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概念的提出
1.2 反經濟主義、階級意識與黨的領導
1.3 工農結盟
2.1 無產階級霸權與統一戰線 (United Front)
2.2 霸權運作的場域：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 與「整合國家」(integral state)
2.3 霸權策略：消極革命 (passive revolution) 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 與現代君王 (Modern Prince)
3.1 對於「馬克思主義危機」的特定解讀
3.2 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中的霸權形構
3.2.1 敵對 (antagonism)、等同邏輯 (logic of equivalence) 與代表 (representation)
3.2.2 空符徵 (empty signifier) 與民粹邏輯：以「人民」的建構為例
3.3 霸權與基進民主
3.4 對《霸權》的批評
3.4.1 一切皆是論述？
3.4.2 霸權—基進民主再思考
誠如 Anderson 所言，葛蘭西雖然促成了霸權概念的散播，卻不是最早使用此一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者。“gegemoniya” (hegemony) 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其所關注的是工人階級是否參與反抗沙皇專制主義的政治運動，以及應該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雖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RSDLP, 1898-1918) 的核心成員 Georgi Plekhanov (1856-1891) 與 Pavel Axelrod (1850-1928) 都將該運動定位為資產階級運動，但是兩人也都因為俄國經濟生產狀態落後與資產階級仍舊羸弱等客觀限制，而相繼主張工人階級不應僅是繼續在民主運動中扮演從屬或支持的角色。工人階級必須挺身而出，領導其他階級在全國層次上進行政治鬥爭，以實現解放受壓迫階級的目標 (Anderson 1976:15-16)。
在這個脈絡中提出「霸權」這個概念，除了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直指在歷史條件與階級鬥爭無法同步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積極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取得領導地位的必要性之外，也涉及了民主運動的屬性，及其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工人階級與其他受壓迫階級結盟的可能與形式，乃至取得霸權的政治宣傳媒介等一連串有待釐清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上述問題不僅是無產階級霸權最主要的倡議者列寧 (Vladimir Lenin, 1870-1924) 從 1901 年致 Plekhanov 的信件，到 1917 年俄國大革命之前一系列論著的主要重點，也是社會民主黨內孟什維克派 (Mensheviks) 與布爾什維克派 (Bolsheviks) 的分歧所在。以下將以列寧的觀點為核心來進行討論。
首先，針對工人應否參與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問題，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 這本反駁黨內「經濟主義」(economism)、探討「如何可以同時從不同方面創造一個我們所需的組織」的小冊子中，列寧直言在俄國當時的情境下，經濟主義派一廂情願標舉的工人階級自發性 (spontaneity)，並不僅是生產關係的反映。工人階級的自發性必然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因此與革命需要仰賴的無產階級意識 (consciousness) 不同。為了突破自發性的侷限，而非全然否定自發性，列寧主張工人階級必須參與政治鬥爭：
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部，亦即，從經濟鬥爭之外，從工人與其雇傭者的關係之外帶入工人之中。唯一可以獲得這個知識的領域，便是所有階級和階層與國家及政府之間的關係的領域，也就是，所有階級關係的領域 (Lenin 1901-1902)。
上述主張連帶地也與如何界定社會民主運動的階級屬性以及領導問題有關。在與《怎麼辦？》差不多同一時間出版的〈政治鼓動與「階級觀點」〉(1902) 這篇文章中，列寧表示「社會民主運動的階級性質不應當反映在把我們的任務局限於『純粹工人』運動的直接和最近的需要上，而應當反映在對無產階級這個現代社會唯一的真正革命階級的偉大解放鬥爭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現的領導上」(Lenin 1902)。列寧也強調，社會民主黨必須同時擔負起領導無產階級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責任，從而「堅持不懈地擴大工人運動對現代社會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和政治生活領域的影響」(ibid.)。易言之，列寧一方面主張從事經濟之外的政治鬥爭不僅不牴觸社會主義理念，更是在工人當時的情境下建立無產階級意識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為了突破既有民主運動的困境，列寧也賦予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的任務：
工人群眾和其他社會階層 (由於受到工人群眾的影響)的自發高潮近幾年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運動的「物質因素」甚至同 1898 年相比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自覺的領導者 (社會民主黨人)卻落後於這一發展。這是目前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出現危機的基本原因。群眾的 (自發的)運動缺少有很高理論修養的、決不會發生任何動搖的「理念者」[1]；缺少有廣闊政治眼界的、有革命毅力有組織才能的、能在新的運動的基礎上建立戰鬥的政黨的領導者 (Lenin 1901)。
在《怎麼辦？》中，列寧則是更直截了當地表達了社會民主黨內知識份子改造工人階級的必要性：
……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俄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 (Lenin 1901-1902)。
如此鮮明地以黨內菁英知識份子領導工人階級、打造無產階級意識的立場，顯然與主張工人階級透過自發運動形成無產階級意識、逐步朝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不同。許多當時的論敵與後來的評論者都認為，不同於其前的 Plekhanov 等人把社會民主黨定位為促成者的立場，列寧否定了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與自我解放的能力，而更極端地訴諸由來自工人階級之外的、掌握社會主義科學的知識份子，亦即所謂的「職業革命家」，透過高度中央集權化的黨組織啟蒙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例如 1903 年 RSDLP 分裂之後屬於孟什維克派陣營的 Axelrod，便批評列寧僅是形式主義地把政黨與階級的整合工作簡化為在黨內建立階序，把黨員訓練成「眾多完全依照中央決定的齒輪與螺絲釘」，而忽略了讓工人在政治上自立，才是社會民主黨得以宣稱自己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根本（Axelrod 1903-1904: 49-50，轉引自 Shandro 2014: 180-181）。
不過，也有論者為列寧提出辯駁，強調列寧很快地就發現錯誤而不再重複上述立場。又或者，也有論者主張必須把《怎麼辦？》放在列寧書寫時對於具體歷史情勢的判斷來理解。簡單地說，隨著情勢的發展，特別是工人階級在 1905 年革命中充分展現了自我解放的能量之後，列寧便修正了菁英主義立場 (Liebman 1975: 29-49; Cliff 1975: 79-98, 168-83; Mayer 1996)。事實上，忽略具體情勢，而僅是耽溺於抽象的分析，也是列寧對其論敵的主要批評。不過，列寧在 1905 年前後的書寫是否出現了根本的轉折或具有延續性，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晚近有論者宣稱，貫穿列寧不同時期書寫的連續性，正是表現在其思考自發性與無產階級霸權問題時所採取的進路，超越了傳統線性歷史邏輯 (unilinear logic of history)。對列寧而言，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與組織是一種辯證關係，而非截然二分的對立關係，畢竟，「何種型態與位置的活動可以被適切地稱為無產階級的自我行動，只能取決於依據霸權鬥爭之政治—策略邏輯，對於具體情勢進行具體分析的脈絡」(Shandro 2014: 197)。
此外，也還有論者堅持，列寧繼承了德國社會民主派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8) 的立場。與其說列寧對於工人階級抱持悲觀看法或不信任工人階級，乃至欲以社會民主黨的職業革命家取而代之，更準確的理解應該是「樂觀的」列寧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振作、致力於做好組織工作，以扶植已經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 (Lih 2006)。本文無法在此針對上述問題提供更完整的討論，不過我們可以透過列寧在 1905 年革命爆發之後的一些書寫發現，工人階級的確被賦予了更積極、自主的角色，而關於霸權問題的討論重心亦有調整，儘管這並不意味著放棄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領導。
在 1905 年革命之初發表的〈工人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列寧強調只有具備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作為「始終如一的民主派」的工人，才能「在鬥爭中實行對民主小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霸權」，「防止尚未啟蒙的群眾從屬於自由派的領導之下」(Lenin 1905a)。爾後在探討社會民主黨在國家議會 (Duma) 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時，列寧也肯認了工人階級已經在一連串發生於俄羅斯的鬥爭中，證實自己是「最進步與最具革命性的階級」(Lenin 1907b)。不同於孟什維克派，或所謂的「取消主義者」(liquidationist)，列寧肯認秘密組織與工人階級維持霸權之必要性 (Lenin 1909)。對列寧而言，工人階級繼續在「爭取自由與民主的鬥爭」中實現霸權，乃是「社會主義鬥爭的前提」(Lenin 1910a)。換言之，正式因為堅持掃除自由派對農民的霸權、「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致力於建立工人階級的霸權」，才使得社會民主黨內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分道揚鑣，而與所謂「智識階層的影響」或「不成熟的無產階級」無關 (Lenin 1907a; 1910a)。列寧甚至宣稱，「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只要一個階級放棄或無法重視霸權這個想法，就將只是行會或行會的總和，而不是或還不成為一個階級」；「正是對於霸權的意識，以及透過他們自己的行動實現霸權，而讓行會作為整體轉變成階級」(Lenin 1911a)。這也意味著，無產階級唯有在「意識到並且實現了無產階級霸權理念」、「成為為人民追求完整民主革命，以及所有工人與被剝削者對抗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鬥爭中的領導」，才具有革命性 (Lenin 1911c)。
概括地說，列寧早期針對無產階級霸權的討論，著重的是打破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區分。列寧呼籲工人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並與所有受壓迫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廣泛結合，以推翻專制政權為其階段性的目標。1905 年革命之後的新情勢，除了讓列寧意識到工人階級運動的能量之外，也導致列寧修正對於俄國農業發展狀態與農村社會關係的看法。在這個階段，列寧主張工人必須與新興的農民運動結盟，對抗專制主義與資產階級霸權，而非放棄霸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列寧認為「資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霸權，這個革命社會民主黨總是交派給無產階級的任務，需要更精確地被界定為能夠團結農民的領導」(Lenin 1907c)，但是工農之間的結盟對其而言是兩個屬性、目標不同的「社會戰爭」——一個是對抗未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體系，另外一個則是對抗專制封建體系——的聯合，而非建立在兩者具有同質性的基礎上 (Lenin 1905b)。至於屬性與訴求不同的階級結盟之後，彼此之間將形成什麼樣的關係，則是本詞條第三節中將進一步檢視的重要問題。
此外，Anderson (1976:18) 曾經宣稱，在第三國際 (1919-1943) 的第四次會議中，「霸權」被用來指稱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宰制，而首度與無產階級領導的問題脫鉤：「資產階級總是試圖將政治與經濟區分開來，因為它充分地認識到，如果能將工人階級侷限在統合主義 (corporatism) 的框架中，對其霸權就不會構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嚴格地說，早在 1905 年革命後，列寧就已經提出「自由派的霸權」只會導致地主階層「堅不可摧的宰制」(1910b)，「作為現代社會唯一徹底具有革命性的階級」，「應當成為全體人民在爭取徹底的民主主義變革的鬥爭中、全體被剝削勞動者在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鬥爭中的領導者」，對其他階級發揮「政治影響力」，才能讓人們不再受到資產階級狹隘的民主意識形態牽制 (1911b)。這也說明了「霸權」不僅只是用來指稱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結盟所建立的以革命為終極目標的領導關係，也可以用來表達資產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宰制，以及不同階級之間鬥爭的目標。上述的幾個面向，在接下來要討論的葛蘭西的著作中，將獲得更充分的闡述。
葛蘭西是繼列寧之後，針對霸權的問題思考地最深入、最具開創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由於葛蘭西的書寫，特別是獄中時期的書寫，受限於諸多限制，針對很多概念的討論顯得零碎、不夠完整，在詮釋上也出現不少爭議。比方說，針對葛蘭西與列寧（主義）的關係，在葛蘭西被捕之後繼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 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長期堅持葛蘭西是一個列寧主義者 (Piccone 1976)。另外一位較其年輕幾個世代的義共黨員 Luciano Gruppi (1920-2003) 則是認為，「當葛蘭西討論霸權而提及列寧時」，葛蘭西指的其實是「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也因此，「對葛蘭西而言，霸權這個概念通常同時包含了『領導』與『宰制』」（轉引自 Femia 1987:25）。不同於此，Femia (1987: 25-26) 則是斷然主張葛蘭西對於霸權的思考是「非列寧主義式的」(unLeninist)。儘管葛蘭西曾經推崇列寧在霸權問題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與其說葛蘭西推崇的是概念上的闡述，不如說葛蘭西看重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上的成就。就概念本身而言，葛蘭西更關注的是文化層面的「意識形態領導」與同意，與列寧純粹工具性、策略性的思考進路不同。此外，Femia 也呼應 Anderson (1976) 的觀點，強調葛蘭西與列寧之間存在著另外一個重要的差異，亦即，後者「從來沒有將這個詞彙延伸到資產階級在一個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優勢或統治」。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嘗試採取比較折衷或階段論的立場。比方說，Norberto Bobbio (1979: 38-40) 主張，我們應該將葛蘭西對於「霸權」的思考，區分成入獄前受到俄國影響、以工農聯盟與政治領導為核心的階段，以及後續在獄中筆記 (1929-1935) 中擴充討論文化領導的階段。不過，Bobbio 也強調，兩者並不互斥。在 Bobbio 看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不僅與政黨與國家理論有關，也不僅是關於政黨與國家的新概念或政治教育」，而也包含了從上層結構的角度為市民社會提出新的見解。[2] 晚近亦有研究者指出，不論是將葛蘭西視為徹頭徹尾的列寧主義者，或者極力撇清兩者之間的關連，都是偏離事實的作法。我們既可以肯認葛蘭西從列寧身上學習到「對於黨的組織的關注，針對聯合戰線、工農聯盟、透過打造新國家征服與維持權力等問題的策略闡述，以及與群眾的文化提升相關的諸多議題」並且嘗試依據義大利的具體處境翻譯列寧的方法，使其在地化 (Del Roio 2022: 70-71)，但也必須充分認知除了列寧之外，葛蘭西也深受其他思想家，包括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及索瑞爾 (Georges Sorel, 1847-1922) 與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等人的影響 (Del Roio 2022: 77-78)。基本上，葛蘭西是以一種蜿蜒迂迴的方式出入不同的思想與歷史事件，逐步地提出了新穎但不見得完整的見解 (Thomas 2009: 135-136)。
有鑑於葛蘭西對於霸權問題的探索欠缺系統性的理論建構，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著重的面向與詮釋的觀點也不盡相同 (Thomas 2013:21-22)，本詞條以下討論將聚焦於葛蘭西早期與俄國革命、第三國際的連結（無產階級霸權與統一戰線），及其獄中時期開展出來的幾個重要的面向，包括：霸權運作的場域（市民社會、政治社會與整合國家）與霸權策略（消極革命、陣地戰與現代君王）。
2.1 無產階級霸權與統一戰線 (United Front)
在經歷了 1919-1920 年工人委員會運動的式微、1921 年義大利社會主義黨分裂、義大利共產黨正式成立、法西斯主義崛起，以及代表義共參與第三國際之後，葛蘭西對於工人自發運動與黨的角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1924 年 5 月科莫 (Como) 會議舉行之後，葛蘭西即指出，義共首度提出了關於成為「廣大義大利群眾的政黨」、「在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結盟的大框架下實現無產階級霸權的政黨」等問題（轉引自 Del Roio 2022: 77）。其後，在第三國際里昂 (Lyon) 會議之前已經取得義共領導地位的葛蘭西，透過〈我們黨的內部情況與下一屆會議前的任務〉(1925/7/3) 這份報告，大聲疾呼義共必須認真檢視自身「布爾什維克化」(Bolshevization) 的程度，並提出了兩個「根本問題」：
一、我們如何發展我們的黨，使其可以成為一個有能力帶領無產階級進入鬥爭的聯合體 (unity)，可以在鬥爭中獲勝，乃至永久地獲勝？這是「布爾什維克化」的問題。二、為了在現下的處境中形成一個由 (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全體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聯盟，我們的黨必須要持續實現哪些真實的政治活動，從而在第一個階段推翻資本主義秩序，並且構成第二階段革命工人國家的基礎？易言之，我們必須檢視什麼是義大利生活的根本問題，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可以鼓勵並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聯盟，並完成無產階級霸權 (Gramsci 1978: 305)。
這兩個根本問題，直接呼應了 1920 年代中期第三國際「布爾什維克化」的指導綱領，在霸權問題上既承襲列寧對於無產階級霸權、先鋒政黨與工農聯盟的問題意識，也強調對於義大利具體情勢的分析。爾後，在〈義大利的情況與義共的任務〉（又稱〈里昂提綱〉，與 Togliatti 聯名發表）與〈義大利情勢的研究〉(1926) 等文章中，葛蘭西具體地表示，義共不能僅是消極地等待危機降臨，或為了堅守形式主義而自我封閉；相反地，義共必須把自己打造成一個「群眾政黨」，亦即，在針對群眾政治進行審慎評估之後，積極與不同團體與政黨聯合、擴大群眾基礎，以形成跨越不同地域的「統一戰線」。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共產黨不能只是「宣稱」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革命機關」，而是必須「『真正地』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將自己與工人階級的所有部分連結起來，並且讓群眾理解客觀情境所支持與渴望的運動」(Gramsci 1978: 368)。
在具體實踐上，這意味著以生產場所與生產體系為基礎，致力於深入工人集結的組織並成為其一部分，從而讓處於個別、局部鬥爭中的工人瞭解連結不同力量對抗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同樣重要的是，在適應不同情境、善用群眾抗爭、翻轉某些政黨或團體、重組既有的力量關係，以建立統一戰線的同時，也必須讓群眾認識到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的角色。換言之，葛蘭西所設想的是一個既能普遍地與廣大群眾連結，且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扎根 之後，內部派系分化隨之消失、並以民主集中為原則的無產階級先鋒黨 (Gramsci 1978: 368-372, 400; McNally 2015:15-16)。至於工農聯盟的問題，在〈論南方問題〉(“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 中，葛蘭西指出：
杜林的共產主義者具體地提出了關於「無產階級霸權」的問題，亦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問題。無產階級只有在成功地創造一個足以動員大多數工人對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國家聯盟的情況下，才能成為領導與優勢階級。就真實存在於義大利的階級關係而言，這意味著成功地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同意 (Gramsci 1978: 443)。
在葛蘭西看來，工人階級若要獲得農民同意與之結盟，便需要克服北方資產階級教育影響所形成的自利且帶有偏見的意識形態，致力於瞭解南方農民的處境，包括區域差距與對於農民產生深刻影響的信仰與教會體系，並做出讓步與妥協，才能取得道德與智識上的領導地位 (Gramsci 1978: 448)。
在《獄中筆記》中，葛蘭西更進一步主張，「一個社會團體可以，甚至是必須，在獲取政權之前贏得［智識與道德］上的領導」(Gramsci 1971: 57)。葛蘭西曾經借用馬基維利的「半人半馬」(Centaur) 意象，說明政治行動的雙重性 (dual perspectives)：「武力與同意」，「權威宰制與領導權」，「暴力與文明」，以及「個別時刻與普遍時刻」（教會與國家），煽動 (agitation) 與宣傳 (propaganda)，戰術 (tactics) 與策略 (strategy) 等 (1971: 170)。對葛蘭西而言，統治關係或許終究脫離不了強制暴力的使用，但是「同意」亦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同意的取得必須透過意識型態的改造與集體意志的形塑，而不是武力。葛蘭西認為，兩股勢力欲結合，不是依賴武力便是依賴妥協；若欲使用武力，除了必須考慮是否有可供使用的武力之外，也必須評估使用武力是否能夠產生具有建設性的結果。原則上，武力比較適合用來打擊敵人，在唯有透過結盟才能擊敗第三者的情況下，對欲同盟的對象使用武力並不實際，甚至將產生反效果。妥協與同化，才有可能「獲得必要的善意與熱誠」(Gramsci 1971: 168)。
值得注意的是，在《獄中筆記》中，葛蘭西不僅將霸權的問題從政治領導擴充到智識與道德等意識形態層面的領導，也進一步地將之從無產階級領導擴充為更一般的政治運作邏輯：既可以涵蓋無產階級在對抗封建體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須仰賴的結盟策略，也可用來分析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宰制結構、鞏固其正當性基礎的複雜機制 (Anderson 1976: 20; Mouffe 1979: 179)，並為社會主義革命遲未發生在西方國家的問題做出解釋。葛蘭西對於霸權與宰制的區分與運作，也反映在其對於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界定與區分中。
2.2 霸權運作的場域：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 與「整合國家」(integral state)
葛蘭西主張市民社會與國家同屬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所謂的市民社會指的是包括教會、學校、社團、報社、政黨等機構在內的一般私人組織的集結，也是不同的社會階級相互競爭的場域。在此場域中，統治階級往往可以藉由在生產關係中的優勢形塑共識，獲得大眾自發同意而取得「社會霸權」(social hegemony)，而知識分子則是扮演協調、連結與帶領的角色。相對於市民社會，國家是具有強制性的「政治社會」。國家可以發號施令進行司法治理，並且在市民社會中既有的霸權發生危機時，運用法律或其他強制性的手段，脅迫不順從團體或個人 (Gramsci 1971:12)。
對葛蘭西而言，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不是一種形式或抽象的關係，且其型態在不同歷史階段與不同地區也有所不同。在葛蘭西的觀察中，現代國家在十九世紀之後，除了欠缺自發同意而導致危機的時刻之外，多半都傾向於以爭取民眾的同意取代武力的使用 (Gramsci 1971: 220-221)。除了歷史時期之外，葛蘭西也注意到東方與西方的差異：
在東方，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是原始與依附的；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就比較各得其所，當國家搖搖欲墜時，公民社會的堅固結構便會立即顯現。國家只是一個前線的戰壕；在它後面矗立著一連串堅固的堡壘和砲台。不用說，每一個國家的型態都不一樣，而這正是我們為什麼需要在國家的尺度上進行準確考察的原因 (Gramsci 2007: 169)。
Femia (1987:27-28) 曾經主張，我們必須從分析的角度理解葛蘭西對於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分。就實際的運作而言，上層結構的兩個領域彼此相互滲透，乃至相輔相成，而非涇渭分明。比方說，當國家預計推出一個不受歡迎的政策時，往往會設法創造出自發同意的民意，而市民社會中的不服從者也可能受到國家的強力制裁。相對於此，Anderson (1976: 31-33) 則是認為我們可以在葛蘭西的獄中書寫中，歸納出其在國家—市民社會關係與霸權上的三種不同的立場。第一種立場強調霸權的文化面向（而非列寧式的政治面向），以及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分。資產階級是透過意識形態上的同意而非脅迫讓工人階級處於臣屬狀態，也因此，工人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主要場域也是在市民社會。在第二種立場中，霸權不僅同時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中運作，也兼具同意與強制兩種性質。根據 Anderson 的判斷，此一立場的出現，乃是因為葛蘭西意識到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意識形態不僅在市民社會的層次運作，也在國家的層次運作。再者，葛蘭西也注意到當時出現了在國家領域之外擁有武力的法西斯主義者。不過，對 Anderson 而言，葛蘭西的第二個立場將導致概念界定變得模糊，而且法西斯主義者的情況，嚴格來說，既不是真正地與國家抗衡，也無法與國家武力等量齊觀。至於第三種立場，亦即「整合國家」(integral state)，則是進一步取消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分。「國家」同時涵蓋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並且兼具「獨裁」(dictatorship) 與「霸權」兩種特質，「國家是整個實踐與理論活動的複合體，統治階級不只利用它來正當化與維持宰制，同時也以之贏取被統治者的積極同意」；「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言之，也就是用脅迫武裝的霸權」(Gramsci 1971: 244, 263)。針對第三個立場，Anderson 認為，葛蘭西雖然賦予了國家複雜性，但是在把市民社會視為國家的一部分的情況下，也將讓所有的一切，舉凡地區工會或者戲院，儼然都成為了國家的一部分 (1976:34)，如此一來「所有界定西方國家階級民主特殊性的嘗試都被取消了」(1976: 37)。
針對 Anderson 的解讀，Peter Thomas 指出，過去幾十年已經陸續有許多其他研究者，透過更全面、更嚴謹的文本解讀，對 Anderson 的三種立場的詮釋提出質疑。呼應其他評論者的看法，Thomas 認為 Anderson 不僅未能充分掌握，對葛蘭西而言，市民社會或霸權（同意）僅是對於國家（強制）的補充，而非凌駕或取代國家，也忽視了葛蘭西的「整合國家」並不意味市民社會的消失。相反地，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是辯證統一而非融合的關係 (Thomas 2009:62-81, 9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葛蘭西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理論，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法國哲學家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的國家機器理論。事實上，阿圖塞在其 1960 年代撰寫的〈矛盾與多重決定〉(1962) 及〈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1969-1970) 等文章中，即曾肯定葛蘭西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對於「上層結構」理論化的不足。對阿圖塞而言，葛蘭西所提出的「霸權」概念除了可以用來解釋「經濟與政治的相互滲透」(Althusser 1969: 77)，也啟發了他將「國家機器」區分為「鎮壓型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與「意識形態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的想法 (Althusser 1969-1970/2001:95)。[3]不過，到了 1970 年代末期，阿圖塞轉而批評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是一種「唯心論」(Althusser 2006)。
2.3 霸權策略：消極革命 (passive revolution) 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 與現代君王 (Modern Prince)
前已述及，在葛蘭西的著作中，關於「霸權」的討論，所涉及的不僅是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以及工人在其所建立的階級聯盟中的領導地位等問題，也包括對於不同國家、不同時期資產階級霸權的分析。許多論者便認為，正是後者讓葛蘭西跳脫了列寧主義式的問題意識，也是其論著的主要貢獻之所在。
身處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因應危機啟動了由上而下的變革、法西斯國家崛起、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且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矛盾加劇的歷史情勢中，葛蘭西致力於考察「資產階級權力集團的政治形式」，以及「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中的各式各樣的霸權形式」(Buci-Glucksmann 1979: 209-211)。此一考察的目的乃是為了瞭解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在「封建專制國家最後的危機中爆發」的同時，也能思索無產階級如何針對西方社會「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霸權逐漸鞏固」(Del Roio 2022:140)，做出相應的調整。Peter Thomas (2009: 136) 便主張，「在資產階級『整合國家』『有機危機』與『消極革命』的時代中，找尋無產階級霸權理論」即是貫穿葛蘭西（獄中時期）著作的主軸。
針對資產階級霸權，葛蘭西提出了「消極革命」，或者「沒有革命的革命」(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消極革命」這個概念首先是用來分析法國波旁 (Burbon) 王朝復辟 (1815-1830) 與義大利統一運動 (Risorgimento, 1848-1871)。對葛蘭西而言，上述兩個運動的共通之處，即是在於運動的發生不是民眾主動推動的結果，也不是立基於民眾的集體意志之上。相反地，所謂的「『進步』可以發生在統治階級透過接受某些群眾訴求而得以「復辟」，回應群眾零星與不連貫的暴亂時，而成為『進步的復辟』或者『革命—復辟』，甚至是『消極革命』」(Gramsci 2006: 252)。以「消極革命」來解釋資產階級的霸權，指的因此也就是資產階級透過持續漸進、分子式的 (molecular)，且帶有保守、防禦色彩的改造主義 (transformism)，收編來自於同一陣營與敵對陣營中較為活躍甚或極端的個人，乃至於在權力更鞏固的情況下收編整個左翼群體，並確保收編不會導致過於劇烈的變化或顛覆性的革命，而得以維持自身的霸權 (Gramsci 1971: 58-61 106-114)。
Buci-Glucksmann (1979: 208) 曾指出，對葛蘭西而言，不論是義大利的統一運動、二十世紀美國的泰勒主義—福特主義，或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消極革命幾乎內在於所有的「過渡」過程。其他論者也主張，葛蘭西所裡解的消極革命，指的不僅是資產階級遭遇無法擴張或整合新的元素，甚且有解體之虞的「有機危機」 (organic crisis) 時所採取的策略，而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消極革命是「資產階級持續的主動能力，即使當資產階級已經不再作為真正革命階級的歷史階段中，也能產生社會政治變革—有時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變革—將權力、主動性和霸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並讓工人階級繼續處於底層的狀態」（Losurdo 1997: 155 轉引自 Thomas: 2009:147）。更廣泛地說，消極革命也是居於資本主義核心的西歐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所採取的綏靖政策
無論如何，葛蘭西提出消極革命，不僅是為了凸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所具有的收編能力與彈性，也是為了說明類似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克賓主義 (Jacobinism)，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正面攻擊」(frontal attack) 或「運動戰」(war of movement/maneuver)，不應該是我們對於戰爭的全部想像，畢竟正面攻擊或運動戰並不適用在同時具備國家組織與複雜公民社會團體等龐大結構的現代西方民主 (Gramsci 1971:243)。在資產階級仰賴整合國家發動消極革命，同時以改造主義 (transformism)與鎮壓工具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處於底層狀態、尚未有能力整合整個社會的無產階級若欲避免無功而返，就必須採取以「現代的大型群眾組織」為「戰壕」和「永久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以對抗資產階級龐大的結構 (Gramsci 2006: 260, 267)。
Anderson 主張，葛蘭西所提出的「陣地戰」概念，是重新挪用了我們前幾節討論過的1920年代第三國際的「統一戰線」。在他看來「葛蘭西所設想的革命策略，變成了兩個位置固定的陣營之間漫長、靜態的塹壕戰，各自都企圖以文化或政治的方式破壞對方」(Anderson 1976: 69)。姑且不論「陣地戰」是否可以完全等同「統一戰線」，可以確定的是，陣地戰的策略顯然與共產國際在 1929 年之後宣揚的世界經濟崩潰、大規模工人運動激進化的「第三時期」(the Third Period) 立場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Buci-Glucksmann (1979: 210-211, 219) 主張，資產階級消極革命也是一種陣地戰，也因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是兩個不對稱的陣地戰之間的對抗：前者透過擴大國家、改造生產關係等方式吸收社會的不同部門，甚且達到一種「沒有霸權的專政」(dictatorship without hegemony) 的狀態。「一旦國家成為所有面向社會再生產的手段之後，「『政治領導』就將淪為宰制的一個功能，而群眾也終將只是『被操控的群眾』」；後者則是試圖透過「政治社會化」、「群眾文化革命」，以及「階級關係與社會與國家內部力量均勢」的改造，對抗前者 (1979:231)。換言之，即使葛蘭西的霸權概念具有雙重性，可以同時用來分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取得領導地位的策略，但是，其所指涉的實質內涵則相當不同。與此相近地，Mouffe也指出，在消極革命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對於不同立場的收編，目的僅是在於瓦解對方，而不在於翻轉既有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同意往往僅是消極同意。再者，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將使得資產階級不可能毫無保留地放棄自身的利益，而限縮了改造的程度與空間。一旦改造遇到瓶頸或無以為繼，鎮壓機制便會被啟動 (Mouffe 1979:183)。
除了「陣地戰」這個概念之外，我們也可以嘗試透過葛蘭西在《獄中筆記》中的一系列關於「現代君王」(Modern Prince) 的討論，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消極革命的霸權策略。現代君王是「集體意志」的形塑者，是「作用於分散和破碎的人民身上，以喚起和組織其集體意志的具體幻想」(Gramsci 1971: 126)。不同於索瑞爾的大罷工神話，對葛蘭西而言，這個集體意志的形塑者就是革命政黨：
現代君王，君王神話，不可能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具體的個體，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複雜的社會元素，在其中，被認可並在某個程度上透過行動開始落實的集體意志，逐漸具體成形。歷史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個有機體，也就是政黨—由集體意志的種子所合成，並逐漸趨於普遍和完整的第一個細胞 (Gramsci 1971:129)。
換言之，現代君王是葛蘭西對於無產階級政黨任務的重新詮釋。如果現代君王必須是新的世界觀的闡述者、「智識與道德改革的宣示者與組織者」、「集體意志」或「民族—民眾意志」(national-popular will) 的表達者，以及現代國家的打造者 (Gramsci 1971:131-133; 335)，那麼現代君王所建立的不會是單向的領導關係，也不會是個別階級利益集結的代表。現代君王必須透過取得相對於敵人的自主性，以及獲得主動或被動提供協助的團體的支持，將自己從底層階級 (subaltern class) 轉變成為領導階級（或所謂的「成為國家」）(Gramsci 1971: 53)。
Buci-Glucksmann 也指出，對葛蘭西而言，工人階級由底層階級變成國家或者具有自主性的過程是「一個持續建構而不會結束的過程，是一個政治聯盟永久『重組』的過程。此一過程的基礎是在生產與政治之間建構一種新的關係。如果宰制階級的立足點是由國家提供，那麼，對工人階級而言，就是經濟與市民社會」(1979: 212)。此一針對持續建構與永久重組的政治過程的強調，相當程度上預見了 Lacalu 與 Mouffe 在 1980 年代對於葛蘭西霸權概念的重構，即使其中的差別也極為明顯。如果說，階級與經濟、生產問題始終居於葛蘭西思想的核心，畢竟對其而言「霸權雖然是倫理—政治性的，但它同時也必須是經濟性的」(Gramsci 1971:161)，那麼，對 Laclau 與 Mouffe 而言，上述的堅持卻恰恰好是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中需要被「解構」的對象。
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合著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後簡稱《霸權》）是當代從政治行動的邏輯闡述霸權理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霸權》的一開始，Laclau 與 Mouffe 即指出左翼運動因為接續出現的「歷史變異」(historical mutation)，而處於無所適從的狀態。一方面，蘇聯入侵匈牙利與捷克、波蘭政變與越南和柬埔寨革命等一連串事件，迫使抱持社會主義理念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設想社會主義與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等問題；另一方面，一九六零年代以降，從各個社會邊緣浮現的，包括女性主義、族群、生態、反核在內的「非典型」社會運動，不僅清楚地暴露了在階級矛盾之外，其他社會衝突已經廣泛地延伸到不同領域，也體現了「一種朝向更自由、民主與平等社會的潛能」(Laclau & Mouffe 1985:1)。扼要地說，《霸權》一書既是對於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批判，也是對於新社會運動的積極回應。Laclau 與 Mouffe 在該書中所嘗試的理論建構，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步驟：首先，批評第二國際以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本質主義、化約論與決定論；其次，結合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考古學、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解構主義與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精神分析等不同的思想資源，建立一套可以充分肯認歷史偶然性與政治自主性的霸權理論。
Laclau 與 Mouffe 指出，第二國際與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各自面對的具體處境與挑戰不盡相同。在西歐，主要的問題是日益分殊的工人階級與形成階級整體的困難；在俄國，問題則是在於新興工人階級必須在一個資本主義尚未發展成熟的社會中，擔負起對抗沙皇專制政體這個原本不屬於他們的任務，並進而促成社會主義的過渡。不過，上述的問題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中關於階級鬥爭的典型問題。不論是在西歐或俄國，經濟基礎是否真正地決定了工人階級整體的形成？如果不是，那麼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可否形成？需要在什麼基礎上形成？工人階級與政治或政黨之間的關係為何？政黨是否必然具有階級屬性？政治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什麼程度的自主性？歷史目的與偶然現象之間的關係為何？
首先，針對第二國際的問題，在 Laclau 與 Mouffe (1985: 19-29) 看來，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危機的方式大致有三：以考茨基為首的「正統派」(orthodoxy)、以伯恩斯坦 (E. Bernstein, 1850-1932) 為首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以及以索瑞爾為首的「革命工團主義」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其中，正統派對於危機的主要回應，是更加不遺餘力地強調革命與階級的一體性必定會在將來發生，而當時的歷史階段既是偶然（現象本身的暫時性）也是必然（有其階段性任務），終將被下一個歷史階段所取代。換言之，當歷史任務與真實歷史處境之間的鴻溝越來越需要政治行動介入以彌合彼此時，正統派選擇的是更堅定地擁護經濟決定論與歷史階段論，從而將具體化約為抽象，將偶然詮釋成演化的階段。
Laclau 與 Mouffe (1985:29-36) 認為，相對於此，修正主義派則是主張，唯有透過具有自主性的政治行動與一個可以團結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顯著的零碎化與分化。問題在於，雖然修正主義派為了避免正統派的主張可能導致的行動上的無所作為 (quietism)，而強調政治行動的必要性，但是對於後者的強調卻不夠徹底。除了擁抱「漸進主義」(gradualism) 之外，修正主義派仍然堅持代表所有受壓迫者的政黨所形塑的整體，終將是以工人階級為首的「階級整體」。對 Laclau 和 Mouffe 而言，如果說正統派從一開始便將經濟與政治合而為一，修正主義派則是在強調了政治自主性之後，回過頭來規定政治的階級屬性。這意味著，無論是修正主義派與正統派，都一樣無法接受如下事實：階級整體的出現並不取決於經濟，而唯一可以形塑階級整體的政治場域，卻又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空間。
Laclau 與 Mouffe 指出，索瑞爾的工團主義代表了第三種進路。索瑞爾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足以動員工人、形塑行動者的意識型態，而相當程度地淡化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必然性法則的色彩。馬克思主義在索瑞爾著名的大罷工「神話」(myth) 中所發揮的作用，即是喚醒意識、激勵人心，讓工人們相信社會中各自離散的部門將集結在同一戰線、形成對立的集團 (bloc)。對索瑞爾而言，社會階級不是客觀的結構位置。社會階級的形塑是敵對力量對立與折衝、充滿偶然性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工人階級整體的形成，或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都具備了鮮明的政治色彩，而非事先給定或經濟決定的產物。儘管如此，在 Laclau 和 Mouffe 看來，索瑞爾在面對政治方案與工人主體形成之間所保留的開放性仍然不足，以致於工人主體雖然是在政治過程中產生，而非政治之外的某種先驗的存在，但是「工人主體」仍舊是被大罷工神話設定的標的。
在以上三種立場之外，Laclau 與 Mouffe (1985: 8-14) 也討論了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的「自發主義」(spontaneism)。Laclau 與 Mouffe 認為，盧森堡的「自發主義」描述的是二十世紀初在俄國對抗沙皇政權的大罷工運動中，不同的運動（包含政治與經濟的運動）彼此之間交互作用、不劃地自限地創造出來的一種無法由任何工會團體或政治勢力事先規劃的局面。相較於此，當時德國的罷工運動，則是因為政治運動與經濟運動分離、無法產生溢出的效果，而未能引爆全面的衝擊。Laclau 與 Mouffe 強調，盧森堡的自發主義不僅說明了社會中多重複雜的鬥爭及其無法事先預期的特質，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在革命情境中，經由轉化個別運動所建構出的革命主體，亦即「階級統一體」(class unity) 的行動意涵。Laclau 和 Mouffe 認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盧森堡與其他第二國際主張經濟決定論的教條主義分道揚鑣。不過，Laclau 與 Mouffe 隨即也指出，此處關鍵的問題，仍是在於盧森堡如何定位自發主義與階級統一體形成的關係。如果階級主體是先驗給定，且其作為革命主體的地位亦是無庸置疑的，那麼上述關於階級主體形塑的問題便會顯得多餘。相反地，如果階級主體是在革命過程中形塑而成，那麼盧森堡顯然必須針對革命主體地位的取得及其階級屬性提出有效的解釋。在 Laclau 和 Mouffe 的理解中，此一理論上的迴避或缺漏，限縮了盧森堡自發主義的潛能，不僅有倒退回第二國際教條主義決定論立場之虞，也錯過進一步發展成為霸權理論的契機。
至於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脈絡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霸權，Laclau 與 Mouffe (1985: 48-51) 的評估則是，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中，與其說「霸權」的提出，適時地彌補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不足，還不如說它暴露的正是政治任務本身被給定的階級屬性（例如，反抗沙皇專制是資產階級的任務），與真正實現此一任務的階級（例如當時的工人階級）之間的落差。如果前者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必然性與內在性邏輯，那麼後者便是偶然性與外部性邏輯的展現。對 Laclau 和 Mouffe 而言，正是這兩種邏輯的消長，構成了馬克思主義陣營中霸權概念演變的主軸。一旦霸權成為俄羅斯社會民主運動的口號，且工人階級在資產革命中扮演主導角色一事被確認之後，上述兩個邏輯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書寫中便明顯呈現了前者凌駕後者的不對稱關係，而原本不照劇本演出的歷史似乎又會被拉回到某個命定的軌道上。
也因此，根據 Laclau 與 Mouffe 的解讀，列寧提倡的無產階級霸權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如下的問題：階級結盟之後共同行動的基礎是什麼？結盟關係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不對稱的關係如何形成與維持？Laclau 與 Mouffe 認為，「列寧主義從未嘗試透過鬥爭建構一個不是由任何歷史必然法則事先決定的群眾認同。相反地，它主張有某個啟蒙先鋒的『自為』(“for itself”)」階級」可以斷然取得領導地位，並有效地實現目標 (1985: 55)。也就是說，列寧的霸權所強調的革命先鋒領導關係並非在實際、偶然的政治運作中產生，而是基於某種知識上的特殊地位—革命先鋒們「知道」歷史發展而被賦予的先天任務。這種本質化個別階級認同，且藉由必然性邏輯正當化某個特定階級的領導，所喪失的不僅是政治接合的可能性空間，同時也妥協了民主的潛能，導致獨裁統治的發展。
在 Laclau 與 Mouffe (1985:54) 看來，列寧之後的托洛斯基 (Trotsky) 即使強調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所佔據的「霸權」地位與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不同，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在其論述中看到「大眾的民主與反專制身份可以構成一個由不同階級接合而成，並可藉此調整各自性質的主體位置」，在這個意義上，「尚未實現的民主任務，僅僅只是工人階級邁向其階級任務的踏板而已」。如果工人階級接手資產階級的任務之後，該任務仍被視為具有資產階級屬性，也就意味著某個運動或主體位置的階級屬性是預先被給定的，不會因為真正實現該任務的階級與原先設定的階級不同而有所轉變。對 Laclau 和 Mouffe 而言，正是因為這樣的設定，才會不斷出現如何將原本屬於某一階級的任務轉移到另外一個階級這一類的問題，而政治行動的空間在此問題意識框架下，自然也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在檢視了第二國際思想家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後，Laclau 與 Mouffe 宣稱，葛蘭西是唯一一位真正從「接合」(articulation) 以及「偶然性邏輯」(logic of contingency) 的角度，分析政治與霸權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葛蘭西的理論中，
一方面，歷史偶然性的場域較其前所有論述都更徹底地滲透到了社會關係中：社會中各個部分失去了本質性的連結，而無法被轉變成某種階段論範式的環節；這些部分的意義必須仰賴霸權接合 (hegemonic articulation)，然而沒有任何歷史法則可以為霸權接合的成敗提供保證。……另一方面，這些不穩固的形式開始被命名，被放在理論的層次上思考，並且被納入到社會行動者的認同之中。這也解釋了葛蘭西為什麼那麼重視「民族—民眾」與「整合國家」的概念形塑，因為正是在那裡，支配部門透過霸權實踐調整自身的性質與認同 (Laclau &Mouffe 1985: 68-69)。
在 Laclau 與 Mouffe 理解中，葛蘭西所設想的階級結盟也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在謹守各自認同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結合，而是透過結盟的過程建立新的集體認同。易言之，霸權不僅是政治領導關係，更是一種在結盟團體之間道德與智識上的認同建構與觀念轉化，一種集體意志與共識的形塑，以及奠定「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 的意識基礎。若從意識型態的角度來看，在阿圖塞之前，葛蘭西便指出了意識型態不是抽象的觀念體系更不是虛假意識，而是物質性制度重複實踐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意識型態不必然具備特定的階級屬性，也非某個特定階級用以操控其他社會階級的工具，而是集體意志與共識的形塑。基於以上的解讀，Laclau 和 Mouffe 認為，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具備了將霸權帶向一種非本質化、非經濟化約、非威權領導關係的民主方向發展的潛力。
話雖如此，Mouffe 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便已指出，葛蘭西對霸權形構過程中所需的政治、道德與智識條件的重視，使霸權跳脫純粹政治上不對等的支配關係，卻仍然有其限制：霸權仍然必須是經濟性的，且必須建立在領導團體在核心經濟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上。尤有甚者，唯有工人與農民階級才是全國性且能實現未來的階級。Mouffe 認為，這些限制導致葛蘭西對於霸權的理解，仍舊無法完全跳脫列寧式無產階級霸權與階級結盟的想像。在凸顯了政治、道德與智識的重要性之後，階級的經濟屬性仍是決定性的關鍵 (Mouffe 1979: 178-179)。延續此一觀點，Laclau 與 Mouffe (1985: 69) 也指出，葛蘭西所設想的霸權，不是「無產階級霸權」，便是「資產階級霸權」。此外，葛蘭西理解的階級也與索瑞爾不同。對索瑞爾而言，階級是不同力量折衝的結果；對葛蘭西而言，作為行動主體的階級，其形塑則是發生在政治過程之外。這意味了葛蘭西並未真正徹底地從具體的鬥爭來思考霸權。
必須強調的是，以上的討論，重點不在於 Laclau 與 Mouffe 對於馬克思主義危機的解讀是否精確或公允，而是在於說明 Laclau 與 Mouffe 的理論建構策略。很明顯地，Laclau 與 Mouffe 對於第二國際以降的馬克思主義霸權理論批評，針對的不是政治領導與結盟的必要性。他們所致力於凸顯的是，各種必然性邏輯與本質主義（包括預設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且具有領導其他團體的正當性；個別不同的團體在結盟過程中，仍謹守固有的認同等等）對於政治空間的壓縮，使得霸權建構不是顯得多餘，便是無從發生。
受到當代哲學的語言轉向與後結構主義的啟發，Laclau 與 Mouffe 一方面認為所有的社會實踐都是論述實踐—不是把社會作為「語言」的類比，而是主張社會本身就是語言。不論是觀念、對象與行動的意義都不具本質，而只能透過結構中的相對位置取得。也就是說，意義／身份 (identity) 是由結構位置的差異 (difference) 所決定，是「關係性」的 (relational) 而非本質性的。另一方面， Laclau 與 Mouffe 也主張，結構不是封閉或依循某種自我規約原則運作的整體，其形成不是基於任何先驗原則，而是類似傅柯分析論述形構時所提出的「離散中的規律」(regularity in dispersion)。扼要地說，Laclau 與 Mouffe 的霸權理論，即是透過對於此一規律的界定與闡述，所建構的一種以民主聯合鬥爭為核心的政治存有論 (political ontology)。
3.2.1 敵對 (antagonism)、等同邏輯 (logic of equivalence) 與代表 (representation)
Laclau 與 Mouffe 主張，所有的整體（例如「社會」）都需要透過劃出「界限」(limit)，將自身與其他整體或離散元素區分開來，使得自身得以被指涉為一個整體。重要的是，界限的劃分是一種「敵對化」(antagonization) 的過程，而非僅是中立地將整體與其外部切割開來：
一個形構只有將界限 (limits) 轉化成疆界 (frontier)，建立一條等同鏈 (chain of equivalence)，並將界限之外建構成自己所不是者，才能指涉自我 (亦即構成自身)。一個形構唯有藉由否定性 (negativity)、區分 (division) 與敵對，才能將自己建構成一個整體化的範圍（Laclau＆Mouffe1985: 143-144，斜體為原文強調）。
藉由將界限轉變成敵我陣營疆界的過程，論述場域中某些離散、沒有內在關聯的元素 (elements)，便有可能因為共同敵人的出現，暫時懸置自身的差異性，接合 (articulate) 成一條等同鏈，而轉變成「環節」(moments)。當越來越多的元素被接合進來，且由於某些無法預先決定的因素，等同鏈中的某個環節成為整體的「代表」並為整體命名；在此同時，疆界另外一邊被敵對化的「他者」(Other)，也會逐漸成為各種負面元素的象徵。透過敵我疆界的建構與等同鏈的擴張，形成「相對統一的社會或政治空間」，即是 Laclau 與 Mouffe 所稱的「霸權形構」(hegemonic formation)。值得強調的是，雖然在霸權形構的過程中，「代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固定的關係，而是普遍與特殊、等同與差異交互運作的結果。
3.2.2 空符徵 (empty signifier) 與民粹邏輯：以「人民」的建構為例
Laclau 與 Mouffe 經常以盧森堡的「大罷工」為例，說明霸權形構的接合過程。與盧森堡相同的是，他們認為不同的社會訴求在面對共同敵人時，會暫時懸置自己的差異性或特殊性，從而得以與其他團體建立等同關係，形成一個新的整體；與盧森堡不同的是，在 Laclau 與 Mouffe 的理論中，從最一開始的共同敵人是誰，哪一個團體可以成為抗爭整體的代表，抗爭本身、代表與共同敵人是否具有階級屬性，乃是取決於具體歷史情勢，而具有偶然性的色彩。當然，抗爭是否會出現，以及抗爭是否終將成功，也沒有任何歷史階段論或目的論式可以提供預言與保證。
在《霸權》出版之後，Laclau 進一步提出了「空符徵」(empty signifier)，並再度詮釋他在 1970 年代便已經討論過的「民粹主義」，以之將霸權理論建構成為一個更具一般性的理論。Laclau 主張，社會分析的基本單位不是個體或群體，而是「訴求」(demand)。政治結盟的任務不在於在不同的訴求之間找到抽象的共通性，而是在未被滿足的訴求，亦即作為弱勢 (underdog) 的「我們」，與菁英 (elite) 或建制 (the Establishment)，亦即「他們」，之間建立敵對關係，而這也就是 Laclau 所說的民粹主義 (populism)。一如前述，Laclau 認為，建構一條等同鏈所需要的不僅是暫時懸置不同訴求之間的差異，還需要一個原先與某些具體的內容連結的特定訴求，能夠漸漸與這些內容脫鉤，從而代表整個等同鏈，並將之指涉成為一個整體。對 Laclau 而言，只有在某個特定的符徵 (signifier) 逐漸地將自己轉化成既能涵納各種訴求，亦能維持象徵統一 (symbolic unification) 的「空符徵」(empty signifier)，亦即，「沒有符指的符徵」(a signifier without a signified)時，才能建立大眾認同 (popular identity) (Lacalu 2005a: 39-40; 2005b: 69-75)。
Laclau 以政治論述中最常見的「人民」的建構為例：人民既可以被理解為全體民眾也可以被理解為社會中的底層。一旦要成為民粹主義中的人民，底層者便需要宣稱自己是為唯一具有正當性的人民，也就是將自己從「局部」(partial) 轉變成「整體」(totality)，以與不回應人民訴求、導致社會空間崩壞的「權力」抗衡。「人民」的建構因此需要仰賴在人民以及讓人民受挫的菁英之間劃上敵對性的疆界 (Lacalu 2005b, 81, 84-85)。必須注意的是，此處我們應該避免將民粹主義動員中最常出現的「人民」，與 Laclau 用來示範民粹主義建構邏輯、作為「空符徵」的「人民」混為一談。理論上，後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被「國族」、「窮人」、「無產階級」等其他的符徵所置換，畢竟重要的是空符徵在民粹形構 (此一階段的Laclau已經將霸權形構等同民粹形構、而民粹形構也被視為具有一般性的政治邏輯)中的位置。至於哪一個符徵將成為空符徵，則是取決於「社會不均衡」(unevenness)，無法以形式理論推論得出 (Laclau 1996, 42, 43)。
在理論的層次上，Laclau 與 Mouffe 透過強調偶然性與「政治優先於社會」(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over the social)，突破傳統「無產階級霸權」或「工農結盟」的問題意識，使得霸權形構的過程不再是行動者、行動的目的乃至結果都被預先給定的某種歷史原則的體現。此外，透過主張敵對化的疆界與他者是個體與集體認同建構與轉化的前提，Laclau 與 Mouffe 在其霸權理論中設置了一個內在的弔詭：整體與認同存在的可能性條件，同時也是其終極無法完滿的原因。對 Laclau 和 Mouffe 而言，此一弔詭不僅不是必須克服的缺陷，反而是形構霸權的政治過程得以持續開放的契機。
在具體的層次上，Laclau 與 Mouffe 主張，當代左翼進步政治或基進民主必須放棄傳統以消弭階級壓迫為主要訴求、以階級鬥爭為社會改革之先驗形式的立場。Laclau 與 Mouffe 所倡議的基進民主，是在多元、自由、平等的基礎上，接合包括但不限於階級壓迫的各種壓迫進行聯合鬥爭。這意味著秉持非本質主義的立場，藉由在不同的訴求之間建立等同關係，使原先不同的訴求暫時懸置個別差異，並且隨著彼此之間建立的等同關係持續地擴張，形成更全面的社會共識。惟有放棄以某個特定的訴求作為超驗的、普遍的訴求，並且不再指定某個特殊階級體現普遍階級 (universal class) 時，左翼聯合鬥爭才具有民主的內涵。在此同時，透過等同關係的建立，個別訴求也才不至淪為個人主義或特殊主義的認同政治。換言之，Laclau 與 Mouffe 在堅持左翼應當清楚認知並思考如何面對社會多元差異存在的同時，仍不忘呼籲不可因為強調差異而放棄建立一個全面性的另類方案 (Mouffe 2018)。這個立場在 Laclau 討論左派應該如何因應新自由主義霸權時，表達地十分清楚：
如果不能在過去幾十年擴增的特殊主義的基礎上（而非與之對立），建立一個廣泛的普遍論述，左派將沒有未來。普遍性的面向雖然已經在組織特定訴求以及議題取向政治的論述中運作，然而那是一個隱而不顯且未充分發展的普遍性，尚未有能力成為足以激起廣大民眾想像的象徵［體系］。眼前的任務乃是擴充普遍性種子。讓我們擁有一個完整的社會想像，以對抗過去三十年來作為世界霸權視域的新自由主義共識 (Butler, Laclau, Žižek 2000:306)。
在不遺餘力地主張建立全面民主方案之必要的同時，Laclau 與 Mouffe (1985: 188) 也清楚地指出：「民主的體驗應該包含承認社會邏輯的多樣性與其接合的必要性。但是此一接合應該不斷地被重新創造與協商，而達成絕對平衡的終點並不存在」。Laclau 與 Mouffe 呼應 Claude Lefort 對於現代性以及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對於「民主革命」的詮釋，亦即，隨著「確定性的標誌」的消失，權力所在之處成為僅能被暫時佔領的「空場」(empty place)，無可撼搖的法律與正當性基礎不復存在，而足以完整再現∕代表社會的中心亦付之闕如。在這樣的現代性處境中，民主意味的是制度化「對於無可理解與掌握的社會的體驗」(Lefort, 1986: 303)。此一體驗的重點，不是參與一套套的制度規則或形式程序，而是對於終極完滿民主的「不可能性」的體驗。對 Laclau 與 Mouffe 而言，此一終極不完滿的體驗，非但不應傷害我們追求民主的信念，反倒應該將之視為民主政治實踐的可能性條件。一方面，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在接合不同訴求、建立霸權的過程中，平等與特殊性、多樣性之間持存的張力，或可因為認同透過等同關係建立起來的普遍性而稍減，但卻無法徹底地化解；另一方面，若一味地側重等同關係，而將社會切割成二元對立的敵我空間，甚至寄望透過等同關係的無限擴張全然壓抑差異，進而塑造齊一的社會空間，亦無所謂的多元民主可言 (1985：183-84)。換言之，多元與平等之間的張力不但不可能消失，且就其基進民主立場而言，亦不應消失。
3.4 對《霸權》的批評
Laclau 與 Mouffe 在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的基礎上，重新詮釋霸權，使得霸權成為一種抽離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邏輯與政治存有論，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其中，除了對其理論中的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立場所打開的政治行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所勾勒的基進民主願景的讚譽之外，也有許多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批評，為《霸權》一書貼上相對主義，唯心論，文本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等標籤。其中最嚴厲的批評者 Norman Geras (1987)，便抨擊 Laclau 與 Mouffe 的論述理論，將社會化約為沒有共同參照基準的論述，使其無視於先於論述 (pre-discursive) 與理論之外的現實，彷彿一切只在論述中進行。Bob Jessop (1990: 295-302) 則是指稱 Laclau 與 Mouffe 是「空洞實在論者」(empty realist)。他認為，在 Laclau 與 Mouffe 的論述理論中，即使承認思想之外的現實世界存在，卻無法為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或是受到權力與其他因素影響而顯現的趨勢，或者哪些論述接合可以成為霸權方案，以及霸權方案的發生與被接受的可能性條件為何等問題提出更明確的分析。
與此相近地，國際關係學者 Adam David Morton (2005:442-444) 也認為 Laclau 與 Mouffe 過份強調「偶然性」，以致誤讀了葛蘭西的霸權與歷史集團等概念。Morton 指出，Laclau 與 Mouffe 試圖將葛蘭西的理論放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中檢視，忽視了葛蘭西強調的具體政治與歷史情境，以及過往歷史對於現下的影響。也就是說，Laclau 與 Mouffe 在將葛蘭西的概念去歷史化、建立其抽象形式理論的同時，迴避了何種社會經驗與力量提供了接合實踐的可能性條件，以及何以某些社會行動者（例如資本家）可以或無法成為革命主體等問題，使得歷史徒然成為利害關係不明的論述場域。同樣深受葛蘭西影響的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 (1996: 148) 則是較為持平溫和地指出，Laclau 與 Mouffe 的問題「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歷史」。兩人的理論雖然取得極度抽象與論證嚴謹的理論高度，但是在此同時，卻忽略了造就當下處境的歷史因素與限制，亦即，結構力量與資本主義的趨勢。
3.4.2 霸權—基進民主再思考[5]
除了前述欠缺實質歷史分析工具的批評之外，Laclau 與 Mouffe 的基進民主理論強調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不會消失，且民主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政治過程，也帶出了許多問題：政治是否無可避免地涉及認同的建立、疆界的劃定與排除？是否存在其他的政治想像，既不需要認同，也不進行任何排除／收編，且能跳脫敵我對立與代議機制？近年來以「人民」對抗「體制」或「菁英」的「民粹主義」當道，許多評論者便呼籲我們不僅應該思考「人民」是否已經不再適合做為民主政治想像的主體／主題／主語 (subject)，也應該更深刻地檢視以民粹主義的方式建構人民的政治邏輯本身。確實，若以 Laclau 將民粹動員等同為霸權形構的角度來看，儘管民粹主義的確可能發展成為保守排外的右翼民粹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卻也是底層對抗各種宰制、不被各個擊破或收編的不二法門。此處的問題涉及的顯然不僅是對於具體歷史情勢與政治策略的不同判斷，更是政治存有論層次上的差異。
簡要地說，我們可以針對 Laclau 與 Mouffe 以霸權形構為核心的基進民主理論，提出以下四個問題：（一）必要性：在當前多元差異的社會情境中，民主鬥爭是否必然得要採取聯合鬥爭的形式？個個擊破式的鬥爭是否不可能或不可欲？（二）可能性條件：即使接受聯合鬥爭之必要，聯合鬥爭的可能性條件為何？如果我們接受 Laclau 與 Mouffe 對於歷史偶然性所抱持的基進立場，我們是否也只能消極地等待政治行動的出現？（三）機制：聯合鬥爭是否必然只能透過建立敵對化的他者、擴張等同鏈的方式才能實現？在霸權建立的過程中，是否必然需要一個可以接合不同訴求，並成為共通性的代表，亦即 Laclau 所說的可以吸納不同訴求的「空符徵」？（四）基進民主：整體的代表與其它訴求之間，亦即不同訴求之間，如何可能實現自由與平等？在建立霸權的過程中，原本被暫時懸置的個別訴求之間的差異，在什麼意義上不會完全消失？在持續擴張的霸權形構中將發揮何種作用？是否會因為建立霸權或全面性民主方案的階段性目標，犧牲多元自主與異質性的空間？在政治鬥爭的場域之外，是否需要預設某些倫理或規範性的立場，始能推動基進民主的實現？
不同的評論者側重的面向不同，例如，Simon Critchley (2004) 便指出 Laclau 與 Mouffe 的理論缺了規範面向，使其無法保證霸權實踐必然朝向兩人希望實現的基進民主發展。William Connolly (2004) 則是認為朝向基進民主的霸權形構需要培養相應的多元精神特質 (ethos of pluralization)。Connolly (1995, 2002) 所倡議的強調尊重與回應倫理的爭議式民主 (agonistic democracy)，也就成為有別於強調敵對的另外一種基進民主的想像 (Norval 2001:728)。在政治倫理問題之外，Žižek (2006) 則是在早期啟發 Laclau 與 Mouffe 重新思考主體，並進一步理論化「終極不完滿」的問題之後，質疑 Laclau 與 Mouffe 完全放棄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實質分析與階級鬥爭。至於在過去二十年備受矚目的諸眾政治 (Hardt &Negri 2000, Negri 2002, Virno 2003)，則可被理解為不論在政治主體形構、組織型態、行動可能性條件的思考上，皆與霸權理論不同的政治存有論（萬毓澤 2006、2007；Tønder and Thomass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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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相關資源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Antonio Gramsci”,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gramsci/
International Gramsci Society
http://www.internationalgramscisociety.org/index.html
