定權利的衝突。范伯格認為需要認真看待的是特定權利的衝突。
筆者將范伯格對於普遍權利的衝突之觀點整理如下：
首先，范伯格認為普遍權利若以理念權利來理解，便不難發現單一普遍權利內部可能具有衝突（如：在戰場上，軍人們的生命權彼此衝突；在尖峰時刻，通勤者的移動自由權彼此衝突），而相異普遍權利之間也可能有衝突，如：
例1：在疫情期間，政府為防止病毒擴散而隔離特定區域的決策，可能產生生命權與自由權的衝突。
例2：在饑荒時期，某人A的生命權可能與某人 B 囤積食物的權利（B 的財產權）產生衝突。
例3：當某人 A 移動大型建物經過 B 的領地造成道路阻塞或無法避免地侵入 A 的領地時，A 的自由權可能與 B 的財產權產生衝突。(Feinberg, 1973: 71-72)
然而，范伯格認為上述普遍權利由於定義十分模糊、具有彈性，因此若上述權利產生衝突，便較可容忍。此外，若產生衝突的權利為理念權利，則由於理念權利僅具指引作用，衝突發生時可各取所需、互相調適，盡力維護理念權利所倡導的利益，如此一來，我們便可消弭衝突，且不犧牲任何一方。(Feinberg, 1973: 72)
相較之下，范伯格認為特定權例的衝突是較嚴重的問題。當兩個人同時對同個物品皆能夠有效聲明可排他使用，則兩者的聲明並不能夠皆為權利，因為上述權利無法使得雙方承擔相對應的義務。范伯格認為若發生上述衝突，則有效聲明就會自動縮減為自由——兩者皆有盡力排除對方取得某物的自由，且國家不干涉。然而，當上述衝突很演變為暴力爭鬥，則一個文明的社會便不會容許。(Feinberg, 1973: 72)
接著，范伯格認為為了避免上述特定權利的衝突，法庭通常會重新定義權利的界線（藉由加上例外條款或在權利中找出隱然條款）使衝突的權利彼此可相容。不過，范伯格認為如此一來，權利將逐漸變得相當複雜，且權利的邊界為了因應衝突，將隨時變動。對此，范伯格舉例如下：
設想一個發展初期的法律系統，該系統承認每個人都有任意揮舞手臂的權利，以及每個人都有不被打鼻子的權利。然而，A 揮舞手臂打中 B 的鼻子，將使得 A 與 B 的權利發生衝突。在此情況下，法庭將會審慎追溯立法的初始動機或重新根據利益衡平原則創造新的法律。在上述情況中，鼻子不痛、不受傷的利益加上免除醫療資源耗費的公眾利益，顯然比自由揮舞手臂的利益更重要。據此，新的法律將會限制自由揮舞手臂的權利，並維護不被打鼻子的權利。(Feinberg, 1973: 72-73)
儘管如此，范伯格認為雖然隨著法律系統的演變，權利的邊界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動，但是越往權利的核心，變動將減少並趨於穩定。(Feinberg, 1973: 73)
於本節筆者將介紹范伯格如何回應「當權利發生衝突時，我們該如何解決？」此一問題，並介紹兩種權利理論：「初步權利理論」(prima-facie rights theory) 與「絕對認可之權利理論」(uncondi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s theory)。
筆者首先介紹范伯格如何回應「當權利發生衝突時，我們該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如下：
首先，范伯格指出權利衝突有以下特性：我們不可能在權利衝突發生之前，預先精準、清楚地劃定權利的範圍，而總是在衝突發生之後再為之因應、調整權利範圍。(Feinberg, 1973: 73)
為理解權利衝突，范伯格指出：「初步權利理論」是常見的理論之一。筆者將范伯格討論的初步權利理論的重點整理為以下3點：
1. 權利都是暫時的 (provisional)：當出現某些必要情況，權利可隨時撤銷或授予。
2. 沒有權利是絕對的 (absolute)：當衝突發生時，任何權利都有可能被撤銷。
3. 最佳理解權利的方式是將「A 擁有 X 的權利」理解為「A 擁有 X 的權利，除非更強而有力的主張 Y 出現」；而「除非…」此一附帶條款，時常無須言明而是隱然承認。(Feinberg, 1973: 73-74)
然而，范伯格認為初步權利理論將產生問題，其問題在於：若權利僅是暫時的，那麼我們便會對「擁有某一權利」抱持懷疑的態度；且若是如此，權利便不再受到堅若磐石的保證；此外，在此情況下，「擁有某一權利」便只是基於某特定情況、特定時間而來的假定 (presumption)。
對於上述暫定的權利，范伯格稱之為初步權利 (prima-facie right)，而與之相對的是絕對權利 (absolute right)，即無條件 (unconditionally) 擁有的權利。(Feinberg, 1973: 73-74)
接著，范伯格舉例說明初步權利理論將如何看待言論自由權。筆者整理如下：
人們擁有言論自由權，當且僅當，沒有更棘手的權利衝突發生。當沒有更為棘手的衝突發生，在此情況下，言論自由權便為絕對權利。然而，一旦情況改變、更棘手的衝突出現，那麼言論自由權便不再是絕對權利，而是弱化為初步權利。換句話說，初步權利會依情勢不同，時而受到認可而為絕對權利，時而遭到駁回而僅是初步權利。然而，唯一不變的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們都擁有初步權利。(Feinberg, 1973: 74)
根據上述對於初步權利的理解，范伯格指出初步權利理論將有以下問題：一旦將權利視為初步權利，將使得擁有訴求 (having a claim) 與擁有有效的訴求 (having a valid claim) 失去區別，這顯然不言之成理——訴求僅是依據論證強弱而有程度之別，然而「有效的」(valid) 訴求，則是全有全無的概念。此外，一旦將權利視為初步權利，也將使得權利與特權 (mere privilege) 失去區別：權利將變得和特權一樣，皆可依不同情況隨時撤銷，這顯然也不言之成理。(Feinberg, 1973: 74)
有鑑於初步權利理論的以上種種困難，范伯格提出另一個理解權利的方式如下：藉由區分認可 (recognition) 與執行 (enforcement) 來解決上述問題。筆者稱之為「絕對認可之權利理論」，並整理如下：
首先，范伯格認為當兩權利發生衝突時，政府雖可能無法承諾雙方皆無條件的執行，然而對於權利擁有者雙方是否擁有此一權利，依舊可給予無條件的承認。(Feinberg, 1973: 74)
接著，范伯格認為「絕對認可之權利理論」的優點在於：其保證了權利如同財產 (property)，為我們穩定所有，且具有不隨突發衝突而隨時變動不拘的核心特質。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某人擁有權利 X」可能被合理侵犯 (justified infringed)，但「某人擁有權利 X」此一事實仍不受動搖。(Feinberg, 1973: 74-75)
最後，筆者介紹范伯格為「初步權利理論」提出一個看似可能避免上述問題的修正版本如下：
范伯格認為當權利發生衝突時，權利擁有者 (X) 可能無道德上可證成的理由行使既有權利 A，或他人可有充分道德理由不予理會權利 A，但 X 仍擁有權利 A。(Feinberg, 1973: 75)
對於上述初步權利理論的修正版本，范伯格指出有人可能會提出質疑：若他人可以不給予權利擁有者 (X) 應得的權益，便是認同他人可以不正當 (unjustly) 對待 X。然而，范伯格認為修正版本正是捕捉到現實生活中道德與正義兩者無法和諧一致的現象，以及「不正義是無法避免的」此一事實；而原版的「初步權利理論」則否認上述事實。(Feinberg, 1973: 75)
並且，范伯格認為原版的「初步權利理論」否認上述事實，將會助長不正義，並使得我們在面臨不正義的情況時（即使是得以證成的不正義情況），根本不會採取尊重、為難、歉意等態度。(Feinberg, 1973: 75)
最後，范伯格補充說明如下：支持「初步權利理論」的哲學家也許會說「初步權利理論」不適用特定權利與酌情自決權，而是適用於理念權利。然而，范伯格認為上述論點將對「初步權利理論」構成致命威脅，因為這將使權利成為假定、變動的概念。(Feinberg, 1973: 75)
於本節筆者將介紹范伯格論「跨類別的衝突」如下：
首先，范伯格提出一個問題：若出現相互衝突的權利，法律系統該如何取得和諧一致？對上述問題，范伯格的回應是：當權利衝突發生，我們通常是藉由制定政策 (policy) 來調和權利衝突時的利益分配。例如：政府規定所有車輛均可通行十字路口，且紅車均優先於藍車通行。若是如此，則藍車便有一個普遍權利 (general right) 通行十字路口，除非紅車也要同時通行；在此情況下，藍車的權利僅是次於紅車，並未與紅車的權利發生衝突。(Feinberg, 1973: 76)
接著，范伯格討論牽涉到多種利益競合、更為複雜的權利衝突情況。首先，范伯格指出不僅不同種類的利益難以在同個座標尺度取得優先排序，並且即便是同種類的利益也依據利益持有者的個別情況不同，而難以衡量利益輕重。在此情況下，范伯格認為需以謹慎的態度重新檢視不同種類的利益該如何衡平。(Feinberg, 1973: 76)
接著，范伯格以人身權 (personal rights) 與財產權 (property rights) 的衝突為例，說明不同種類的權利發生衝突時，難以以單一普遍規則清楚二分的情況。筆者整理如下：
范伯格首先指出：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人身權與財產權發生衝突時，人身權總是優先於財產權；然而，我們也可輕易設想出推翻此一規則的情況。例如：夫婦 X 的鄰居有權使用自家花圃（財產權），而夫婦 X 有自由做愛的權利（人身權）；然而，夫婦 X 並沒有在鄰居的花圃做愛的權利。在此情況下，人身權並不優先於財產權。(Feinberg, 1973: 76-77)
此外，范伯格認為就算將單一種類權利中的個例分別計分、加總後得出整體積分，並將不同種類的權利的整體積分依高低排序，此種方法也無法適當地解決不同權利的衝突，理由是：不同種類的權利無法涇渭分明，不同種類的權利其個例總有彼此穿插分佈的情況。范伯格將上述不同種類的權利其個例彼此穿插分佈的情況，以「人類無法以種族、性別、階級標定其智力、體力、抗病能力優劣」的情況類比。(Feinberg, 1973: 77)
然而，范伯格認為藉由將個別權利加上明確的例外情況，便可解決不同種類的權利衝突，范伯格稱此種「將個別權利加上明確的例外」的情況為「負擔義務」(encumbrances)，例如：X 做 A 的權利與 Y 做 B 的權利衝突；然而，若將 X 做 A 的權利修改為「X 有做 A 的權利，當 X 做 A 的權利不妨礙 Y 做 B 的權利」，則 X 做 A 的權利與 Y 做 B 的權利的衝突便可化解。(Feinberg, 1973: 77-78)
接著，范伯格舉例如下：當 1964 年民權法案 (Civil Right Act) 通過，使得餐廳業者的財產權限縮為「產權所有人 X 有權利驅趕他人 Y 佔據、使用所屬財產，除了產權所有人 X 將其財產申請為營業之用」的情況。藉由此種加入明確例外的情況，便解決了「X 的財產使用權」與「任何人 Y 有在合法的飯店住宿、用餐的權利」二者的衝突。(Feinberg, 1973: 78)
最後，范伯格指出上述「藉由限縮權利、重劃權利邊界，來化解權利衝突」此一方式，與初步權利理論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前者是藉由加入明確且有限的例外情況限縮權利，而後者則是將權利加上無限且不特定的例外條款，使得權利一旦面臨更緊急的情況或權利衝突，原先擁有的權利便可輕易被駁回。(Feinberg, 1973: 78-79)
於本節筆者將介紹范伯格論「絕對的憲法權利」如下：
首先，范伯格指出憲法保障的權利（特別是憲法第一修正案）是否該理解為絕對權利，是近來備受爭議的問題。對此，范伯格將分別探討絕對主義 (absolutism) 與反絕對主義 (anti-absolutism) 的觀點。(Feinberg, 1973: 79)
首先，范伯格舉大法官雨果・布雷克 (Hugo Black, 1959) 為絕對主義的代表，指出 Black 認為絕對權利即為沒有任何法律可以逾越，是完整、沒有例外且無條件的權利，如：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Feinberg, 1973: 79)[1]
接著，范伯格舉大法官菲立克斯・法蘭克福 (Felix Frankfurter, 1951) 為反絕對主義的代表。法蘭克福認為根本沒有絕對權利（即便是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並非不變的教條；當權利衝突時，可採取利益衡平原則：所得利益重大的權利應優先保障，而所得利益較輕的權利，便可被侵犯。(Feinberg, 1973: 79-80)[2]
對於上述衝突，范伯格認為我們必須先釐清何謂絕對權利。范伯格指出區分「權利的範圍」(a right’s scope) 以及「權利的負擔義務」(a right’s degree of incumbency) 便可化解混淆，因為絕對權利並非是指「無限制範圍的權利」，而是指「法庭無條件尊重該權利的義務並實際執行（無論該權利是否負擔義務）」。
接著，筆者介紹范伯格對於「權利的範圍」以及「權利的負擔義務」的討論如下：
范伯格認為絕對權利並非沒有範圍限制的權利，如：言論自由並非保障在任何時空、表達任何內容的權利，否則毀謗、詐欺、煽動犯罪等法律便不可能。若是如此，絕對權利其實包含許多隱然的例外條款（即負擔義務），並且隨時代更迭，其他例外條款的加入，也使得權利的邊界越來越清晰明確，即便仍偶有處於權利邊界、尚具爭議性的情況，也是如此。(Feinberg, 1973: 80)
若是如此，范伯格認為絕對權利並非是指，權利保障的範圍無限」（如：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一定不是所有言論），而應該是指「法庭將無條件尊重權利的義務與執行」。(Feinberg, 1973: 80)
並且，范伯格強調：一個附有例外條款的規則本身可以是沒有例外的。例如：法庭可以判斷某言論是否落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內；若該言論確實落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內，則法院必須無條件予以尊重且強制執行。(Feinberg, 1973: 80-81)
接著，范伯格認為倘若某言論落在言論自由的權利邊界上，則此時法院方能以釋憲或衡平利益來決定該言論是否應受言論自由保障。而若經法庭判定該言論應受言論自由保障，則爾後法院必須無條件予以尊重且強制執行——無論再與什麼公眾利益衝突，法院都不得以利益衡平原則重新秤量。(Feinberg, 1973: 81)
范伯格認為上述方式即可用來定義何謂絕對權利：此一方式只適用於歷經多種權利衝突的權利，並以隱然或明確的例外條款來訂立權利邊界的成熟法律系統。此一方式預設了：無論權利的邊界多麼模糊，任何權利都有一個清楚明確的核心，而且該核心是永久、無條件地確立，不受邊界的例外條款約束。例如：加入宗教團體、參與教堂禮拜等活動皆屬於信仰自由的權利核心。(Feinberg, 1973: 81)
接著，范伯格引用 Laurent Frantz 的主張說明為何權利一旦被判定為絕對權利，便不可以再使用衡平原則駁回。筆者整理如下：
某些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權利為絕對無條件的。上述絕對權利（如：被告可請律師的權利）為清楚定義且不受法庭以利益考量（如：公共安全與福利）而駁回的權利。倘若法庭可再次以利益考量逐案評估已承認的核心權利，那麼上述對於絕對權利的理解將與我們當前的理解衝突——任何憲法規定為不允許的行為，只要國會與法院決議通過便能夠執行；若是如此，那麼（例 1）只要經國會通過，則被告便會被允許秘密審判、被拒絕告知控告事由或否決被告諮詢律師和傳喚證人的權利，以及被剝奪由陪審圖得出判決的權利；（例 2）法律可溯及既往、人身權與財產權可以被吊銷而沒有正當理由或予以補償；（例 3）立基於性別與種族偏見的選舉制度可被認可。若是如此，則限制政府權力的理念將危在旦夕。(Feinberg, 1973: 81-82)[3]
接著，范伯格提出一個問題：上述核心權利在任何情況（如：公眾的安全與福祉將被犧牲、國家獨立性喪失）皆不可被撤銷嗎？（核心權利當然受修憲而變動，然而此不在討論範圍內）Feinberg 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遭逢緊急危難時，否決個人表達意見、信仰活動、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許較明智、較審慎，但仍然是緊急危難之計（如同截肢的情況）；然而，即便法庭於危難情況而侵犯個人權利，但此絕非法庭的合法功能——若法庭採取上述策略，則應理解為特殊、臨時且令人遺憾的侵權，而非法庭有職權可重新定義權利邊界。范伯格認為：在此情況下，可被證成的侵權行為仍舊是侵權——該行為即便可被證成，然而我們也絕不能有合法權利從事該行為。例如：在極端情況下，某人偷車的行為可被證成，但「可被證成的偷竊」不因此而變成「擁有偷竊此一法律權利」，因而仍屬侵權，而且上述侵權行為也不會使得失主的財產權邊界因而限縮。(Feinberg, 1973: 82)
最後，范伯格指出：絕對權利與可因利益衡平原則而被撤銷的自由、特權等非絕對權利，二者間有非常重要的差異如下：
1. 范伯格認為政府放任我自由做某事 X 是指：要是我能做 X，則我可做 X，但政府不會藉由「施加他人不干擾我做 X 的義務」來保護我做 X。自由（做 X）是指不受保障地允許（做 X）。
2. 而有特權（做 X）則是指受到或不受保障地允許（做 X）。當特權受到保障，那麼此種特權便近似於非絕對權利。但是受保障的特權與非絕對權利的不同之處在於：特權的許可或保障都是暫時的，且政府皆可經預告便隨意撤銷，而非絕對權利則是無須預告便可撤銷。
3. 對此，范伯格舉例如下：政府允許某人 A 可以私下任意議論政府政策－－除非法院之後判定侵犯 A 的上述權利比起保護上述權利，能帶來更豐碩的公眾利益。上述權利就「不特定且無限制的例外條款」此一部分觀之，與初步權利相似；而就「若權利未被撤銷，便有權利」此一部分觀之，則與非絕對權利相似。
4. 范伯格因而結論如下：初步權利、非絕對權利並非人們可以立足、爭取、珍視的權利；上述權利無法使人們果敢無懼，反而使得人們羞怯恭順。(Feinberg, 1973: 83)
關於范伯格的法律權利理論請詳見「范伯格論權利」詞條；關於權利衝突理論的討論可見 Thomson (1990)、Raz (1975)、Dworkin (1984)、Shafer-Landau (1995)、Oberdiek (2008)、Steiner (1994)、Feinberg (1980)；關於絕對權利理論的討論可見 Gewirth (1981)；此外，關於權利理論的導論，另可見「權利」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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